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

《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之读书笔记
一、内容简介
中东是一个有着久远古老又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的地区。

它曾经是文明的中心，四通八达的商品集散之地，傲视群伦的文化灿烂之所。

然而到了近现代，它却成为西方势力的冲击所在。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东历史，我阅读了伯纳德·路易斯的《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这部专著。

路易斯学者的这本专著在占有大量详实史料的基础上，从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人物、军事、宗教等各方面入手，以他浑厚的历史研究功力和新颖的开阔历史视野，为我们客观地展现了一部中东地区两千年来的兴衰、荣辱和发展的史诗。

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是举世知名、望重学界的伊斯兰教及中东史大师。

1916年出生于伦敦亚非学院中东史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荣誉教授。

路易斯毕生致力于中东研究，精通土耳其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对于伊斯兰教神学和律法，以及中东地区的政治社会和文学艺术都有较深的造诣。

二、读书笔记简单摘要
１.【文明的冲突？】第１７页
到了现代，最足以左右大多数中东人的所思所想者，应该首推欧洲人带来的冲击吧，说得更笼统些，是西方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它所带来的转化——也许有些人会把这种“转化”(transfor-mation)叫做“捣乱”(dislocation)。

中东地区的现代历史，是一段快速而且被迫改变的历程——来自陌生世界的挑战快速进逼，人们则在这
种进逼之下，被迫以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面向，做出种种反动、拒斥和回应。

在某些方面，改变是彻头彻尾的，也或许是无法逆转的，甚至还有一些人希望能把这些改变推得更深更远。

然而在某些方面，改变却是有限而肤浅的。

有许多人——包括保守者和激进者——都想要继续和扩大这种反向逆转，在他们眼里，西方文明的影响是中东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要比十三世纪蒙古人的毁灭式入侵更为严重。

曾经有一段时间，“帝国主义”这个词是用来特指西力冲击，然而曾几何时，当欧洲人直接统治的短暂时期已隐褪成往事，而美国仍待在那遥远的地方，根本不插手中东事务，帝国主义的指控似乎是越来越不具真实性。

反对西方影响的人，是怎样看待这种转变呢?我们可以由霍梅尼对美国的评论中，得到明确的解答，霍梅尼把美国称之为“大撒旦theGreatSatan)。

撒旦不是帝国主义者，它是诱惑者；它不使用征服手段，它只引诱人。

有一些人，痛恨且恐惧着西式生活所具有的引诱力量，也就是他们眼中的毁灭力量；而另一些人，则把西式生活看做是一种新进步和新力量，是文化和文明交流中持续而有益的因素。

这两派的战争，至今仍未歇止。

这两股势力在中东地区的争斗，到底会谁胜谁负，现在还看不出来。

我们或许可以从了解中东历史和中东文明的背景入手，一步步追索决定这场争斗的起源、过程和诸般课题。

２. 【习惯做反抗者】第３０页
阿达希尔(Ardashir，226—240)推翻帕提亚王朝之后，这种文化现象为之改观。

阿达希尔是萨珊王朝(Sasanid)的开国君主，复兴袄教信仰。

袄教如今成为了伊朗地方的国教，是政权机制的一部分、社会机制的一部分，也是政府机制的一部分。

这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个例子，一个国家宗教由国家赋予其正统性，并且有
个阶层式的教士集团，致力于侦察与压制异端。

