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垃圾处理方法与经验分析

国外垃圾处理方法与经验分析

1、垃圾焚烧占主流

当前，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三种方法。在西方国家，垃圾焚烧是垃圾处理的主要手段。瑞士80%的垃圾为焚烧处理，日本、丹麦垃圾的70%以上为焚烧处理。填埋处理在美国依然是处理量最大的方法，占比达到56%。我国垃圾焚烧处理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主要发达国家垃圾处理比例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主要发达国家垃圾处理比例与中国对比

目前我国人均垃圾焚烧量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一方面与人均垃圾产生量有关，同时与垃圾焚烧占比低有关。2011年我国城镇人均生活垃圾焚烧量为37.6千克/年，2007年欧盟人均垃圾焚烧量为127.7千克/年，日本2005年人均垃圾焚烧量为315.5千克/年，美国2007年人

均垃圾焚烧量已达到95.1千克/年。

图1:我国人均生活垃圾焚烧量与发达国家对比

2、德国:重视循环利用、周密高效的垃圾处理体系

在德国，大多数垃圾被回收利用，其次是填埋，其余垃圾直接焚烧后发电。经统计，德国每年产生垃圾6000多万吨，其中3500万吨被回收利用，1100万吨被焚烧，另外1500万吨填埋，回收利用、焚烧、填埋分别占57%、18%、25%。

1972年，德国就通过了首部《废物避免产生和废物管理法》，开始对垃圾进行环保有效的处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将废物处理的管理理念确立为“减量、循环与再利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实施了《物质封闭循环与废弃物管理法》。到2005年，德国就有60%多的市政垃圾得到再循环处理，生产过程中的垃圾再循环利用率达到了65%。

3、日本:严格分类基础上焚烧为主的垃圾处理方法

日本由于土地面积的狭小，一直以来都坚持以减少最终填埋量为主要处理方式，并且明确提出了“3R”原则，即减量控制(reduce)、回收利用(reuse)和循环再利用(recycle)。现在，日本80%的生活垃圾被进行焚烧处理，5%左右被回收利用，剩余的15%被填埋。

在日本，每家每户墙上都贴着垃圾回收时间表，每周七天回收垃圾的种类各不相同。生活垃圾先分为可燃、不可燃、大型垃圾、其他类垃圾和电子类垃圾等类

型，大类下面再分小类。垃圾在被运到垃圾处理站后，会经过严格分类后再被运到终端处理厂。

4、美国:回收、处理、再利用的生活垃圾商业运转模式

在美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回收、处理、加工及销售在是一个系统的产业，依靠商业模式来运行。目前，美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主要有回收、焚烧和填埋。其中回收占30%，焚烧占14%，填埋占56%。

填埋处理在美国依然是处理量最大的方法。但总的呈下降趋势，填埋废弃物的总量从1990年的1.27亿吨降低至2001年的1.16亿吨，同时填埋场的数量由6326个减少至1858个。

焚烧也是美国重要的垃圾处理手段。根据美国环保局2007数据，美国共有87座“废物能源回收厂”(WtE)，分布在26个州，共有焚烧炉220台，设计总处理能力9.4万吨/

日。

5、发达国家垃圾处理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垃圾处理模式背后，首先是合理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其次是完善健全的垃圾管理法律法规以及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此外，还有一些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如用户收费制度、产品或包装费、押金返还制度、填埋税等，保障垃圾处理的高效可行。

表2:发达国家生活垃圾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许多英国人空闲时会志愿去垃圾站进行垃圾分类

异国垃圾处理经验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城市街道的拐角处总摆放着不同颜色的垃圾罐，分别标有:金属、有色玻璃、无色玻璃、报纸、硬纸壳等不同材质的名字。扔垃圾时，人们需要“对号入座”。

跟随着一辆黄色的垃圾运输车，来到了离市中心不远的一处垃圾回收中心，偌大的垃圾中心被分隔成为25个不同的区域中心，不同的颜色——红、黄和绿色，标志着这里放置了对环境有害程度不同的废旧垃圾。

