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

马景阳2130206

一、文明冲突论产生的背景和内容

冷战的结束使得原来为其所掩盖的问题和矛盾，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边界纠纷、难民流动、恐怖主义等等凸显甚至爆发出来，成为影响世界安全的重要因素。世界处于变化之中，面对这一变化带来的不安与挑战，人们需要为自己和社会寻找方向。

如何认识当前的世界，把握国际关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成为政界和学界思考的主题之一。国际关系界的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即为其中突出的一种观点。

塞缪尔*亨廷顿系美国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该校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曾担任卡特时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为当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左右手，并经常担任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部角色，政治上，他以保守出名，曾因支持越南战争及卷入诸多中央情报局研究项目等原因，一度被人斥为“疯狗”。学术上，他以当代马基雅维里自诩，一向以提出极具争议的观点或理论而闻名于学术界。他的十多种学术著作大多探讨当代重大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理论问题，在学术上颇多建树。

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夏季号发表《文明的冲突？》，1993年底又在该杂志的冬季号上发表《不是文明又是什么？》的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从而较为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文明的冲突”的世界范式。从他的《文明的冲突？》问世之日起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论争，以至于被视为1947年乔治坎南在《苏联行动的根源》中提出遏制战略以来在外交理论界引起反映最强烈，争论最多的文章。

亨廷顿提出，世界正面临混乱，产生这种混乱和纷争的原因，如果不是基于文明上分歧的因素，那究竟会是什么呢？他认为，文明的冲突作为世界政治的核心因素正在取代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文明的模式比其他任何模式更能准确地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在这基础上，亨廷顿将当今世界的主要文明分为西方(基

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可能有非洲文明。他断言，目前儒教和伊斯兰教正在进行合作，从而对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提出了挑战。为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应当联合同类文明，打击儒教和伊斯兰教，遏制异类文明的挑战文明冲突论，迎合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利益，有助于消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后出现的迷茫感。因此，其具有存在的意义与土壤。

纵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主要有三个核心论点贯穿始终：

1. 未来世界的政治划分将以文明为主要分界线，文明冲突将取代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矛盾成为未来世界的基本矛盾。

2. 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矛盾。

3. 西方政府应着重警惕伊斯兰世界，防备伊斯兰世界同儒教国家结成联合阵线的可能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目的是想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乔治·凯南，为美国新时代的外交行动提供指南，但是此论具有很强的冷战意识。此种意识必须为美国找些敌人，树立靶子，这样可以增强本国和西方国家间的凝聚力，维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二、国内外学者对于“文明冲突论”的研究现状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论文主要是政论文章而不是学术文章。它在各国新闻舆论界和政界所激起的政治反响，也超过了它所引起的学术思考。甚至可以用群起而攻之来形容亨廷顿的论文所引起的反弹。就美国来说，从总统到驻外大使的众多官员，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否认与“文明冲突论”观点有任何牵连，或者直接批评这种观点。其中缘由很容易理解：如果公开赞同亨廷顿的观点，就等于把伊斯兰文明圈和儒教文明圈预设为美国的战略敌人，而美国领导人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绝不愿意把那么多的国家推到自己的政治对立面上去。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对亨廷顿的理论进行口诛笔伐。亨廷顿根据自己的文明冲突预言提出的政策建议，其实并没有新的东西，都是美国已经在做的事，但很多事情往往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国内不少学者对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也发表了严肃的评论：

刘靖华:《冷战后世界冲突问题---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持类似

的看法。他认为，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消解了国际政治的利益对抗的真实含义,但实际上，冷战后的世界仍旧是一个多极经济利益和权力关系动态平衡的世界。当这一关系失衡乃至严重崩坏，社会就会产生冲突乃至战争。道义、宗教甚或文明都将退为经济利益及权力平衡关系这一巨大现实力量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

王逸舟认为，总体上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政治仍然会以国家之间关系及其同国际组织的关系为中轴，种族的、民族的、文明的差异只会使主权国家产生更多的裂变而不是使其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间的冲突不会超过、盖住或压倒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实际的经济、政治利益决定的国家间和地区间冲突

王缉思在其著述《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文明冲突--论战述评》等文中认为，对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追求，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对物质利益和资源的争夺，都是世界政治的动力。国家范式主张国家行为的根源是利益、权力因素，而文明冲突范式则认为是文明(文化)因素。这里确实存在着亨廷顿所说的人为地制造了国家与文明的毫不相干的对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范式首先针对的是从国家利益角度观察国际关系的传统范式，其初衷是想以文明冲突范式取代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强烈的两霸相争范，突出冷战后文明(文化)因素相对于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文明冲突范式本身是对国家范式的批评和替代，但却并不排斥国家在当今世界舞台的重要作用，并不否定利益政治的本质。

倪世雄也认为: 文明冲突论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冷战国际关系变化及特点的新视角

中国学者的观点则大致可概括成以下几点：

1. 当今世界以及未来世界的矛盾冲突，起决定因素的仍然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思想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利益直接关系着各民族国家和人群集团的生存与发展，并构成文明的物质基础。

2. 世界政治一体化的趋势加强了诸文明间的联系，除可能像亨廷顿所言，引起冲突外，也有可能加强了诸文明彼此间的了解与渗透，有助于缩小差异，消弭仇恨

3. 就中国文化意识形态而言，儒教文明是不具有攻击性的，它主张“和为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