萨珊王朝在这一方面的做法，与前代的帕提亚王朝以及罗马帝国那种宽大兼容与折衷精神，有着显著的对比。

祆教信仰及祆教的神职人员，从这种与政权的联系，法得极大的势力。

可是，一旦政权被推翻，他们也因为这种联系，尝到连带的后果。

袄教的教士集团与波斯帝国同时消亡。

波斯帝国因阿拉伯人征服而灭亡之后，袄教转入了长期的衰颓，无论是何等的复兴事业，皆回天乏术。

甚至在后来的伊斯兰教时代，伊朗的政治与文化生活得到复兴，祆教也没有雨露均沾。

当伊斯兰教推进到伊朗时，在宗教上负隅顽抗的，并非出自正统的祆教教士，反倒是祆教的异端，也就是那些习惯被打压与排斥的教徒，而不是那些习惯执行威权的人士。

３. 【拉伯民族的顽疾】第６０页
部落主义在伊斯兰教时代早期，足以严重威胁到阿拉伯国家的稳定以及伊斯兰教社群的最凶险冲突，并不在于穆斯林是否是阿拉伯系的分野；穆斯林与异教徒之间的分别也没有那么严重，症结是在阿拉伯本族人之间的对立——出身北阿拉伯与南阿拉伯部落者互相对立，先来者与后到者互相对立，勤奋有成者与事与愿违者彼此对立，父母两系都是阿拉伯自由人者与父系为阿拉伯自由人而母系为外邦妻妾者也彼此对立。

由于胜利者对被击溃者行使各项天经地义的权力，于是阿拉伯混血儿的人数也跟着急速上升。

阿拉伯传统史家往往从部落、个人或宗教层面，来呈现这些冲突。

这些层面无疑都很重要，不过，其中显然也牵涉其他因素。

不同流派的阿拉伯人之间，有着连绵不断并且往往是怨怼深重的敌意，这引发了一系列的内战，人数日增的非阿拉伯系穆斯林，迟早也会卷入这些内战。

在这些内战之中，各个派系纷纷为自身的悲情与诉求，寻找宗教上的措辞。

４. 【什叶派的由来】第６３页
第一次内战开始于公元六五六年，肇因于乌斯曼遇刺。

这一群叛兵来自停驻在埃及的阿拉伯军中，他们来到麦地那，向乌斯曼陈情，诉说其苦况。

叛兵于六五六年六月十七日，闯入哈利发的居室，乌斯曼伤重毙命。

他们的行动与后来发生的争斗，标志着伊斯兰教历史上一个转捩点。

穆斯林的哈利发，头一回——而且绝不是最后一回——被追随自己的穆斯林谋害，穆斯林军队，也自相残杀。

叛兵改立阿里为哈利发。

阿布塔里卜之子阿里((AliibnAbiTalib)，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他在伊斯兰教第一次内战这一场错综复杂又多面作战的冲突之中，是位关键人物。

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Ffitima)的丈夫，这个身份本无引人瞩目之处。

此等亲缘关系在一夫多妻的社会里，算不得什么。

然而，做为先知的族人，阿里倒是可以根据前伊斯兰教时期的阿拉伯旧俗，自荐为穆罕默德在政治与宗教两方面部分威权的继任人选。

阿里个人的资质以及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使他候选有望。

此外，有许多穆斯林对于推选产生的哈利发们及其部属的品性十分失望，也有一些穆斯林盼望，在先知族人领导下的新政权能够扭转乾坤，回归伊斯兰真正的原本教训。

阿里也有能力吸引这些教徒的支持。

这些人后来被称做“阿里的朋党”(shi(atuali)，再简称做“什叶派’’(Shia)。

５. 【恶性斗争的结果，想到罗马人对公民权的斗争，堪称良性。

大概这就是宗教问题不像利益问题那么容易妥协的缘故。

】第７８页
可悲的是，惟有巩固政权才能保持社群的和谐，而伊斯兰教政权越是茁壮，就越得在伊斯兰教的社会观与道德观上多方妥协。

对于妥协过程的抗争是前仆后继、斗志高昂，有时候成功，眼看这些叛徒就要夺得权力了，可是往往又是以没有结果收场。

相形之下，每一次有这类型的争斗，无论是叛方或是守方得胜，都造成政权的力量一再增强，向古老中东式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靠近，反倒与伊斯兰教对于政府的理想渐行渐远。

６.【有趣的故事】第１２１页
一位参加了巴斯拉地区征服战的阿拉伯记事者，说了个令人啧啧称奇的故事：阿拉伯军在沼泽地带惊动了一些波斯警哨，哨兵惊走，留下了两个篮筐，一个装了椰枣(dates)，另一个装的，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是稻谷。

