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及其对当今的启示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及其对当今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对维护国家机器运转，全面实现国家职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世界各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几乎涵盖了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所有主要环节，在中国公务员热持续升温的当下，笔者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进行探析，希望能够为优化中国公务员队伍，保持中国經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关于“文官”二字最早的记载出自《后汉书·礼仪中》“立春，遣使者责束帛以赐文官”[１](Ｐ３１２３）。早在中国春秋时的管仲、百里奚，战国时各诸侯国国王所重用的大批能言善辩之士都可算作早期的文官。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以及后来秦始皇所建立的管理政府官员的制度，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先河。但从严格的意义来说，中国古代正式的文官制度是从西汉武帝元朔五年，“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２](Ｐ３６２０）开始的。要探析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就必须先从这种文官的选拔方式开始考察。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片面地运用法家的思想路线，“以吏为师”[３](Ｐ２５４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３](Ｐ２３８），短短十五年而亡。西汉初，鉴于秦亡教训，采取“修养生息”的国策，但到汉武帝时，内外矛盾交织，汉武帝高举董仲舒“罢黜诸家，独尊儒术”的理论旗帜，安定内部，外服匈奴，经董仲舒重新解释的儒家思想对成就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奏议，在长安城外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并“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２](Ｐ３５９４），在太学受业培养，汉武帝罢黜原有的诸子传记博士，唯立五经博士，使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此后，通晓儒家经典就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自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被确立为统治思想后，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不管是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还是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历代君主选拔文官的考试内容，无非都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和运用。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文官，对君主专制统治来说，也就具有重要的统治功能。

一、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是在以君主为轴心，以中央集权为主线的政治体制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金字塔式的行政结构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运行的基础。因此，经历代君主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的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其首要统治功能就是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维护封建君主的最高统治。

(一）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衰微，诸侯割据，长期的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

的灾难，社会普遍希望统一。处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４](Ｐ２６５）的思想；其后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５](Ｐ２９１）的思想；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在为《春秋》作传时，提出了“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６](Ｐ１）。这是“大一统”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强调的是国家地理上的统一，而且还强调国家政治权力上的集权统一，即“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３](Ｐ２３６）。

西汉武帝时，为适应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董仲舒综合阐发以往的“大一统”理论，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２](Ｐ２５２３）认为“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同时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强调君权天赋，君主作为天子，可行使天的意志，这样权力就被高度集中于君主手中，“大一统”中的“一”也就意味着国家统一于天子手中。此后在儒家思想的,陶下，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以及君权的集中，也就成为学习儒家经典而为官出仕的士子们的最高原则和目标。例如，唐宪宗时期曾任工部郎中、东都判官等职的进士皇甫指出：“大一统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宋代欧阳修道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 [７](Ｐ４１４），“《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７](Ｐ４１６），以“居正”“一统”二义自标。还有苏轼说：“正统之为言，犹日有天下云尔。”[８](Ｐ１２０）这几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选拔出来的文官，“居正、统一”的观念已深入其心髓。此外，《元史·刘整传》记载：“整入朝，劝伐宋，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９](Ｐ３７８６）这里刘整也以“正统”之论，劝忽必烈实现国家统一。此后，明、清两代能够形成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也都是这“大一统”的功能体现。

(二）有利于稳固统治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稳固君主的专制统治，以使君主能够世代“总揽威权，柄不借下”[１０](Ｐ４１２)，“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３](Ｐ２２５５６）。例如，西汉时期，在汉武帝的授意指使下，董仲舒除了宣扬君权神授外，还大力宣扬三纲，以维护封建统治关系。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昔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１１](Ｐ３０５－３０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也是天意的安排。于是形成政权、族权、种权、夫权四纲，从而形成臣子对君主的依附关系，以巩固君主的专制统治。此外，《唐律疏议·名例篇》也露骨地指出?押“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至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唯子唯臣，唯忠唯孝。”因此，自汉武帝开创考试授官以后，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那些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官，无不受这四纲的,陶影响，甚至把维护这四纲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种情况下这些文官也就自觉地形成了对君主的依附关系，也自觉地把君主与自己的关系看做是主奴关系，如，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末帝说：“臣受国恩，仅将三纪，从微至著，皆先朝所遇，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１２](Ｐ２４９)另外，从一些官职的]变上也能反映出君主与文官的主奴关系。例如，汉武帝时，有个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