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克利特,波普尔]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分析

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分析

波普尔在现代西方以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论闻名于世，他将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运用于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对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进行了多方位的批判，在思想界尤其是在大众思想及通俗层面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国内波普尔思想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取得了众多的学术成果。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这些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从资料分析的角度看，论者们过多地重复引用《科学发现的逻辑》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书籍中的相关内容，而较少提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而这部书正好是波普尔在政治领域影响最大的书籍，由于此书开放社会变为波普尔的标志性用语;而就研究内容而言，其中绝大部分研究成果是直接针对反马克思的内容，而对于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黑格尔等人的攻击几乎无人专门做过研究，尤其是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即是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的，不了解这一批判，就无法从源头上梳理出波普尔对于历史主义方法论基础即辩证法的误解，他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体现了仅从形式逻辑上理解辩证法的局限性。而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本文就试图以《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为主要文本，解读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批判的逻辑路径，揭示出波普尔对辩证法的误读。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首先批判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即是赫拉克利特。他之所以选择赫拉克利特作为其批判对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赫拉克利特是西方历史主义第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在波普尔看来，西方历史主义学说源远流长，在古希腊早期就有众多的持历史主义观念的学者，赫拉克利特并非是第一位提出历史主义学说的人，之前的历史学家赫西奥德就有显著的历史主义观点，但其影响不大，只有赫拉克利特才是前苏格拉底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主义哲学家，影响极其深远赫拉克利特是位才能和创造力都无与伦比的思想家，因此，他的观念有很多(通过柏拉图的中介)己成为哲学传统的一个主要部分。波普尔为了梳理历史主义观念的发展脉络，自然要将赫拉克利特的理论做一番清理。第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影响了柏拉图和黑格尔。在波普尔看来，赫拉克利特的理论是柏拉图理论的基础在其历史主义中，他(柏拉图)受到各种先驱，特别是赫西奥德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影响却来自于赫拉克利特。而黑格尔从赫拉克利特思想中获益甚多，并把这些东西传输给所有历史主义运动黑格尔本人对赫拉克利特评价很高，也承认受赫拉克利特影响很大，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提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而柏拉图与黑格尔分别是古代和近代历史主义的集大成者，正是波普尔极力批判的对象，由此，波普尔对于他们的思想源头赫拉克利特的理论自然也要进行批判。

赫拉克利特作为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完整著作己经失传，只留下一些残篇。通过阅读这些残篇，波普尔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总结为两个主要观点宇宙的变化和隐藏的命运，并对其做了延伸和应用。

波普尔认为，早期古希腊的大部分哲学家将身边的世界或宇宙看作一座大厦，关注这座大厦是由什么质料构成的，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这是从静态方面来研究社会历史，而赫拉克利特一改这种观念，将世界设想为一个变化的过程，不把世界看作事物的总和，而是事件的总和，万物皆流，无物常驻是其哲学的座右铭。

这种理解应该说并没有偏离赫拉克利特的原意，然而波普尔没有从哲学史发展和线索来看待万物皆流，无物常驻这一命题，而是分析这一背景产生的时代原因。他认为赫拉克利特

所生活的时代是动荡的革命时代，新的民主传统开始取代旧的古希腊部落传统，在以往旧的传统中，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有其固定的位置，人们安于现状，而在新的革命势力冲击下，一切开始变得不稳定，万事万物都转瞬即逝，赫拉克利特由此意识到社会秩序不可能永久不变，而是流变不己，这种流变在哲学中表现为赫拉克利特火这个概念的提出，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

这种对赫拉克利特流变理论的背景解释是否正确暂且置之不论，但波普尔接下来的分析则带有明显的揣测意味。他认为，赫拉克利特强调变化并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民主观念，而是恰好相反，由于在革命时代，稳定秩序己不可能存在，因而会导致历史主义者的不安全感，因此，为了抵消变化带来的影响，他们提出了主导变化的内在法则，以此来平衡和驾驶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变化他们试图坚持变化由一个不变的法则所驾驶这种观点，以减缓自己对稳定世界不复存在的失落感。而这一法则就是逻各斯，即就是隐藏的命运。

因此，波普尔认为，赫拉克利特强调变化并不是想客观描述现实世界的状况，而只是为了引出逻各斯和命运，他提出赫拉克利特哲学却表露出历史主义的一个不太值得称道的特征，即:对变化的过分强调，与一种对不可更易的、永远不变的命运法则的信仰，彼此兼具并存，相互补充。

而逻各斯或命运又到底意指什么?波普尔认为，这种命运法则或逻各斯正火的运动规则，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则或自然法，也可以理解为国家或现实的法律，而这两者的不加区分正是部落禁忌制度的特征。而在古代的部落文明中，这两种法则都被认为是最高权威，一般人不得质疑和解释，解释权落到少数人如领袖或祭司的手中，这样最终导致两种法则一视同仁，皆被看作神秘的东西;这使得对人为禁忌进行理性批判，如同对自然世界的法则或规律这种终极智慧或理性尝试改良一样，简直不可想象。因此，他又进一步提出，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意味着反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因为这两种法则都不允许理解和批判，违反理性原则。很显然，波普尔对赫拉克利特理论的解释完全无视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事实。在赫拉克利特之前，早期哲学家之所以要为世界寻求一个不变的始基，无非是为了把握世界万物的变也即能动性问题。但不论是如泰勒士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水，还是如毕达哥拉斯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数，都无法真正解决世界能动性的问题，而赫拉克利特改变思路，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变本身上，而变是生命的原则，任何生命都处于变动创造之中，因此，变化问题即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于是，他选择火作为世界本原，正是看中了火是自己给自己定形的元素，是一种永恒而内在的不安息，是生命能动态的体现，这样的世界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世界，而是一个能动的有灵魂的世界的确，在赫拉克利特这里，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不安息、这种生命冲动的原则，有与无等范畴才能实现其统一和相互转化。于是，生命的原则首次突破了重重包围，显示出了自身那彻底能动的本质。

而在这种看似杂乱无章的变化背后，赫拉克利特又敏锐地意识到普遍理性即逻各斯的存在，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事实上比火的问题更有历史意义。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中对逻各斯的表达虽然不是特别清楚，但从整个希腊哲学发展的脉络和后来的研究者看来，逻各斯主要就意味着作为普通规律的理性，他将不可固定的变本身固定在理性的规则之中，使得变本身可以得到表达从而被人们所把握，将变与不变统一起来。因此逻各斯并不是如波普尔所认为的是一种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而正好相反，它正是理性本身，理性构成变化的规则，在变化中认识到自身的不变，这背后隐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波普尔排斥辩证法，仅仅从历史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