阿拉伯军的指挥官向部下说：把枣子吃了，但别碰这个什么东西。

这铁定是敌人为你们准备的毒物。

”他们于是吃了枣子，没碰另一个篮筐。

可是，就当他们在吃的时候，有一匹马甩脱了绑束，吃起稻谷来。

于是他们马上要宰了那匹马，以便在马肉还未染毒之前把它吃掉。

但是马主请他们别忙动手，说他会一路照料它。

次日的清晨，他们发现那匹马还是精神健旺，于是他们就在稻谷之下燃起一把火，把稻壳烧掉。

他们的指挥官说：“对稻米诵读真主安拉之名，然后进食。

”他们吃了稻米之后，发现那是一种极好吃的食物。

７.【希腊人更重文明，犹太人重血统，基督徒和穆斯林重信仰，也最不宽容】第２１１页
三大宗教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发生在最后这个类别中。

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人和外人是为“外邦人”(gentile)。

这个分类法比较近似希腊人对“外邦人”(barbarian)的定义，而和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对于“不信者”的看法较不像。

前者的藩篱可以越过，barbarian可以被希腊化，gentile也可以被犹太化。

当情况如此时，这些人就会被接纳为社群的一员《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四节)。

但是，希腊人和犹太人并不期盼这种转变，更谈不上要求这种改变发生。

希腊人和犹太人都同意，外邦人就算没有希腊化或犹太化，仍可以成为君子，包括成为希腊久或犹太人定义的那种君子。

在犹太教教师的教导里，各民族的诚直公正在天堂中自有其定位。

对于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来说情况则正好相反，那些不愿分享我们的信仰的人，和拒绝我们导引他们改宗的人，就是否定上帝话语的人。

因此，他们理应受到惩罚，在现世遭受磨难，在来世遭受永恒的诅咒。

８.【泛【如果奥斯曼能顺利复兴，还会有现在头疼的中东问题吗？】第352页这个时期，是以旧秩序的崩解——或者说得精确一点，是旧秩序的毁坏——开始的。

姑不论这个旧秩序是好是坏，它已在中东运作了四百余年。

奥斯曼人已经在前辈的工程上，树立起一个可以长久维持的政治结构以及一个运作良好的政治体制。

他们也创造出一种政治文化，人们都了解这种政治文化的运作方式，每个族群和每个个人在这个政治文化当中，也都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权力和权位的限度，以及最重要的，明白什么事他该办而事情又该交给谁办。

奥斯曼的体系也有时运不济之时，不过，问题虽然重重，但这个体系终究是能够运作的。

它的确失去其信奉基督教的臣民的忠诚与接纳，可是，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子民仍旧接受它为合法正统的体系。

奥斯曼秩序在它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甚且还表现出复
兴乃至进步。

然而，任何正面的发展，都随着奥斯曼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结局而转向、而终止。

到大战结束时，帝国政府已然崩溃，领土亦分崩离析。

９.【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建立】第355页
在伊朗方面，亦于同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看到英波协定步入尾声。

这个协定承认伊朗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不过也同时为英国人的实质主导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没想到为了确认这项协定而召开的伊朗国会，竟然拒绝承认这项协定，而以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政权在北伊朗重现的苏联势力，则使得情势变得更形复杂。

于是在一阵混乱之后，一位名叫礼萨汗(Reza Khan)的伊朗哥萨克旅军官，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夺得政权，建立了一个实际上是独裁的政体。

他在一九二五年宣布废掉在位沙王，并立自己为新沙王，从而巩固了这个政权。

礼萨沙王(Reza Shah) 创建的这个王朝——后来又冠上了“巴列维”(Pahlavi)这个姓氏——一直维持到一九七九年被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为止。

礼萨沙王就像“土耳其之父”一般，采行中央集权和现代化的政策，两者所不同的是，沙王并没想要废除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支持。

１０.【精英的悲哀】第３５８页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历史阶段里，自由与宪政体制开始失去了它们原先在这个地区引人瞩目的吸引力。

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它们做得并不理想。

自由和宪政体制的拥护者只限于一小撮西化精英，在整个社会上并不具真正的支持基础。

不管在内涵和外观上，它们都是外来的，因此在每个方面都使不上劲——它们无法唤起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也无法回应人们对于现代的需要，又不能照亮人们对于未
来的希望。

