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庸先生教我读书之道

胡思庸先生教我读书之道

2014-05-19 082749中国社会科学在线作者：郭双林

核心提示30年前，我曾有幸聆听胡思庸先生给我们年级的本科生授课。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又考入先生名下，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先生天分极好，能诗善文，掌教席之初曾经讲授先秦诸子，旧学底子极为深厚。其为人治学，崇尚“有所不为，文不虚发”，近代史家刘大年先生曾称赞其“纯正严谨”。我随侍先生七年，得到了很多。今日，谨将当年跟随先生读书学习的点滴记录下来，以怀念先生。

30年前，我曾有幸聆听胡思庸先生给我们年级的本科生授课。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又考入先生名下，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先生天分极好，能诗善文，掌教席之初曾经讲授先秦诸子，旧学底子极为深厚。其为人治学，崇尚“有所不为，文不虚发”，近代史家刘大年先生曾称赞其“纯正严谨”。我随侍先生七年，得到了很多。今日，谨将当年跟随先生读书学习的点滴记录下来，以怀念先生。

围绕学术研究读书

我是1980年9月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的。入学以后，虽然有时也听到任课老师们提及先生，但直到1981年秋我才对先生有所了解。当时学校学报每期出版后，都要给学生宿舍送一本，同学们往往会传着看。《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刊有先生的《龚自珍思想略论》一文，当时我们宿舍的同学传看后，都认为先生的文字非常漂亮。这期杂志我至今依然保留着。

大学三年级时，中国近代思想史选修课是先生和郑永福老师给我们讲的。先生先后讲了“序言”、“鸦片战争前思想界的概况”、“林则徐、魏源的维新先驱思想”、“清代经学的发展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四讲。翻看当年的听课笔记，情景历历在目，在我日后的知识构成、讲课方式和治学风格中，都深深地烙着先生的印记。

随先生读研究生期间，先生大都在家里给我们上课。当年听课笔记记录，第一次讲课时间是1984年10月2日晚上。讲授的内容包括鸦片战争的基本情况、史料与研究著作、争论的问题三方面。对有关鸦片战争的史料和研究著作，先生从实用的原则出发，系统介绍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史料和代表性著作，其中《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因是研究近代史的最基本史料，要求我们通读，起码读到1943年。中国史学会所编《鸦片战争》六册要求通读，起码将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和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通读，阅读时要先读书后解题。对日本佐佐木正哉的《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鸦片战争研究》、《鸦片战争后中英抗争》三本资料集，强调了特点和重要性。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必读书。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读第一卷，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可读可不读。

第二次上课的时间是同年10月30日晚上。先生要求我们汇报读书情况，并解答问题。听课笔记记录了“读书要点”和“指导要点”两项内容。前者写道：“同时看几本书，没有做卡片，数量太少”；后者写道：“读书千万要记笔记、卡片，否则过后即忘”，“读书固然要重具体事件，但不能局限于具体事件，而应该注意全面，要看得远一点，看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看来当时先生对我们的读书情况并不满意。

根据印象，在此前后，我曾阅读了先生开列的大多数必读书目，其中对佐佐木正哉的三本资料集我是点读的，对每条史料都曾做过笔记。我最初发表的《论〈南京条约〉中的“商欠”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舟山群岛的侵略》两篇文章就都是从这三部书中读出来的。

第三次课是1985年1月21日下午。此次先生讲授太平天国。他全面介绍了研究太平天国必须阅读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官书、文书等第一手资料和李秀成自述、时人记载的一般史料。先生对太平天国的史料极为熟稔，对每种史料，不仅能详细说明其内容，而且能够说清其来历，以及学术界的不同看法。他要求我们通读《太平天国印书》，而且最好读线装本，平装本因错误太多，只可查阅，不能引用。先生特别要我们注意版本，因为太平天国的许多官书有重刻本，刻本与重刻本之间往往有所不同，如果忽略版本，很容易上当。

根据先生的要求，我曾通读了《太平天国印书》以及罗尔纲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张德坚的《贼情汇纂》和英国人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等基本文献。先生教我读书，是如何围绕学术研究去读书，如何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去发现问题，组织材料，撰写学术论文。但我至今未写过一篇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实在有愧于先生的教诲。

在史料中发现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题这门课，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间可能就是四次，但就是这有限的几次课，却让我终生受益。去年给中国人民大学新生讲“学史入门”讲座，我用“胡思庸先生教我读书，龚书铎先生教我思考”两句话来概括我的成长历程，其中前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件事。我在此处所说的读书不是指普通的读书，而是如何围绕学术研究去读书，如何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去发现问题，组织材料，撰写学术论文。我的学术研究，就是从这样的读书过程中起步的。

读硕士研究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写学位论文，而写论文最困难的是选题。当时文化热正在风行，于是我把考虑的重点放在了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海国图志》是一本绕不开的著作。一日，我和先生谈及这个问题，先生提醒我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这本书。这话当时让我一愣。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是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海国图志》，完全没有想过，也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虽然我当时同意试试看，却没有理解这个选题的学术意义。后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出版后产生的广泛影响，充分证明了当年先生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

基本方向确定后，我在先生的指导下，把河南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卡片通查了一遍，发现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地理研究并非兀然而起，它是战前西北地理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战争结束后这股风气也没有停止，而是发展为后来的中俄边疆地理研究和蒙元史研究。于是论文上拓下延，时限从鸦片战争时期扩展至鸦片战争前后，即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大约40年时间。

1986年夏我外出访学，此行的计划是途经西安、兰州、内蒙古，最后到北京。任务有两个：访查相关文献资料；访问有关学者。此次访学，历时一个多月，我先后查阅了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师范大学的相关资料，并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