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之研究：方法与立场

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之研究：方法与立场（一）《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一书，最近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是邓正来先生潜心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结晶。

邓先生是著名的哈耶克政治哲学和法哲学著述的中文译者，他翻译出版了哈耶克相关领域的主要著作《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论文集》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凡两百万言，可谓工程浩大。

近年来，学术界一大令人忧喜各半的现象便是对西学的快餐式译述，可邓先生当另眼相看，他是在选择以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为自己研究对象之后，才着手进行艰苦的翻译工作的，他因此而称自己的译事为研究性翻译作业。

在翻译工作的进行中，他研读了哈耶克的绝大多数论著和一些被公认为重要的研究哈耶克思想的二手西方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八篇专门性研究的长文：“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再研究”、“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过程：哈耶克法律理论研究的补论”、“‘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哈耶克正义理论的研究”以及“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加上另外与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相关的三篇评论性文字，共计十一篇文章，构成为这部论文集的主体。

邓先生说：“这部论文集是我在近八年中做的一些作业，而我之所以把它们称作‘作业’，主要是为了表达这样两个意思：第一，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并不是我研究的目的，而毋宁是我为了对哈耶克这一脉理论中所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或开放出来的问题进行检讨和批判而做的前提性准备工作；或者说，我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实是为了更妥切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

第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只是西方论者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秩序理论脉络中的一个重要脉络而已，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我的作业尚未完成；因此，我还必须继续对其他阐释和认识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重要理论脉络进行研究和分析。

” 由此可见，在邓先生的治学历程中，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给定”的课题，而是基于自己所关注的学术问题而主动选择的结果。

因此，他不属于跟风式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之列，尽管“哈耶克有关自由市场的思想或许因为与当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或社会转型的推进有着某种‘经验性’的关联而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重新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但是，我着手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的那几年，却是他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大大减退的年代，一些论者甚至宣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对中国已失去了意义。

” 这从根本上说既超越了学术对经验性问题的功利主义态度，也摆脱了学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性地位。

也只有如此，才可能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立场，最终守护人类知识所应当具有的批判性力量与资格，而这恰恰是邓先生高度自觉并身体力行的追求目标。

邓先生之所以说自己的“作业”“尚未完成”，无非是要表明他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视，并不是出于对哈耶克思想和学说的全面接受或赞同，而在于他认为哈耶克向自己展示了知识的另一种可能形态及其在社会秩序形成过程所起到的作用，这对于解决自己所关注的学术问题恰恰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邓先生带着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严肃而认真地翻译哈耶克的著作，详尽而深入地重述哈耶克的思想，既是对前人知识贡献的起码尊重，也是对自身所关注的学术问题之真实性的鉴别，同时又不因自己研究对象的深邃与博大而丧失进一步追问和探究的学术勇气。

他之所以“还必须继续对其他阐释和认识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重要理论脉络进行研究和分析”，应该说是与自己实现“对哈耶克这一脉理论中所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或开放出来的问题进行检讨和批判”的学术追求直接相关的。

上述邓先生的“夫子自道”，无疑宣示了自己的“自主性”学术立场和追求目标，而这种宣示又是与自己置身其间的时代场景的变化和学术趋向紧相关联。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其实早已传入中国学界，不过最初是作为“反面教材”而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为极其少量的人所知晓，而且知道哈耶克理论的学人是承担着严重的政治风险的，即使对之心仪也只能是窃窃私语而不敢放言。

随着国际国内政治情势的变化，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一方面因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及体制转轨而使其对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尖锐批判和对法治下的个人自由及自生自发秩序的主张得到了某种经验性的证明，进而在西方国家和东欧诸国重新赢得了一席支配性地位”，在中国也同样因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而风行一时，甚至论及“法治经济”而言必称述哈耶克：“然而另一方面，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又因为以意识形态为标识的冷战的结束而失去了曾经使他的理论话语得以型构的某种重要的对立性参照系，甚至连它的‘存在性基础’都在各种后现代论述的质疑或询问中仿佛被颠覆掉了”，中国学界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在热闹三五年之后也很快转入沉寂。

邓先生之所以在当代中国学界已失去了对哈耶克思想的巨大热情的背景下，依然投入如此之多的精力去系统翻译和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这实在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知识兴趣所致的问题，他要清理和守护的是哈耶克自由主义学说的纯粹理论价值和意义，而政治意识形态的潮起潮落并不可能销蚀掉其纯粹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邓先生要追问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自由主义在其对立性的参照系或集权暴政国家趋于消失的境况中还具有何种意义？” 在仔细检讨中国学界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论式的前提下，他发现对这个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在新形式下所必然要开放出来的“基本问题”，无论是做否定性的回答，还是做肯定性的回答，从本质上讲，“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式的表态，因此否定性论式一般都看不到哈耶克自由主义中所隐含的对‘组织’或‘唯理性’等现代性构成要素所提出的根本性质疑，而肯定性论式则无力洞见到自由主义（尤其是哈耶克自由主义）中所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这些意识形态式的表态对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关心。

