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作者：葛荃

《文史哲》2006年第5期

摘要：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本文考察了这一学科的起始情况，然后从三个方面对百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做一概括。首先，划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阶段；其二，梳理了学术流派，认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三，分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理特点及其研究价值。本文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政治性，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既有文化价值，又有历史价值。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思想与观念的发展的相对滞后。例如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对于政治权力的崇拜等等。这些思想层面的东西显然不是20世纪民族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传统。这种历史的表象与其文化传承的不同步，恰恰说明了思想文化积淀的深厚和影响力的久远。因而，进一步深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新学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现代政治学流派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现代学科，出现于20世纪初叶，就现有的文献来看，首倡其功的是梁启超和谢无量。1922年，梁启超在其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自序”中写道：“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1] 是知在1900年之后，梁启超已经开始把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不过在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似乎还没有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专题性研究或总体的思考，梁启超本人亦仅作“断片的发表”。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认定，在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学科建设则属于草创而未就。

根据现有的相关资料来看，晚清经学家孙诒让(1848—1908)曾著有《周礼政要》一书。《周礼》亦名“周官”，是记述周代职官的典籍，属儒家“六经”之一，一般认为其中没有多少思想可言。孙著从政治认识的角度，将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多少涉及到一些政治观念。不过从主要内容看，孙著的研究范围和认识特点均不属于政治思想史。因而《周礼政要》虽然早于梁氏之《先秦政治思想史》，却不宜以此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开端。由此我们断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建立应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有二：

其一，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被列为课程，搬上了课堂。据载，1922年，梁启超分别于春季和秋冬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及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

其二，有两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著问世。一是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于192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后者的书稿完成时间是1922年。梁书中的“序论”部分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研究的内容、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等等，都作了详细的阐述。

另外，需要略作解释的是，1924至1925年，北京大学已经开设了“政治思想史”课程，由高一涵讲授。嗣后，清华大学也于1927年和1928年，开设了“政治思想”课程。这些课程的名称只是标明“政治思想”，却没有说明是“中国”还是“外国”。鉴于高一涵本人著有《欧洲政治思想史》；而清华大学在1932年以后，添设了有关“国情”的课程，其中明确设置有“中国政治思想”。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北大、清华于20年代开设的“政治思想”当指“西方”，而非“中国”。

根据以上分析，梁启超、谢无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有首创之功，筚路蓝缕，不可埋没。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阶段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第二个阶段，20世纪50年至70年代；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历时几近百年，步履可谓艰辛。

概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值共和初创，国难重重，国内政治局面混乱，思想文化处于新旧变革的

多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从无到有，伴随着近代文化的日新月异，出现了一批学问大家，他们的学术视野已经涉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评估等等。其中，有些学者的研究，对于这一学科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第二阶段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发展不平衡时期。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形成了相互敌对的两个政权，分属于不同的政治营垒，在这样的政治条件制约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向一分为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在中国大陆：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运在这一阶段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60年代中期，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一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即从1966年至1976年。

在前一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建国之初，全国各大院校仍然保留了政治学系，“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专业课程仍然存留在教学体系之中。1952年，全国各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由于种种原因，各高校的政治学系建制被取消。于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大陆有关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基本终止了。政治学专业的教师和有关研究人员大多改行从事其它工作。直到1960年，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恢复了政治学系，但为时不久，即都改为“国际政治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学科建制和课程设置方面并未涉及到中国政治思想史[2]。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与全国的政治形势始终保持着一致性，学术研究与其他各项工作一样，一切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运是可以想见的。

从学术研究的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论著很少，而且，这些论著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规范基本属于历史学科，学术观点普遍受到处于主流地位的政治教条主义的极大影响。

在后一时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大陆，教育界、学术界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1949年以来的正常政治秩序完全被打乱，学生成为战士，教师沦为敌人，阶级性与革命性成为判定是非的惟一标准。在这样的情势下，学术要么成为革命的对象，被批判消灭；要么变成革命的工具，亦即学术蜕变为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文革”后期，被当时的弄权者所利用，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无需掩饰的政治利益成为著述者的惟一立场和出发点。一时间，“儒法斗争”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规律和指导原则，中国政治思想史完全陷入了政治漩涡。这一时期的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学术可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大陆学术的整体命运相一致，进入了特殊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台湾地区：

1949年前后，一批学者移居台湾，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没有受到政治局面变换的影响，得以一直延续下来。在学风上，台湾学者承袭了民国时期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特点有二。

一是研究的内容横亘古今。研究者们著书立说大多从开天辟地讲起，一直论述到孙中山，这一点与民国时期的学风无二。例如谢扶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中正书局，1954)，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三民书局，1969)，叶祖灏《中国政治思想精义》(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等等都是如此。

二是在学术观点上往往承袭前贤。例如，谢扶雅自称所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纲》与梁启超作《先秦政治思想史》，“所取观点大致相合，惟造词略有不同，观念遂稍有出入耳”[3] 。叶祖灏亦言：“中国政治，若论其内容，如梁任公所论有三：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民本)、社会主义”。[4] 由此可知台湾学者治中国政治思想可谓成就不少，亦有新见，然而总体上守成有余，创新略显不足。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起始，随着“文革”被否定和“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确立，“思想解放”成了时代潮流。知识分子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迎来了学术发展的拨乱反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新阶段。伴随着批判“四人帮”和恢复高考制度，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研究工作基本恢复了正常。这一时期，全国各个综合性大学纷纷恢复政治学系，中国政治思想史终于得以恢复名誉，成为政治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此外，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领域的特殊性，一些高校在历史系或党史系也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