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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两大悖论及其启示

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发生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1856年出版的。在本书中托克维尔主要阐述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其中他提出了两个很有名的悖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和“何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本文主要对两大悖论阐述了个人的理解，并试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一、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18世纪法国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法国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托克维尔在书中写到：“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公共繁荣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所有迹象都表明了这点：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的更快。”[1]那么为什么这种繁荣的景象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呢？！托克维尔本人的答案是这样的：“尽管财政管理已经像其他部门一样完善，它还保留着专制政府固有的毛病。”[2]“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这些每天都在增加开支，而收入却并未按同一比例递增；这就使国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任更严重的财政拮据中。和前任一样，他不断使他的债权人收不回债；像先王一样，他像四面八方举债，既不公开，也无竞争，债权人不一定能拿到定期利息；甚至他们的资本也永远取决于国王

的诚意。”[3]当时的法国人为政府购买公债，利息则绝不会在固定的时期获得的。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给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而他们所垫出的钱是没有偿还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的。就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的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个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4]以上是托克维尔作者本人对上述悖论的解释。从他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明白，这里所指的“繁荣”，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每个人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里面所指的“繁荣”，其实归根结底是上层阶级，即教士、贵族等特权阶级的富裕生活。而在社会等级最底层的，属于第三等级的农民、资产阶级、律师等人们并没有真正的从中受益。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等级的第三等级的人们只是为他们上一等级的人们创造了“繁荣”。因为国家通过各种方式集收人民的财产，尤其是用卖债券的方式集资，为上层阶级提供了美好生活。其实，单从这一悖论的层面出发，我们会发现反对国家的都是有钱人，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正因为有钱他们才会去买国家债券，从而陷入“搞冒险贷款”一样的境地。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其实，如果说社会真正的繁荣了，那么理论上人民一定会过上幸福生活，怎么可能会带来社会大众的不满呢？！可见，那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繁荣”，付出的则是多数人的代价。也就是说，“繁荣”对于第三等级的人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假相，他们可以看得见社会上繁荣的景象，但是他们不能亲身去体会，享受这种“繁荣”，因为他们大部分财产都被国家借走了。

所以，从托克维尔的这一悖论中，我们可以得出，社会的“繁荣”必须是涵盖占多数数目的人民大众的“繁荣”，而不可以是少数人的“繁荣”。如果只是“少数人的繁荣”，那么只能说明权力在少数人的手里越来越集中，国家越来越腐败。法国当时就是集权专制越来越增强，国家越来越腐败。

二、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中，第二个悖论就是：“何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法国人民――主要是农民，承受着很多种税赋。比如说年贡（cens）、田租（champart）、三十年?、人头税、什一税等等很多种。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每天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那么为什么想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呢？！可见，国家并没有真正做到减轻人民的负担。从这一悖论里所谈的内容来看，确实，事实上并没有做到减轻人民的负担。

首先，路易十六在君主统治的末期确实对穷苦人民产生了怜悯之心，想要为人民减轻负担。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能真正的做到。正如书中所写到的：“大革命前13年，国王试图废除劳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说道：‘除少数几个省（三级会议省）外，几乎所有王国的道路都是由我们臣民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无偿修建的。一切负担便全都落在那些除了双手一无所有并且与道路只有极其次要厉害关系的人们头上；……这样一来便剥夺了他们抵御贫苦饥饿的唯一手段，让他们为有钱人的利益劳动。’”[5]在书中还写到：“与此同时，人们着手消除工业行会制度加给工人的种种痛苦，以国王的名义宣布”。[6] “1780年，国王向臣民宣布今后增派军役税必须公开登记，……”书中还写到：“朕欲保卫人民免遭无衣无食之苦，有钱人强迫他们劳动，高兴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7]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听任另一部分贪婪的人摆布。”[8]从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国王确实试图减少人民的苦难，但是“几个月以后，行会和劳役制重新恢复。”[9]他并没有真正的做到。从另外一些内容，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比如说书中写到：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上，贵族等级和教士等级描述了劳役的罪恶后，自发地同意捐赠50000里弗尔改善乡间道路。但是，在自愿出让捐税不平等的利润时，他们却还想保留其外表。在抛弃他们权利的有益部分的同时，他们细心保留着令人憎恨的部分。通过这一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国王的一些想法并没有实现或他并没有做到。劳役制并没有废除，对人

民的不公平现象仍旧存在，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变，反而在越来越激发人民的憎恨。在这一悖论中，除了国王对穷苦人民――主要是农民产生过怜悯之心外，还有一些其他怪现象的出现。书中写到：一些完全由免纳军役税的地产主组成的省议会，一心打算继续免纳人头税，但却同样用最暗淡的色彩描绘这种军役税使人民蒙受的苦难，也为农民的事业热烈地申辩。他们将军役税的一切流弊编织成一幅可怕的图画。但是就在他们关心人民的明显表示中，却不时加进公开蔑视人民的话语。那么为什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呢？！人们一方面在帮助农民，一方面却又在谩骂农民。我个人觉得以下的一种原因是使这种怪象出现的主要导火索。虽然说，地产主、特权者、资产阶级有的时候在帮助农民，替他们说情，为他们减轻负担提供帮助，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初衷。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或得到利益。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国王抗争，感到力不从心的时侯会拉拢一下农民以便增加势力与国王抗衡。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一边在帮助农民，一边又谩骂农民的原因之一。

悖论的最后阶段，随着特权者、资产阶级与国王之间矛盾的锐化，再加上农民不断的受到欺压与剥夺，资产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联合了起来，展开了一场革命。正如书中所写到的：“正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