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兰克史学的几个观点

关于兰克史学的几个观点

摘要:兰克史学是19世纪与20世纪西方史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学派。关于兰克学派的史学理论,史学界有三种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是符合实证科学原则的;有的学者认为是反科学的;还有学者认为,兰克史学理论自身也有变化,即从客观走向主观这样一种倾向。

关键词:兰克史学;实证科学;反科学;客观向主观

历史在西方成为科学的历史学并且成为西方的史学传统始于十九世纪初。它是由历史学家兰克奠定的。兰克史学是十九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其治学方式和思想曾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影响着中外一大批的历史学者。兰克学派的特点是编撰历史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的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资料都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以及政治家的日记等。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对于兰克史学理论的认识,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它是符合实证科学的

作为十九世纪西方史学主流的科学的史学,外国史学界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史学,是由兰克和他的弟子奠定的。由兰克确立的实证主义史学模式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历史学家根据确凿的史实和通过自己的意识结构所重构的过去,完全符合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兰克根据这种信念提出历史学的任务和方法。他在他早期的著作《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历史》的序言中说:“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的利益而教导现在,本著作不指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1]最后那半句话成为了实证主义史学的座右铭。

在兰克看来,信史处于第一手资料,认为历史学家只有根据原始资料,才能写出公正无私的历史著作。为了搞清楚事实发生的真相,兰克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遵循三个要素。首先,必须穷本溯源,依靠和研究原始资料。要让亲临其境的人说话,看看真正看到那些事件的人是怎样记载的。在他看来,叙述历史事件是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越是亲临其境者的记载,其史料价值也就越高。他特别重视当事人的陈述等档案资料,他认为档案是最可信最真实有价值的记录。其次,对作者的心理进行分析。他认为有的人抄袭古人,有的人为现在和将来寻求历史教训,有的人攻击一些人或者为一些人辩护,影响史料可靠性之最大者莫过于史料记载者的动机与为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各自记载的意图又是什么?这就要抓住史家的性格,从而去追查他的资料来源。这就是考证学上所说的“内部考证”,也就是分析资料内容的可靠程度。第三,把原始资料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论据互相排列,进行对比,以判断史料的真伪与可信程度。通过对不同版本的互相校勘,这就使史料的真伪毕显,鱼目混珠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此方法就是后来考证学上所谓的“外部考证”。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兰克学派所谓的超然事外,持客观主义的叙事态度。他们主张写历史不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要能在礁石之间行驶而不暴露自

己的宗教信念或者哲学信念,他们秉着历史是怎么样发生的就怎么样叙述的态度。

兰克学派认为历史要成为科学,首先要有确实可信的史实,其次要消灭认识主题的个性特征,用兰克的话,就是“消灭自我”,以达到完全的客观性。所以,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的任务就是,历史学家完全客观地、严谨地据事直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米什列也说,历史是“过去的复活”。[2]因为历史事实不可能作为历史家直接观察的对象,只能通过各种史料来认识。为了通过可靠的史料以确实史实,兰克学派制定了完整的“史料批判”的方法。兰克学派运用科学的史料批判的方法以去伪存真,从而确实事实,再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史学界之所以称兰克式史学为“科学的”,主要是针对其史料批判的科学性而言的。兰克学派还要求把历史事件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的史学模式在历史的主题和方法方面的特点,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从兰克学派的治学方式和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兰克学派是符合实证科学的。

二、兰克史学理论是反科学的

兰克学派的历史观是一个由唯心主义外壳包扎起来的庞杂的思想体系,它是由神秘的宗教观念、伟人史观和西欧中心说等几个方面构成的。

兰克认为,在全部的历史进程中,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是到处显现的,历史上每一件大事都证明上帝的意志,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证明上帝在主宰一切。因此,他笃信“每个时代都是直通上帝的”。但是他不认为上帝就是历史本身,上帝躲在历史舞台的后面,在“导演”着这多姿多彩的“人间戏剧”,历史的发展始终好像是一种上帝的启示。