离开回收中心之后，不同的垃圾又被按照对环境影响和再利用的程度由高到低分为预防、再使用、物质再生、能源转化、掩埋五个层次。以能源转化为例，瑞典事实上是欧盟中垃圾焚烧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一半的垃圾进入了焚烧炉，产生的热量再被充分利用。以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为例，全市约有1/2的暖气供应来自垃圾焚烧产生的余热。而在中国，同样的垃圾焚烧却因可能释放二恶英等污染物质而饱受民众诟病。究其原因之一，或许就是那些街角五颜六色的垃圾罐。

环境学者早已指出，垃圾焚烧产生二恶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那些未经分离出来的塑料袋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恶英的“罪魁祸首”。

我国目前垃圾回收的现状是居民没有分类意识，即使进行了简单的分类，由于政府缺乏科学有效的分类体系，大部分“干湿”垃圾仍被混合在一起。明明可以作为肥料甚至产生更大经济价值的垃圾例如废弃包装，就被送进填埋场或焚烧炉，成为了环境的杀手。

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以个体户、清洁工以及拾荒者为主的“拾荒”大军，构成了中国垃圾回收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但他们缺乏有效管理和分拣知识的培训，无法在回收前端充分奠定分类基础。

由于缺乏对许多垃圾再回收价值的认识，拾荒者仍然会青睐硬纸板、塑料瓶等传统回收物品。而在欧洲，无菌纸包装从进入垃圾桶开始，就踏上了良性的循环再利用道路。这仅仅是中国垃圾问题的一个缩影:有效垃圾管理体系的缺失，包括源头减量到科学分类，都是如今垃圾焚烧面临指责的症结所在。

对垃圾焚烧依赖程度最高的日本，曾经对此深有体会。2000年，名古屋经历了一场“垃圾危机”，由于垃圾多到超出了焚烧炉的承载量，名古屋开始转变垃圾管理思路——将管理的重点从后端的填埋和焚烧转向源头的控制和分类管理。

结果证明:与1998年相比，名古屋当地的垃圾减少了32%，而整个日本在各种垃圾减量法规的实施下，“焚烧大国”的垃圾焚烧厂已经由最高峰时期的6000多座，减少至2008年的1800座。

欧州目前较通行的做法是建立一个与政府垃圾处理系统同时并存的回收利用系统。德国制定了一套“绿点”系统，以独特的收费结构形成对制造商减少产品包装数量以及使用环保包装产品的激励，这套体系目前在欧洲22个国家通行。

对中国借鉴意义更强的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将治理重点放在了拾荒者身上——由政府主导成立非营利组织将拾荒者作为一个个独立的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并提供优惠政策和免费场地。这一模式在成功解决了垃圾分类问题的同时，还为巴西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台湾垃圾处理经验

19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垃圾围城”，台湾“一县市一焚化炉”政策的后果是民众抗议遍地烽烟。当地民众成立了各种组织，通过围堵厂房、赴公共部门陈情、媒体运用(如通过媒体曝光政商利益聊天)等方式开展自力救济。尽管垃圾处理设施引发的污染疑虑是抗议的原始动力，然而，旷日持久的抗议不仅针对垃圾焚烧厂的技术风险，而且还指向不合理的政策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官员和专家社群的技术专制。起来保卫家园的民众常常被贴上“邻避主义”的标签;而专家社群则配合官员抛出极端技术化的抽象概念，配以图表和定理等摆设对民众进行信息轰炸，以专业化来阻滞民众决策参与。这一过程制造了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从而累积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当地居民联结环保组织和学术团体，一方面力促垃圾处理技术的监管和更新，另一方面则身体力行推动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这些行动不仅使得政府指责民众“邻避主义”和宣称“技术先进”的说法无处着力，也为冲突对抗的官民关系寻获了积极对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