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薪酬、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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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薪酬、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
曹雨薛光李延喜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大连,116024
E-mail:Caoyu999@
摘要:本文选取2003-2005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在此基础上,对管理层薪酬、股权激励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对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和管理费用加以控制后,本文研究发现:(1) 管理层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管理层为增加个人薪酬水平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明显;(2)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刺激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关键词:管理层薪酬;股权激励;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
1.引言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债权人、股东、证券监管部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作为真实盈余信息的知情者,对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与会计信息的生成拥有控制权,管理层可能为了达到一定目而进行盈余管理。
本文从管理层角度出发,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的关系,这对揭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层激励制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成为现代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2.1 盈余管理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并不相同,本文采用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体现。这是一种狭义的盈余管理概念,即企业管理层对会计盈余或利润的控制,而且主要是使其利润或盈余上升的手段,Scott认为只要企业管理层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他们必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者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1]。
基于管理层自利动机的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
2.2 基于管理层自利动机的
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是掌握了公司管理权的高级雇员利用信息优势和公认会计原则的不完备操纵利润获取以私人利益。在实施过程中又会有一些具体目的,如基于奖酬契约、债务契约、政治成本、资本市场动机等等。其中奖酬契约认为,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非常明确和单纯,即获取所期望的报酬和分红、保住现有的职位、争取晋升机会等,所有
这些利益都是管理层自身享受的。本文的研究正是在奖酬契约的基础上进行的,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最早的一篇关于奖酬契约实证研究的代表作是Healy(1985)[2]完成的。Healy发现在有奖金等激励计划的公司,管理层们致力于投机性地操纵会计盈余以使自己的奖金最大化。具体来说,在真实收益高于上限的年份,管理层会通过递延收益来降低报告收益,因为高于上限的报告收益将使他们永远失去获得这部分红利的机会,而将超额利润往后递延增加了预期的未来红利;在真实收益界于上限和下限之间,管理层会调高报告盈余,使其趋近或刚好达到上限,增加的红利便可马上获得,提高红利的现值;在真实收益远小于下限时,管理层便有进行“巨额冲销”的动机,将未来可能的亏损在当期注销,从而提高预期未来红利收入。
Watts, Zimmerman (1986)[3]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分红计划的公司的管理层为扩大个人效用,更有可能选择将未来的盈余转移到现在的会计程序,从而提高其报酬的现值。
Guidry等(1998)[4]认为,大型跨国公司各分部的经理在无法达到其奖励计划规定的盈余目标时,或无法按照报酬契约计划的规定达到最高奖金限额时,他们更可能递延收益。
上述研究尽管方法不尽相同,但研究结论都表明管理报酬契约诱使一些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以增加奖金报酬,增强职位保障,使其奖金收益最大化。
国外学者对管理层实行股权激励是否能够促使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从而减轻盈余管理行为也进行了实证研究,成果主要有:
Warfield等(1995)指出,管理层持股数增多会降低代理人成本,他们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数量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的大小呈负相关关系,这与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约束机制一致。
Nagar等(2000)[5]发现公司会计数据的操纵与CEO们的报酬形式有关,如果CEO们为了增加其整个报酬而管理盈余,则CEO们的持股数量和盈余管理之间就成正相关关系。
Klein, Chen (2002)[6]研究表明,收益质量并不总是随管理层持股比例而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时,会计信息质量和管理层持股比例正相关,然而,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时,会计信息质量与其负相关。
Limpaphayom(2002)[7]研究验证了新兴市场中管理层持股和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与发达市场的研究结论不同,在新兴市场中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关,即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低。然而,在财务危机时,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表现为正相关,这是源于债权人监督、小股东保护和管理层对减少未来干预期望的假设影响。同时,研究还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利润操纵程度正相关。
通过以上研究成果综述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学术界尚无以管理层奖酬契约为基础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本文期望能够为此提供实证证据。
3.研究设计
3.1 研究目标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奖酬契约角度出发,对管理层薪酬、股权激励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为上市公司选择合理有效的管理层激励制度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3.2 变量设定
本文的研究变量主要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3.2.1 被解释变量的设定
实证会计理论认为,企业盈利(Earnings)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已经实现现金流入的盈利,即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Cash From Operations, CFO);另一部分则是还没有实现现金流入的盈利,这部分赢利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但没有实现现金流入,故称之为总体应计利润(Total Accruals, TA )。由于现金流量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企业难以对其进行操纵,因此假定盈余管理只能通过应计利润进行。而在总体应计利润各组成项目中,有些是按照现行会计规范强制处理的结果(如固定资产折旧),有些则是利用现行会计政策留给企业的选择余地进行调整、操纵的结果。因此,按照总体应计利润的可操控程度又将其分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 Accruals, DA)和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 NDA)两部分。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大小代表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衡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高低转化为计量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大小。
由以上分析可知:
TA=Earnings-CFO (3.1) DA=TA-NDA (3.2)
公式(3.1)和(3.2)中的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可以从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直接获得,因此,计量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关键在于对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计量。常用的关于NDA 的计量模型有希利模型(Healy Modle)[8]、迪安吉洛模型(DeAngelo Modle)[9]、琼斯模型( Jones Model)[10]、修正的琼斯模型(Modified Jones Model)[11]和行业模型(Industry Model)[12]五种。西方会计学者曾专门对以上五种模型的测度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比较,发现只有Jones 模型和修正的Jones 模型能对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提供可靠的估计,并能有效地用于假设检验。
本文选取修正的Jones 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计量。在研究过程中,碰到的现实困难是,修正的Jones 模型要求对上市公司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而我国股票市场只有十几年历史,客观上限制了这一模型的使用,因此,本文选用修正的横截面Jones 模型计算出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 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模型对各年度样本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获取模型各参数的估计值,所用模型为:
t
i t i t i i t i t i i t i i t i t i A PPE b A REV b A a A TA ,1,,21,,11,1,,)/()/()/1(/ξ++∆+=−−−− (3.3)
然后,运用上述模型得到的参数估计值(i a 、i b 1、b i 2),计算得到各个上市公司的以上
年度资产计量的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t
i NDA ,,其计算模型如下:
)
/()//()/1(1,,21,,1,,11,,−−−−+∆−∆+=t i t i i t i t i t i t i i t i i t i A PPE b A AR A REV b A a NDA
(3.4)
最后,根据总体应计利润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与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之和,计算得出各个上市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t
i DA ,,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