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与兼爱

摘要：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过渡时期，战争不断、烽火连天是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特征。

在社会动荡的时代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当时涌现出的诸多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一为孔子开创的儒家，一为墨子开创的墨家。

在怎样对待人的问题上，两家均以爱为出发点，形成了两种不同形态的人道思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倡”仁爱”，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提倡”兼爱”，两种人道思想之间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各自独特之处。

本文扼要阐述了仁爱与兼爱的内涵。

二者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各自的差异和独特之处。

然而，“仁爱”与“兼爱”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仁爱”是“兼爱”的基础和来源，“兼爱”是对“仁爱”的延续、扩展和创新。

因而，二者又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仁爱兼爱儒家墨家一、墨子“兼爱”观与儒家的“仁爱”观的的主要内容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节用”等思想，构成了墨家学说的核心。

其中，“兼爱”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如穿珠之线，贯穿“非攻”、“天志”、“明鬼”、“节用”等思想。

亦如梁启超《墨子学案》所言：“墨学所标纲领，虽说十条，其实只从一个基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

关于“兼爱”，甚至曾批评墨子“无父”、“禽兽”的孟子亦言：“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墨家思想的精义在于“兼爱”，“兼爱”是墨家的重要理论思想，而“兼爱”思想的核心内容则是“兼”。

墨子倡导“兼爱”不是停留在空泛的说教上，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要着眼于实利。

“兼爱”论的提出，其普遍性、彻底性、平等性的特性，迅速吸引世人的眼光，取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一时蔚为风潮。

孔子的仁学观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

孔子关于“仁”的观念,发端于西周时期的人本思想。

孔子吸收了西周时期“德”的观念发展形成的诸多成果,用“仁”概括了“德目”的众多内容,将“仁”的观念系统化,铸造起以“仁”为核心的哲学范畴——即“仁学观”,成为儒学和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根本观念导向。

“仁”,即“爱人”,这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和爱心,它既是一种生命的相互感通,是人、我、群、己之间的普通联系与相互关照,又是一种主体内在的意识自觉,是可以自己决定的道德自律和价值追求。

二、“仁爱”与“兼爱”的共通之处（一）均注重个人内在修养儒家的“仁爱”是从修己开始的，强调个体的道德主体性和个体的道德自主人格，惟有如此方可成圣。

为此，孔子提出“反躬自省”“吾日三省吾身”，重视“克己”的内心修养功夫，以达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②。

孟子也主张人要尽心、知性、知天，要求人能克己，养成浩然之气，从而成己成物，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一。

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修养的反映和体现。

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太平，人们之所以不相爱，那是因为人的欲望过多且过度地膨胀。

因而，只有人人都在内心抑制利欲的膨胀，天下方可太平，人们方会相爱。

因此，墨子重视人自身的修身养性，注重人自身的发展。

由此可知，“仁爱”与“兼爱”都把个人内在修养摆在重要地位，借此来实现各自“爱”的理想。

（二）“仁爱”与“兼爱”都具有普遍性“仁爱”与“兼爱”的对象带有普遍性。

仁爱大体上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建立在亲情基础之上的有差等之爱。

其二，泛爱众的平等之爱。

《论语-学而》记载：“泛爱众，而亲仁。

”“仁”爱的道德内在性首先表现为“爱人”。

当然，孔子“爱人”里的人是一普遍概念，即包括各个等级的人也包括自己的亲属。

当然光爱自己的亲人是不够的，还应由己及人，把爱亲之仁推广到爱众之仁。

墨子的“兼爱”思想实际上是对孔于泛爱一切人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兼爱要求人们相互地、平等地、普遍地爱。

认为爱人应该“远施周遍”。

不受范围局限，对所有的人都去爱。

他倡导的是“天下之人皆相爱”。

三、“仁爱”与“兼爱”的不同之处（一）墨子“兼爱”观与儒家的“仁爱”观各自所包含的对象不同墨子“兼爱”观所指的对象是具体的人：君臣，父子，大夫，诸候。

只要这些具体的人能够兼相爱，那么社会就会和谐安定。

“仁”的人生哲学思想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仁”作为孔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最基本的涵义是爱人。

孔子在他的学生樊迟问仁时，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爱人”。

爱人首先表现为“泛爱众”。

不过，这里所说的“爱众”相对于“爱亲”而言，是指爱父兄以外的氏族其他成员，并没有超出氏族宗法关系范围。

因而它所产生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根据，仍是宗法血缘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氏族感情。

但“爱亲”与“爱众”毕竟反映了两个不同层次的伦理关系。

“爱亲”所涉及的是父子、兄弟关系，而“泛爱众”所涉及的则是氏族成员间的普遍关系，它要求爱氏族的所有成员，而这正体现了族类的整体意识。

因此“泛爱众”所涉及的实际上是个体成员与氏族整体关系，本质上是对整个氏族或宗族的爱，用以维系氏族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于是以“爱亲”为根基的“仁”就获得了更高层次的道德规定，这就是个体对氏族以至整个华夏族利益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

