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古音通假

古音通假

（一）什么是通假字？

通假字是古人的一种用字习惯，即在书写时本来有为A义专门造的A字（从字形结构上可以看出来），但写作的人却偏不写A字，而是写了一个与A同音的B字。于是A、B二字之间就构成了通假关系。

例如:“早”和“蚤”。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记载项伯对刘邦说的话：“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即要求对方早点来，别来得太晚了，就会显得没诚意，不礼貌。显然，这里应该写“早”字，但司马迁却写了个“蚤”字，许慎在《说文解字》（P283页）里面说的很清楚，“蚤”本是“啮人跳虫也”，就是今天的“跳蚤”。我们不能说司马迁不会写“早”字，也不能说“早”字还没那时产生，实事上先秦就有“早”字了：

《左传·昭公三年》：“早世陨命”；

《左传·隐公三年》：“早死”；

《荀子·非相》：“不先虑，不早谋。”

《大戴礼记》：“天子之善在於早谕教与选左右。”

《史记》中也能找到用“早”的例子：

《孝武本纪》：“天子即诛文成，后悔其早死，惜其方不尽。”

《留侯世家》：“后五日早会。”

《三王世家》：“闳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

但在先秦、两汉时期，用“蚤”代“早”的例子多得很：

《诗经·豳风·七月》：“四之日其蚤。”

《礼记·檀弓上》：“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

《左传·僖公23年》：“子盍蚤自贰焉？”

《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後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之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史记·周本纪》：“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

《史记·始皇本纪》：“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

《汉书·文帝纪》：“有司请蚤建太子。”

这两个字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同音字，故而相通假。

与“早、蚤”同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例如：

畔与叛——

《说文·田部》P291：“畔，田界也。从田，半声。”

《左传·襄公26年》：“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

可见，“畔”指田间界限，即现在所谓“田埂”。

《说文·半部》P28：“叛，半反也。”——段玉裁指出，这

是内心叛逆而显于形时。

《尚书·大诰》：“三监及淮夷叛。”

《韩非子·用人》：“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但正如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所指出的：“古多假畔为叛”，如：

《史记·夏本纪》：“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

《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

疲与罷（罢）——

《说文·疒部》P156：“劳也，从疒皮声。”

《左传·成公26年》：“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

《韩非子·初见秦》：“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

《史记·河渠书》：“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汉军屡疲，秦军必会。”

可见“疲”就是现在的疲劳、疲累。

《说文·网部》P158：“罷，遣有罪也。从网、能。网，罪网也。言有贤能而入网，即贳遣之。”就是对犯罪者免于治罪的意思。古文中常见的“罢职”、“罢官”就是从这里来的，即网开一面，只免去官职而不治罪。

然而，“疲、罢”这两个字在上古同属于并母歌部，是同音字（后来由于语音分化而读作两个不同的音了。现在仍有以Pí为读音偏旁的，如毛泽东的七律《冬云》诗“雪压冬云百絮飞，万花

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羆。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稀/吹/罴/奇押韵），所以也经常借“罷”（罢）为“疲”，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罢苦百姓。”

《吕氏春秋·简选》：“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

《吕氏春秋·悔过》：“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

《史记·秦本纪》：“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

《史记·秦始皇本纪》：“兵革不休，士民罢敝。”

《史记·项羽本纪》：“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

对以上“早、蚤”“叛、畔”“疲、罢”三组字，现在学术界一般是这样称说的：前面的叫本字，后面的叫通假字。当通假字出现在古书中时，我们现在要按照本字的读音来读（如“罢”就不能读成bà，要读为pí），并按照本字的意义来理解。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只有当A、B这两个字都同时存在时，才有可能借A代B。

（二）通假字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明明有本字，为什么作者却不写本字而要写通假字呢？这个问题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

第一、这是古人的一种习惯、一种时尚。比如“早”字，司马迁也曾用过，但因古人经常习惯以“蚤”代“早”，所以司马迁也未能免俗。笔者曾利用电脑统计，在《史记》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64次，直接用“早”字才27次；其中“蚤死”14次，“早死”4次；“蚤卒”8次，“早卒”1次。《韩非子》中共出现通“早”的“蚤”字18次，直接用“早”才4次；到《论衡》时代就倒过来了：通“早”的“蚤”6次，直接用“早”36次。所以总的说来，时代越后，通

假字越少，时代越早，通假字越多。

第二，唐代颜师古曾指出，古人在记录语言时因“仓猝无其字”而用了个同音字代替。清代学者赵翼在其《陔（ɡāi，田陇）余丛考》一书中说得更明白：“字之音同而异义者，俗儒不知，辄误写用，世所谓别字也。”第一个如此写的人固然可以说的写别字，但后人效尤，积非成是，便成了合法的“通假”字了。

第三，古书经秦火而几乎被烧光，直到汉惠帝才取消“挟书令”，并从民间征集藏书。但所得甚少。汉代大多数的书籍是靠老年人将脑子里所记忆的背诵出来，写出来，重新“著之竹帛”。由于背诵时只记住一个字的读音，未必能记住它的字形，因而记录时必然会由于方言、口音的差异、记录者的文化程度等影响，而将同一字记成不同的形体。正因为如此，才产生出了后来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之争。

第四，其实，古人好用通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上的原因，就是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者父子在《经义述闻》中常说的“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他们认为“凡字之相通，皆由于声之相近，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则窒矣。”“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他们强调既有此音，即表此义，音即能表义。读者读出此音，闻者听音则知义。因此，将一个音写成哪一个字形，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而古人并不十分在意（更何况当时也没有政府出面来规范语言文字，甚至连一部字典都还没有。所以只好让人随意按照声音来记录）。文盲不识字，请人代读家信，听音即知义。道理就在这里。这种认识是有一定正确性的。因为，说到底，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言凭借声音而存在。因而记音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能记录下这个字音，就算是完成记录者的任务了。

依据通假字和本字的关系的不同，可把通假分为以下几个类型：①

一是单项通假。即A→B（A代表通假字，B代表本字，下同）。如以“宵”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