于是，与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以‘意识形态’方式重新流行这种现象构成鲜明对照的，正是中国论者对他们所捍卫或反对的自由主义本身——特别是其间的理论问题——的基础性研究的严重缺失。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洞识。

惟其如此，我们阅读邓先生的这部著作就不仅能够可靠地了解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本身，以丰富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知识体系；更是可以获得思想的启迪，而调动起我们追求纯粹学理的激情与活力。

（二）然而，现实的政治情势和意识形态的喧嚣对于纯粹思想和理论的发动又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思想的主题是由时代给予的，思想家的职责和使命则在于自觉地回应时代的主题，给予时代主题以理性的呈现，并探究问题解决的精神方向和实践方案。

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政治哲学谱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又的确与二十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与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影响有关，哈耶克终其一生都在与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作毫不妥协的斗争。

尽管他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念带给二十世纪“社会理论”的不良影响作了彻底的清算，甚至勘察出正是黑格尔、孔德等人的思想“导致了二十实际的极权主义”。

但他本人思想的产生和演进逻辑却又没有能够超出黑格尔所阐明的“历史规律”。

黑格尔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

” 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精神需要的哲学尽管有其自身产生自身、规定自身的内在生命力和发展动力，但它仍需要有外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一个民族之精神发展到一定的自觉阶段，哲学才会出现。

“当哲学自身产生出来时，是以自然的阶段作为它加以否定的出发点。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而旧有的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

精神逃避在思想的空旷领域里，它建立一个思想的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

” 具体而言，“现实世界的没落”意味着曾经是和谐而平稳的有序化世界的崩溃，人的生活因此而陷入一种不可预期的混乱状态，没有了最起码的生存安全感，无奈、忧虑、紧张和痛苦成为生命无法摆脱的梦魇。

愤怒出诗人，忧患催生思想家。

就黑格尔具体探究的人类哲学思想的开端而论，古希腊之雅典城邦既是诗人的摇篮，也是哲人的故乡，“在雅典，由于雅典民众生活的败坏，哲学兴盛的时期反而到来。

” 而且，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与它置身其间的具体民族的生存形式密切相关：“它与这个民族的法制和政体、伦理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技术、风俗习惯和物质享受是同时并存的。

” 邓先生在其《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一文中详尽地描述和阐释的支撑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跨度长达六十年的知识立场的转换，应该说同样印证了黑格尔的深刻洞见。

邓先生将回答“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秩序之间的繁杂关系”视为“哈耶克终身问题” .如果我们撇开二十世纪人类政治情势、尤其是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所带给人类的灾难性影响而不顾，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就不可能得以彻底张显；就是从纯粹思想理论的渊源角度而论，问题也未必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哈耶克何以要将自己的理论视野回溯至古希腊，而高度赞赏苏格拉底的知识观，并进而开示出“必然无知”的政治哲学意蕴；他何以对吉尔伯特？赖尔“知道如何”的哲学阐释以及博兰尼“默会知识”的理论如此一见倾心而心领神会，进而实现了邓先生所特别看重的从“知”到“无知”脉络上的知识观的转换；他何以要在自己知识观的坚定信念的支持下把所有结社、制度和其他社会型构的社会秩序类分为不是“生成的”就是“建构的”，并用“自生自发的秩序”概念指称“生成的”社会秩序，而将“建构的”社会秩序称为“组织”或者“人造的秩序”，进而高度肯定“自生自发的秩序”所赖以型构和维续的“正当行为规则”，而对“人为”的“理性立法”报以警惕，等等，所有这一切如果离开黑格尔所特别强调的“现实世界”的“起源”性因素，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对于人类思想史的回护和理论开掘的意义就难以真实地呈现出来。

之所以要特别声言这一点，是因为我在阅读邓先生这部决意摆脱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性、而重在言述和阐释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著作时，脑海里总是不断地浮现出人类杰出思想家们的身影，诸如西方思想界的普罗塔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还有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荀子等等。

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同样为这些思想家们所关注，甚至可以说，社会秩序及其制度问题是人类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而对“个人与社会整体秩序之间的关系”之探究是政治哲学家们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

我以为，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之所以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不因为他发现了什么“新大陆”而填补了什么学术“空白”，而在于他对政治哲学之永恒主题的高度自觉；在于他对人类政治哲学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传统的尊重、熟悉与了解；在于他对“现实世界”也即二十世纪盛行的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所必然产生的灾难性影响的“先知”般预见和洞察；在于他基于自身的理论预见和思想洞察而抱持的对人类命运的真诚关怀和高度的责任意识；在于他不因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激愤和厌恶而始终保持学者的冷静态度和理智的学术精神；在于他敢于直面现实、不是不凭空幻想、构筑无谓的“乌托邦”理想，而是认真回望人类思想史、仔细梳理人类为追求自由而累积的自由主义知识传统，进而使得先前各种自由主义理论（不限于苏格兰思想传统）在自己所建立起来的逻辑体系中呈现出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不为尊者讳而理智地检讨和批判先前各种自由主义理论学说在知识上的严重错误、尤其是在思想观念上的致命偏见和误区及其对人类政治秩序型构所应承担的知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