这是“仁”由“爱亲”而推及“泛爱众”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升华。

爱人不仅仅爱自己的家族、亲属、尊长等等，还要爱这以外的别人。

“孔子提倡‘安百姓’，主张‘泛爱众’，赞赏‘博施济众’。

”百姓就不仅仅是一家一姓，它包括自己家族之外的许多家族。

众就不仅仅是贵族，而是包括奴隶在内的大众。

这就是说，孔子的仁爱对象大大超出了家族和等级的界限，是全人类。

在他看来，人不仅仅是家族、等级的成员，还是人类的一员。

人应该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给予同情与关心。

孔子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它很清楚地表明，仁是一种人类之爱。

（二）墨子“兼爱”观与儒家“仁爱”观各自所阐发的角度不同墨子倡扬“爱利万民，爱利百姓”，即“兼相爱，交相利”。

墨家的“兼相爱”常与“交相利”相提并论。

墨子认为人若希望得到他人的关爱，须先关爱他人；希望得到他人的善待，须先利益他人，利人是利己的必经之路，自己的利益存在于他人的利益实现过程中。

墨子为了调和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爱与利结合，借着主动的先爱他人，从而达到人人互爱、互利的境界，使得墨家的兼爱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孔子所说的“仁”包含多层意义，儒家的仁道精神有利于人们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确立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仁”的内涵包括物与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即社会普遍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孔子的“仁”不仅具有“爱人”等感性方面的内容，也具有作为道德本体的形而上的意义。

孔子在对“仁”的阐发上，将“仁”作为道德的本源，并以“仁”统摄“孝悌忠信”等伦理原则和外在的礼仪规范；在对“仁”的证立上，他以人为目的，已经认识到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并对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力量表现出了高度的确信。

这表明，“仁”在孔子那里，既具有“爱”、“不忍”等自然情感方面的涵义，同时作为道德理念，这一范畴又上到了道德本体“道”的高度。

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仁”常常与“道”相通。

“仁”在内涵上的这种双重性，使它既能够向下落实，又可以向上提升，既不拘泥于具体情感又免于玄虚空幻，从而充分表现出了“仁”作为道德理念的内在张力和独特理论魅力。

墨子所谓的兼爱，似乎没有理论方面的超越性，只略同于儒家在事行方面的仁。

爱虽常有同于仁在事行上之功效，但不一定就像仁一样的合乎中庸。

另一方面爱只是仁的一部分，子曰：“仁者爱人。

”爱可以是仁，但仁不一定是爱。

其间不同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动机上的差异。

试举忠孝说明如下：儒者的忠是爱之固然要忠，不爱之也要忠，这是责任之自发，良心之无愧，尽心尽力以合天理，以求心安。

墨家的爱，也可以表现为忠，但其所以忠乃是希望人人都忠，既可利人又可利己。

这种有条件的忠不是仁，因为仁是无条件的。

墨子认为人应该去爱别人之亲，其原因是这样做自己的双亲也可以得到别人的爱与利，即投之以桃，抱之以梨。

如果一个人按“兼爱”而行，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得到别人的回报，或者说别人报的梨的价值比他付出的桃要低，那么他继续长期做下去的动力就会大打折扣。

以上用道德与功利的角度来分析仁与爱的差异，然而必须强调墨子的爱虽是功利的，但它仍是利人利己的，仍是人类德行最基本的觉醒。

（三）墨子“兼爱”观与儒家“仁爱”观的历史进程不同。

墨子一生所言所行，“形劳天下”，“自苦为极，以救世之弊”。

但遗憾的是，两汉以后，而墨学日渐式微。

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末期，是一大动荡的时期，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当时的社会，那就是“礼坏乐崩”。

这就意味着社会的整体结构，如经济、政治、道德、思想、行为等各个方面都处在大破坏、大崩溃之中。

孔子为解决当时社会冲突，提出了两个理论原则：一是仁，二是和。

仁的功能和价值，不仅是调整生产方式的变革、礼乐典章的改革、观念转变的外在方法、工具和钥匙，而且是和谐此三者的内在原则、原理和规范。

“和”既是具体解决冲突的方法，亦是促使对象世界、人类社会继续产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动力。

“仁”、“和”是统一的，“仁”即“和”，“和”即“仁”。

“仁爱”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并经后儒的不断充实成为影响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

结论我认为“仁爱”与“兼爱”双方都主张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以仁爱之心对人，他们阐扬的都是爱的哲学。

但是，儒墨两家在“爱人”学说上，仍有重大的区别。

墨子讲“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是不同的，兼爱是“爱无差等”之爱，即不分等级、不别亲疏地爱天下人。

墨子的爱的学说比儒家更彻底、更富于理想性，因而也更脱离中国农业宗法社会的实际。

但是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思想，仍然有它不朽的价值。

参考文献《墨子·兼爱中》墨子《集注》朱熹《法仪》墨子《先《论中国古代社会与传统哲学》周继旨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先秦学术概论》吕思勉著东方出版中心1996版《先秦诸家的人生哲学与传统的人生价值观》邱文山管子学刊1996.1《墨家思想新探》薛柏成 2006年12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墨学研究史》郑文杰 2002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墨学与当代社会》陈克守, 桑哲 200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孔子与中国文化》陈卫平 2000 郁振华贵州人民出版社《墨子与中国文化》张永义 2001 贵州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