最糟糕的是，这些思想在大多数阿拉伯人的脑海中，都和当时人们所痛恨的西欧帝国势力联系在一起。

１１.【两伊战争】第３７８页
外间世界对两伊之间自一九八零年打到一九八八年的那场战事，反应可说是天差地别。

不像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样，这两方没有任何一个能得到强力的国际支持——若说他们有得到什么样的支持的话——相反的，这两个政权都在外间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不管是两伊本身或是国际团体，似乎都没有意愿花比较大的努力或冒比较大的危险来结束这场争斗。

于是这场冲突竟拖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长，而它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和各种损失，也远超过历次以阿战争的死亡与破坏总和。

两伊战争所引发的课题也复杂得多。

那些以阿之间的冲突问题，基本上是明白而简单的。

它们是由三个连环问题所构成：以色列是否应该存在?要是以色列存在，那么边界该定在哪里?要是边界确定了，该由谁在这些边界的彼方行使治权?然而两伊战争却有着许多个不同的层面。

以个人而论，它是两位充满个人魅力的领袖——即霍梅尼和萨达姆·侯赛因——之间的角力；就种族而论，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角力；就意识形态而论，是伊斯兰教复兴与世俗现代化之间的角力(萨达姆·侯赛因后来在这点上改变了主意)；就派系而论，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角力；就经济而论，是对中东地区原油控制权的竞夺；就旧式的强权政治而论，则是领土争执与区域领导权的争斗。

两伊战争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那就是伊朗人和伊拉克人都对自己国家与统治政府抱持高度的爱国情操。

伊朗西南境的阿拉伯少数族群，并没有和伊拉克人联合在一起，而伊拉克的什叶派徒众除了少数例外，皆对伊朗革命或伊朗政权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同情。

两伊都没有受到国内压力或是国际压力的干扰，也还没
有受到严重的财政紧缩的束缚—两国都是石油出口国—于是得以互相厮杀达八年之久。

一开始，伊朗人似乎占了上风。

他们阻挡住伊拉克人的公开攻击，然后展开强力的反攻，挥军进入伊拉克的国境之内。

伊拉克人自美国那里得到绝佳的情报支援与后勤供应，又从较富有的阿拉伯国家那里得来财政支持，于是又阻挡住这波攻击。

最后，伊朗被迫同意签署一份对伊拉克较为有利的和约，结束了这场缠斗。

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朗的假胜利以及他这次攻击在外间世界所得到的默许，使得他气势陡涨，更无忌惮地挑起了新的战端，于一九九零年八月入侵科威特，并占领、兼并之。

１２.【埃及的革命】第３８２页
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间，埃及国内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动，废黜并放逐法鲁克国王(KingFfirfiq)，结束君主政体，宣布建立共和。

共和政体的第一位主政者是这场革命名义上的领袖穆罕默德·尼圭布将军(MuhammadNeguib)，很快他就被冷落在一旁，代之而起的是纳赛尔上校。

纳赛尔是人称“自由军官”(FreeOfficers)这个集团的真正首脑，政权改换之筹划、组织和执行，皆出自其手。

这个共和政府虽慢慢脱去其创立时的军事色彩，不过，它仍然是专制独断的。

１３. 【阿拉伯主义】第３８４页
对于这个难解的谜，人们提出了许多答案。

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陷于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团结。

曾几何时是个强大无比的阿拉伯世界，现在彼此之间争执不已，自己没有能力找出妥协之道，却把精力都浪费消耗在无谓的敌对和冲突之中。

关于这点，他们找到的解决方案是“泛阿拉伯主义”，这是一种理想，对一个更
大的民族(nation)做出更高的忠诚。

各个阿拉伯国家往往代表的是山头主义和政治龌龊，而这个国族要比它们都来得纯洁和高尚。

这个理想，在对抗帝国主义控制的那段日子达到其巅峰。

可是当各个国家追求到其本身的独立自主之后，当各个国家的领袖越来越不愿意把自己的自主地位和权力交托给另一个更大的团体时，泛阿拉伯主义的吸引力和强度就减弱了。

反正，见诸欧洲的历史以及——老实说——西方世界的历史，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证明不团结并不一定会妨碍到物质和学术思想上的进步，在某些情况之下，反而还有助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