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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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
摘要:“境界”一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由来已久。受到了前辈境层理论的启发,王国维的“境界”说又在前辈境层理论上有所发展。王国维将“境界”作为创作原则和评判标准,分析诗词的演变,评价诗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因此,“境界”说是王国维文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关键词:境界;造境和写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首先为我们提出了造境与写境之别,他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所谓“造境”是指取材于非现实中实有之事物,用想象、夸张、虚构的手法创作境界,表达作者的感情;所谓“写境”则是则取材于现实中实有之事物,客观地描述世事、人生。但是两者又不能截然画分,因为作者的灵感来源及题材是共同的,都是自然与人生,只不过所偏重的地方与表现手法不同而已。无论诗人虚构想象之境是多么荒诞,它的构思一定遵循自然之法则;而当诗人观察描写自然景物、人生百态时,也必然对现实之物以自己的主观取舍,进行筛选、提炼、改造,因而所写之境,也必根据心中的理想而来。以下以北宋词人宋祁的《玉楼春》和张先的《天仙子》为例来说明:
在《玉楼春》这首词中,我们首先看到了一幅春景图,在这幅色彩鲜明的图画中,有波光粼粼的湖面,有随波荡漾的轻舟,有翠绿的烟柳,有竞相开放的杏花……。王国维特别指出“闹”字所起的画龙点睛的作用,一个“闹”字,是如此生动地展现了春天的气息以及生命的跃动,它使原来静止的画面活了过来,使我们感受到一股蓬勃的生机,作品的境界由此全出。
《天仙子》写的也是春景。与前一首不同的是,它写的是暮春,而且着重刻画夜景:大好春光转眼即将过去,黑夜来临,一切喧闹都归于寂静。鸟儿不再活泼地飞来飞去,它们要睡了,人也隐没在深深的帘幕后面。黑暗中一切生物仿佛都停止了活动,只有天上的月亮偶尔穿过云层,花朵也轻轻摇曳自己的影子……。张先使用一个“弄”字来描写顾影自怜即将凋谢的花,赋予它一种不甘自弃而又无可奈何的伤感意味,此一“弄”字亦使境界全出矣。
此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有我之境”,是指当人们感受到“我”的意念,所以与外物有某种对立的利害关系时的境界;“无我之境”是审美主体与外物无利害的关系,审美时心如止水,全部沉浸在外物之中,达到了物我融合的境界。王国维所说的“有我”、“无我”是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一对子范畴的建立,根柢仍在叔本华的哲学美学体系之中。叔本华认为,人类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一样,都为意志所控制,一切行为和动机都由意志所决定和支配。意志在人身
上体现为许许多多的欲望,一个欲望刚刚满足,另一个欲望又产生了,而欲望十之八九是得不到满足的,所以人们总是不断处在追求欲望的纠结烦恼之中,整个人生便是这样充满了痛苦。
经由此种观念,我们便可体会他所说的“有我之境”,其实是指当人存有“我”的意志,因而与外物有某种对立之利害关系时的境界。王国维把饱受“欲”、“生活”折磨的人称为“欲之我”。而“无我之境”则是指个人抛去自我的意志,与外物并无利害关系相对立时的境界。只有少数人能摆脱欲望的束缚,不再将外物视为与自己对立冲突,而是从自然和生活中感受美,于是从痛苦的人变成快乐的人,即“知之我”。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便都可视为“我”与“外物”相对立,外界的景物对“我”有某种利害关系的境界,所以是“有我之境”的词句。至于“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可视为“我”与“外物”并非对立,外界之景物对“我”并无利害关系时的境界。在“有我之境”中,既然物与“我”是对立的关系,所以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在“无我之境”中,则我与物已无利害相对的关系,而与万物合而为一,所以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在“有我之境”中,诗人尽情挥洒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当他观照外物时,无形之中就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在外物身上,所以在他的诗中,一切外物便附有他自己的感情色彩。如“泪眼问花花不语”,诗人含泪问落花,仿佛落花真的可以回答他的问题。然而落花无言,只是纷纷飘落,诗人眼中的落花,如此鲜明地带有了作者的感情色彩,以至于我们也分不清,究竟是他为落花而伤心,还是花为他的伤心而零落。于“无我之境”中,诗人以一种纯粹的眼光去观赏客观景物,从而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例如,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诗句,“澹澹”、“悠悠”二词,早已透露这首诗后面欲描述的“物态本闲暇”的一份“闲暇”的感受。另外王国维所谓的“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并不认为“无我之境”高于“有我之境”,本来王国维对于“有我” 、“无我”二种境界,就没有高低之分,只要看他对于那些属于“有我”的作品及作者,如对小说《红楼梦》,词人中之李后主的喜爱,都可以证明。其实这种说法也源自于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叔氏之哲学认为世人莫不受意志的驱使支配而为意志之奴隶,他的哲学的最高理想就是摆脱意志,追求无欲。以此论之,大部份文学作品不外乎意志、欲望的表现,因而经常与物对立,成为“有我”之境界。然而能超然于意志的驱使而表现“无我”之境的作者,就叔氏之哲学言之,必然算是能自树立的豪杰之士。这种说法仅仅是就叔氏哲学的立足点而言,与文学评价的高低并无必然关系。
探寻“境界”说,我们可发现:无论是造境、写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都是从人的主体的一方面来立论,以人为中心,突出人在审美、创作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作品必须真实贴近地表现自我情感,要以真心实意来写真感情、真景物。总而言之,王国维标举“境界”一词,为我国传统文学批评树立了一座新里程碑,也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创了新局面,使《人间词话》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的桥梁,对文学美学的研究和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2]高乃毅.王国维的“境界”.《文学评论》,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