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织三个英文译本的对比分析从描写翻译学角度高巍

  1.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2.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3.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Vol.9No.1

2012年1月

第9卷第1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an.2012一、引言

《促织》是《聊斋志异》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主题思想和艺术成就均达到很高的水平,可谓是文学精品。作者借《促织》揭露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的社会现实,并以此层层深揭封建社会官吏贪残的根源。《促织》先后被翟理斯(Herbert.A.

Giles )于清朝光绪年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于上世纪80年

代,Denise.C&Victor H .Mair 于上世纪90年代翻译过,三篇译

文的翻译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随着社会的发展,译者所遵循的原则也各有不同。因此对于同一本原著的多个译本进行历时分析,文化因素就显的尤为重要。本文利用描写翻译学代表人物图里的主要观点“三原则”中的“初步准则”为理论依据,从意识形态这一个变量来窥觑它是如何影响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

二、在“初步准则”下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翻译行为并非是一种独立于其它因素之外的纯语篇操作,在翻译行为开始之前,一些已经存在的系统结构,例如意识形态、哲学观念、伦理道德、政治经济等,都将会影响和制约将要实施的翻译行为。多元系统理论专家认为,译语文化系统的社会准则与文学常规决定译者的美学观点,从而影响译者在翻译中的抉择(Gentzler ,1992:107)。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和勒菲弗尔(Andrew Lefevere )是文化操纵学派的代表,他们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它随时都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行文,甚至连译者呼吸的空气都可能被某种莫名或无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操纵(Bassnett&Lefevere ,1990:

13)”。也许上述言论有些夸大意识形态的操控作用,但在某种

程度上,强调意识形态也是对研究翻译的一大进步。

图里(Gideon Toury ),描写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翻译的观点不同于往常的忠实对等。描写翻译学派进行的研究不是为了制定规范,而是通过描写产生译作的过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作,从而分析译者的实际抉择。其中的初步原则(Preliminary Norms )探讨的是控制选材的因素,决定在某一时期选择什么文本类型或文本,通过翻译进入译语文化。

三、意识形态影响下译者的翻译活动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任何翻译都会受到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另外,译者作为社会中的人,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保证绝对中立和客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有系统的社会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王晓元指出“意识形态与翻译这一社会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并从翻译的动机和原文文本的选择和翻译过程中的取舍和删改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王晓元,2002:576)”。

(一)意识形态对三位译者翻译动机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译者的翻译动机和文本的选择上。

翟理斯(Herbert.A.Giles ,英国,1845~1935)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著名汉学家,曾被誉为英国汉学三大泰斗之一。翟理斯翻译《促织》时正值清末民初,中国正处于一个沧桑巨变的时代,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以文兴国,大量的翻译外国的科技文献,主要代表人物有严复,但把中国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为数寥寥。翟理斯作为一个外籍译者一直积极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在《聊斋志异》的英译本序言中曾写道:“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了解,我对聊斋的翻译可以作为一个引导,让大家了解天朝中国的习惯,习俗和社会。而且这部翻译作品也是十分有意思的。”可见他的目标读者就是为了译入语读者,为了适应译入语文化。这一点从他的翻译策略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戴乃迭夫妇,中国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很少谈自己的翻译,只是在澳大利亚一个“作家周”的座谈会上说:“我国人民应该知道外国的文化遗产,外国也应该知道中国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他指出:“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要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本译文是杨宪益先生在1982年发起并主持“熊猫丛书”系列时完成的,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20世纪90代中至70年代末,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80年代,中国文化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此时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却仍很片面,对其文化精华的深邃更是知之甚少。在翻译事业迎来了一个新高潮之际,杨宪益先生的翻译动机非常明确,希望把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推广到全世界,让外

《促织》三个英文译本的对比分析

———从描写翻译学角度高

巍1,姚

晨2,董

琳3

(1.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222;2.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222;

3.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222)

要:文章以《聊斋志异》中的《促织》三个英文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描写翻译学代表人物图里提出的“初步原

则”为视角,探讨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对于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关键词:描写翻译学;促织;翻译动机;翻译策略

132··

国人更加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特色。

Denise.C&Victor H.Mair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室的教授。二位是研究东方世界的专家,曾多次发表关于中国政治和哲学的文章。虽然对于他们的翻译观点并没有第一手资料来佐证。可是从主流意识形态上来看,他们翻译《促织》的时间比杨宪益先生晚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时代。作为外国译者他们的遣词造句的风格明显与翟理斯有很大的不同,不仅照顾到了中国特色文化的表达,语言准确程度上更符合目的语习惯,已经不是简单的追求目的语读者的要求和习惯,他们的翻译目的是为了让现代的西方人了解古时中国人的传统和习俗。

