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

兰台世界2012·10月下旬

外，唐代诗人蔡孚的诗文当中对马球运动就有所描述，他的《打毬篇》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全诗的内容当中就提到了“德阳宫”中进行马球比赛的情形，而“德阳宫”是东汉末年的洛阳皇宫，后来这座宫殿被董卓烧毁。从这个诗文当中可以看出，作者那时候认为东汉时期马球运动是宫廷运动的重要形式，可见在唐朝人眼中马球运动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东汉时期已经流行的运动，而且东汉时期在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4]。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时间远远早于唐朝，而且不是直接传入到中央，是从外部逐渐渗入到中原地区的。从马球运动的用语角度来分析，马球现代的英文名称为polo ，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

或guy ，发音同现代汉语的qiu ，应是汉语

“毬”字的音译。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polo ，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氆氇”（Pulu ），据此就有人认为马球运动应当是先在西藏地区产生，后传到波斯再由波斯传到欧洲，同时在唐朝时期波斯又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传回到唐朝[4]。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首先，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在秦汉以前，中国与西亚以及北亚和欧洲的交流非常少，而在西汉之后，文化交流变得非常频繁，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而这一变化就缘于丝绸之路的开发。丝绸之路贯穿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到中国西北部以及西亚、北亚和东欧地区，如果马球文化是外来的或者是传出去的，一定经过这条途径，因此变化也与此有关。从马球运动的读音上来说，polo 一词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说明polo 一词的词源一定与马球运动的起源有关。那么，再反观马球运动的古语发音，藏语

当中的

“氆氇”（Pulu ）就是指马球运动，而且，从字形的发音上来看，这个词组是从字形上构成的，而非从音节上构成，肯定不是对外来

词的音译，只能是先有的事物再有的发音，所以说，马球运动的polo 读音，一定是从西藏地区传出去的。另外，马球运动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 或guy ，

都是与汉语“毬”的读音相同的发音，而“毬”是在中国汉代以前就有的发音，

就是指球类运动，所以也不会是对波斯语的音译。所以笔者认为，波斯语当中的giu 或guy 是从中国地区引入的，而且是通过官方渠道。

根据上述论断，笔者认为，马球运动起源于中国的西藏地区或者西北地区，其传播出去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民间传播，另外一个是通过官方的传播。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就比较清晰了。马球运动是一种在马背上的运动，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参与，在唐代以前也很少有记载在民间的官员和富商当中有从事大规模马球运动的，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一定是通过皇室，后逐渐扩大。而皇室当中的马球运动虽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大规模的推广一定是在唐代时期，因为，从唐代以后关于宫廷、

官员乃至书生从事马球运动的记载就非常丰富了。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不是从民间的辐射式传播，而是通过官方的影响力进行的传播，即先兴起于都城，之后逐渐在各地兴起的。

参考文献

[1]戴伟谦，袁俞光.中国古代马球运动起源论断的比较[EB/OL].[台湾地区]国立体育学院论坛，民91,13卷1期.

[2]韩丹.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0（5）.[3]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

[4]姜伟伟.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历史溯源[J].音体美，

2010.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洋务派的核心人物，其外交作为在中国近代史上难以回避。从1863年荣升江苏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开始，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晚清外交生涯，直至1901年因病去世，近四十年为晚清政府服务，主持操办一切重要对外交涉，因此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写照。当时清政府衰微没落，资本主义处于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加紧对外扩张和殖民活动，一系列的国内外客观形势造就了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策略以及外交行为。

一、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

1.“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思想的形成。李鸿章形成这一外交思想是基于对晚清的时局和国际局势清醒的认知。

在他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而终败”，李鸿章看到了中国的国力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以求生存。国家间的交往并非只依靠外交家的聪慧才智和灵活手段，外交是基于国家

的经济、军事实力的。但晚清时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微，“弱国无外交”，靠李鸿章一人之力难以改变局势，晚清政府更不可能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以订立不平合约而避免战争，减小损失，维持稳定局面，为自强创造有利环境是当时晚清政府唯一的出路，“外须和戎”的思想正是由此而得。李鸿章还认识到，铁枪火炮是西方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中国的“闭关锁国”已使得武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因此学习西法是自强的重要手段，“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李鸿章对晚清所处的客观环境的认识，促使其形成“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的外交思想。这一外交思想的最终形成除了客观因素起作用之外，李鸿章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可忽视。其父李文安进士出身，对李鸿章教育尤为严格，自幼所受的教育均为儒家传统思想，一生遵循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纲常，忠于君主，忠于朝廷。这就使得李鸿章在与坚船利炮的列强交涉中，为保清廷免遭推翻的厄运，推行对外

“和戎”的政策，

衷心维护清廷的利益。其次，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深受其师曾国李鸿章作为晚清外交舞台上的灵魂人物，其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和中国的对外交往产生了主导性影响。本文将结合历

史背景，对李鸿章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外交思想进行概述、分析，从而阐明笔者的一己之见。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交策略应用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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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刘海荣

摘要关键词………………………………………………………………………………………………………………………………………………………DANG'ANJ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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