兰克学派的伟人史观是以政治为基本内容的。兰克学派所撰写的历史著作,内容几乎全是政治史的,占据政治舞台的主要人物是那些“伟人”、“豪杰”,而没有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他们强调,历史是自由的有目的的人的行动舞台,从而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归结为人的目的、动机、思想、精神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那些帝王将相之类的精粹之辈或显要人物的精神发展过程。他们并不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他们笃信只有具有巨大内在力量的伟人能起到创造历史的作用。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兰克学派认为,历史生活的基本体现者是国家、民族和教会,三者中国家居首。在他们看来,近代欧洲国家的出现,是神意的不同表现,所以,兰克学派的历史著作中大多数是关于西欧国家的。例如,兰克几乎为西欧各主要国家都写了一部专史。兰克的国家主义观念,抛弃了理性主义史学家所鼓吹的世界主义,而是用民族主义取代了世界主义。

兰克的西欧中心论所宣扬的是一种种族主义观点。他发展了黑格尔的有关论点。曾断言“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3]就兰克看来,这些伟大民族是由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英吉利、斯堪的那维亚六个民族所构成的“罗马—日耳曼世界”。自希腊—罗马时代以来,这六大民族就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国家或民族只是这一主流上无足轻重的“附加物”。他说:“亚洲诸民族的发展是‘迟

钝和静止的’,从蒙古人征服时期起,‘野蛮状态’就统治着亚洲,直到他那个时代,仍然维持着这种状态。” [4]兰克的这个论断显然是处于他对亚洲历史的偏见。他晚年口授的《世界史》更是他西欧中心论的突出表现。

兰克学派在认识论上强调历史学的认识对象是个人的具体动机和行为,这些东西归根到底是不可名状的,对它们必须心领神会地去理解和重新体验。按照怎么样的标准去心领神会地理解和重新体验呢?兰克学派认为,当然就是按照历史学家自己的标准了。这很明显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历史学家真能在史料考订过程中排除任何主观认识因素或理论观点的制约,从而写出“循其本来面目”、“纯客观”的历史吗?兰克学派的学者都说是能够办的到。然而,就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和历史哲学界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指出,无论是兰克还是兰克学派,都远不是纯客观的。例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著名史学教授乔尔格·伊格尔斯指出,在兰克派史学中,“注意的中心位置置于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决策者和显要人物身上。贵族式的偏见支配着史学研究。群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大众文化的历史失去了历史的意义”。[5]

三、兰克史学理论是由客观走向主观的

兰克学派的治史原则是“据事直书”,这是符合实证主义的。他们深究资料的来源,追求史料的原始性,推崇不偏不倚的研究态度,在西方史学中实力雄厚、声明远播。兰克学派因标榜以“科学方法”和“客观主义”态度研究和写作历史而著称于世,在20世纪以前,赢得了西方史学界空前的声誉,其影响范围也远及欧美以外。人们普遍认为,兰克学派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治学方法,大多数学者称这种方法为实证主义。然而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实证主义人文科学应该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确定事实,然后是制定规律。实证主义对第一个步骤尤其重视。“19世纪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确定新的事实非常热衷,而对发现规律之事却少有问津。除了发现事实之外,历史学家根本不对事实为什么是这样提出问题。”[6]根据柯林伍德的观点,兰克学派与实证主义史学似乎还不能画上等号。

在兰克史学的治学方法中,有一条是强调对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并对作者的心理进行分析。如何分析,兰克学派认为,这就需要用设身处地的方式对记载者当时的心境进行“领悟”,他写作的目的好是坏?写作是为了赞扬还是贬低?这样看来,原始资料的记载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就全靠历史学家的“理解”。对于兰克学派来讲,那种“理解”是不受社会实践检验的,只凭研究者的“知觉”,如同当代的德国历史学家迈纳克指出的那样,兰克学派的史学方法“在每一个场合,判断和直觉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发生作用的”。[7]这样主观主义的大门就自然的敞开了。

在选择和运用史料时,兰克学派也不是主张越详细越好,而主张有所选择。兰克说,要突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事情,就要舍去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那么怎么样就是无关紧要呢?这就是“历史的内在逻辑”,而且兰克并不否认这种“内在逻辑”与作者本身的意图有关。也就是说,兰克认为历史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逻辑选择历史材料。那种依据“领悟”和“直觉”,而不是依据社会实践确立起来的历史“逻辑”,谁可以保证它与个人的好恶无关?如何实现“如实直书”?当然了,在历史研究中是不能完全排除自我,主要是看如何让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并接受社会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