(二)三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还表现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和概念层面上的取舍或删改。按照图里三原则中的初步原则,“假设一个范围的一端是充分表现原文,而另一端是完全被译语文化接受,翻译在两级之间只能居中,翻译不可能充分地反映原文,因为文化规范不同造成迁移而偏离原文结构;翻译也不可能完全被译语文化接受,因为它带有与译语文化系统不同的信息和形式”(Toury,1995:105)。在语言转换过程中,译文的产生必然以改变原文,失去原文的某些特征为代价,但译者如何把握“度”则因人而异了。由于译作总是受不同的社会文学背景因素的制约,依从于某一时期主导译者抉择的力量,因此对译作不好做出定论,限定什么是“正确”的翻译。按照上述图里的描写翻译学理论来分析三个译本是如何从词、句两个层面上选择翻译策略的。为方便对三个译本做细节分析翟理斯译本简写为G译,杨宪益译本简写为Y译,Denise.C&Victor H.Mair译本简写为D译。

例(1)操童子业,意谓读书欲考秀才。

G译:a student who had often failed for his bachelor’s degree[2]P166

Y译:who had failed repeatedly in the district examination[7]P121 D译:a long unsuccessful candidate for the Bachelor of Letters degree[4]P213

明清时代,秀才专指府(或直隶州)学、县学的生员,是读四书五经而进学者的专称,Y译就是按照此来翻译为“district examination”。而两位外籍译者均译为了bachelor’s degree(学士学位)。从这个中国特色词语可以看出来,三位译者在“充分表现原文”和“被译语文化接受”的选择上各有不同。杨宪益先生更倾向于保留中国文化的特点,以直译加解释的方法推广了中国文化特色。而两外位外籍译者则以译入语读者的理解为首要目标,不免会在翻译时产生“不忠”的现象。

例(2)无毫发爽,既没有丝毫差错。

Y译:An answer which is in various correct[7]P122

D译:The message were never off by a hair[4]P213

G译直接省略了此短语的翻译,而另外两位译者的翻译也差别很大,Y译抓住了此短语的深层意思,与上下文呼应,采用了意译。而D译则完全依照原文把“头发”也翻译出来,不禁让译入语读者有些疑惑此词在这的用意,虽然译者保留了原文的意思但是在“达意”的效果上难免有些遗憾。

例(3)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

G译:He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looking for a needle or a grain of mustard-seed;and by degrees he became quite exhausted,without finding anything,when suddenly an old frog jumped out.[2]P167

Y译:He pricked up his ears and limped slowly through the brambles,but he might just as well have been looking for a needle or a grain of mustard seed.Though he strained every nerve he found nothing.[7]P122

D译:He walked slowly through a jungle of weeds,cocking his head to catch the slightest sound and looking for all the world as if he were searching for a needle or a mustard seed.He could no longer maintain the intentness of eyes,ears and mind, but he had not yet seen or heard a cricket.[4]P214

三位译者对于同一句话翻译的忠实程度各有不同,层层递进,都有所删减省略,而句子结构也有所不同。“似寻针芥”这个比喻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其中G译与Y译都直译了原文,而D译则补充了“to catch the slightest sound and looking for all the world”,使这个比喻在上下文连接紧密,意思更加清楚,不仅表达出了作者的愿意,也便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心目耳力俱穷”,G译,Y译采取意译的方式,一个用了“exhaust”来表示“据穷”但并不准确,因为“exhaust”表示“to make very tired”或者“to use all”,作者更想表达成名在寻找时候的尽力,而非体力上的劳累。再看Y译,“he strained every nerve”则表达除了主人公寻找促织时候的尽心尽力,相比G译更准确一点。D译则侧重把“心目耳”全翻译出来,而忽略翻译“俱穷”,但是译者在后面补充了“he had not yet seen or heard a cricket”,这样译文意思完整连贯。

四、总结

三个译本都会受到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译者作为社会中的人,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保证绝对中立和客观,而意识形态对于译者影响有时都超过了译者自己的预料,但在译文中可以找到例子来证明。根据描写翻译学代表图里的三原则理论来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控影响,在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上都有明显的体现。对于译作的优劣之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忠实与否,而应当把更多的变量考虑在内,例如本文的意识形态角度,因为译作以何种形式出现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2]Giles,Herbert.A.(Trans.)S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M].

Shanghai:Kelly and Walsh,Limited,1908.

[3]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2.

[4]Mair,Denis C.,Victor H.(Trans.)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89.

[5]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

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Y.

[7]Yang Xianyi,Gladys Yang.(Trans.)Selected Tales of Liao Zhai[M].

Beijing: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1.

[8]王晓元.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M].许均.面向21世纪的

译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75-588.

133

··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