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游诗歌

论陆游诗歌的艺术特色

南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靖康之变”已在宋人的心灵上留下了耻辱的记忆。中原沦陷，南宋小朝廷靠屈膝求和、不思进取、偏安江南，加之岳飞等抗敌爱国英雄的被害，更激起了广大百姓和富有正义感、有民族自尊心的士大夫的爱国热情。诗人们也从此逐渐放弃了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取古人成言”的条条框框，使诗歌创作面向社会人生，反映多灾多难的时代生活，体现了民族的呼声，诗风也随之一变。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少年时即受家庭中爱国思想熏陶，高宗时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信念始终不渝。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风格雄浑豪放；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清新之作。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杨慎谓其词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陆游的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陆游的著作有《放翁词》一卷，《渭南词》二卷。《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存词130余首。他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一直被人民广为传诵。陆游以现存诗作9000多首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诗歌作品存世量最多的诗人，创造了一项诗歌中国之最。

陆游的诗歌创作和他的生活经历有紧密的关联，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放翁诗凡三变”，即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这样的说法基本上符合陆游诗境界的变化。

陆游诗歌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国主题和日常生活的吟咏。正如《唐宋诗醇》卷四二所说：“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宕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歌咏，以寄其意。”抒发自己扫胡尘、靖国难，为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呐喊，是陆游诗歌内容的首要特征。这类作品同时有两个侧面组成：一方面是他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壮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他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他的诗中始终贯穿的一个特征就是“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的豪情壮志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从这一精神出

发，陆游激烈地抨击那些苟且偷安之辈和朝廷的妥协求和政策，这也是陆游诗歌的又一个特色。尽管陆游对祖国有着献身精神，但“报国欲死无战场”，长期遭到冷酷现实的扼杀，因此他的诗中有大量作品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愤，这同样是他诗歌内容的另一鲜明特色。可以说，无论是从质量上来看，还是从数量上来看，无论是从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从对后代的影响来看，陆游的爱国诗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把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主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说以表现民族意识为主要内容、以豪放悲壮为感情基调的一类作品构成了陆游诗歌的主旋律，那么，陆游还有不少诗歌以细腻冲淡的笔法、闲适恬和的情调，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它构成了陆游诗歌的另一种旋律。这类诗歌往往以平和朴素的韵味和深永秀逸的意境感染读者，使之在细细的品味涵咏中感受诗人的人生情趣和审美理想。

陆游生活在唐宋诸大家之后，前人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集众美于一炉因而也成了他诗歌的一大特色。他早年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中年之后的诗风有所变化，主要是他广泛学习了前人之长。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从屈原、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高适、元稹、白居易乃至宋代的梅尧臣、苏轼等诗人，都是他借鉴的榜样；李白、杜甫、白居易、梅尧臣等人的艺术风格，从不同角度都给他以影响。他的诗融百家之长，成一家之风。正因为师法广泛，又从自身的需要灵活运用，再加上诗作繁多，陆游的诗歌风格多样，具有诗经之风致，屈原之浪漫，陶渊明之淳朴，王维之静穆，岑参之恣肆，李白之壮浪，杜甫之沉郁，梅尧臣之古淡，苏轼之飘逸，一直曾几之规矩、吕本中之流转。诗歌的体裁各体兼长，其古体诗豪放遒劲，律诗精工圆美，绝句深沉而有情致，尤其以七律写得又多又好，为前人所推崇。沈德潜说：“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帖，当时无与比埒。”（《说诗晬语》）由于内容的不同，这些七言律诗在风格上也有差异：抒发报国之志、悲愤之情的一类，偏向于深沉郁勃；描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一类，则偏向于简淡古朴。陆游是我国古代在七律诗的创作上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当然，陆游诗在艺术上并非没有缺点，这主要表现在有时过于圆熟，不免失之粗滑松脱，显得气势有余而含蕴不足；由于诗写得又多又快，有些作品免不了自袭窠臼，词意重出互见，往往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清人朱彝尊说他“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不是毫无道理的；由于他学习和运用各种不同的风格，使得他诗歌的独创性不能得到很强的体现。至于用典过于堆垛、化用前人诗句而缺乏新味的情况也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