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亲亲相隐藏”义

《春秋》经“亲亲相隐”义

作者：陳壁生文章来源：21世纪孔子网站

親親相隱，為儒家之一重要思想，亦為華夏傳統刑律之一突出特徵。“親親相隱”的思想源頭，一般認為來自《論語·子路》中的葉公與孔子的對話：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在這裏，孔子言“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開始表出“父子相隱”之義。但是，《論語》不是“父子相隱”思想的惟一源頭。孔子晚年，筆削《春秋》，成一王大法。太史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1]公羊所傳，盡闡微言大義，如大一統、辨夷夏、榮復仇等等。其中，親親之義，亦為《春秋公羊傳》之一大突出特點。近人楊樹達《春秋大義述》，便專辟“親親”一章以發明之。[2]“親親”之義，則包含了“親親相隱”。而且，因為西京十四博士之學盡為今文經學，傳《春秋》者盡為公羊之學，《論語》為傳，地位不如《春秋》為經之重，所以，西漢通經致用，諸儒引“親親相隱”義以決獄、制詔，多非援自《論語》，而乃本諸《春秋》。

一，親親：相隱

“父子相隱”或“親親相隱”，正是“親親”原則下的義理內容。觀乎《公羊傳》，說親親相隱義處有四：

春秋經：閔西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

何休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3]

這裏涉及到春秋時期魯國的第二次大內亂，情節頗為複雜。魯莊公三十二年，莊公病甚，向兄弟詢問立後之事。他的同父異母的三弟叔牙（即引文中的公子牙）推薦兄弟慶父，而同母的四弟季友（即引文中的季子）力薦莊公的大兒子公子般。叔牙謀欲弑君，季友先派人毒死了叔牙。不久莊公去世，季友奉子般即位，誰知道子般的叔父慶父很快就派僕人鄧扈樂把他殺了。接著魯人奉莊公的二子啟方即位，是為閔公。閔公繼被殺的子般之位為君，所以不言即位。對季友而言，他知道殺子般的元兇不是鄧扈樂，而是慶父，他本來應該“探其情”而誅慶父。但是，由於慶父是季友的同父兄弟，雖然慶父弑君，但是出於親親，季友可以不追究到慶父那裏去。

春秋經：（閔公二年）秋，八月，辛醜，公薨。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4]

魯閔公即位第二年，便被慶父殺死。但是《春秋》只是記載了“秋，八月，辛醜，公薨。”並不書寫閔公去世之地。根據《公羊傳》的解釋，季友本來應該殺死慶父，但是季友“緩追逸賊”，乃是出於“親親之道”。這一事件，漢世鄒陽有所評論。《漢書·鄒陽傳》：“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友緩追免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5]

在上述二事中，季友與慶父是同父兄弟，慶父連弑二君，可以說是極大之惡，但是，作為兄弟，季友並沒有置之死地而後快，而是顧及兄弟之情，連續兩次不誅殺他。當慶父弑君之時，季友面臨著一種倫理上的矛盾：作為權臣，於君臣之義而言，他有權力，也必須誅慶父；而作為兄弟，于兄弟之情而言，他寧願寬容慶父，緩追逸賊。《春秋》以“親親”之義，使季友得以保全弟兄之情。其原因在於，在《春秋》大義中，季友慶父首先是作為家之兄弟的關係，其次才是作為國之同僚的關係。而家之兄弟在倫理體系中的地位，

要遠遠高於國之同僚。更重要的是，季友面對的是慶父已經弑君的事實，如果季友慶父在為惡之前就洩露了弑君的動機，那麼季友便有責任殺他，這叫“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但是既然季友是等到慶父弑君之後才知道的，那麼，即便慶父連弑二君，于季友而言，慶父首先是兄弟，所以，即便從“義”的角度，他絕不會贊同慶父的行為，但是從“情”的角度，誅殺慶父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由作為兄弟的他來執行。可以說，這種不誅殺，並不意味著縱容他的行惡。在慶父殺死閔公、逃離魯國之後，僖西元年，慶父逃亡到莒國，被逐，想到齊國，被據，最後在汶水之北，派他的兒子到魯國請求季友容納他，季友的回答是：“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何休的解釋是：“義不可以見賊而不殺。”[6]最後慶父在汶水邊自殺了。

儒經之中，《春秋》所體現出來的“親親”精神，是極其突出的。蓋君王、貴族之家的穩定，便是一國的穩定。如果君王、貴族之家彼此殺戮，仇仇相報，則政治永無寧日。《公羊傳》有另一個例子。吳王壽夢有四公子，諸樊、餘祭、夷昧、季子。其中吳季子最賢，壽夢想讓他繼承王位，季子不從。後季子三個哥哥相繼即位並去世，季子又讓位，於是吳人立夷昧之子僚為王。這時諸樊的大兒子闔廬不服氣，說：“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剌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說：

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最後，吳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而《公羊傳》評論他說：“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

[7]當是時，如果吳季子繼承王位，要不就是必須承認與闔閭共謀篡位，要不就必須以報仇之名殺闔閭，總之都是認同父子兄弟相戮殺。所以，他最終選擇了離開吳國首都，居於小邑延陵。《春秋》之所以特重親親之道，便因為君主公卿之家不正，則舉國不安。而只有親親之道，才能使貴族之家得以安定。即便是面對即成的弑君、殺兄弟的事實，出於親親之情，公卿之賢者也不應該繼續以殺戮的方式解決問題。所以，《春秋》以魯季子不誅慶父、緩追逸賊為賢，以吳季子不受不殺為仁。

《春秋》另一處發明“親親相隱”之義者在文公十五年：

春秋經：（文公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何休注：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為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

徐彥疏：若以棄歸為文，即言子叔姬來歸，不言齊人，即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敖為齊所惡而來歸之，今此亦為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8]

此事也有複雜的背景。初，齊昭公娶魯文公的姐妹叔姬為妻，生舍。魯文公十四年，齊昭公去世，舍即位。齊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殺舍，自立為君，是為齊懿公。這樣，被弑之君舍的母親叔姬在齊國就很危險，魯國通過各種途徑要求齊國放回叔姬，齊國都不肯，直到最後，齊國看在周王的面子上，才于文公十五年十二月把叔姬還給魯國。在公羊家看來，按照當時的情形，叔姬為齊國所棄歸，當有罪，本來應該按照宣公十六年《春秋》經文所載“秋，郯伯姬來歸”那樣，即用“來歸”表示郯伯姬是被夫家趕出來的。而這裏記載“齊人來歸子叔姬”，意味著孔子書寫《春秋》，理解文公為他活著的母親著想，為他的姐妹叔姬隱罪。所以才用“齊人來歸”而不是用“叔姬來歸”。所以，孔子的書法便是體現了“父子相隱”的精神。

《谷梁傳》對這則《春秋》記載的解釋，幾乎與《公羊傳》相同：“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9]清儒鐘文烝注解《谷梁傳》此段的時候說：“父母之于子，欲得其免，故順而書之，不從諸直言來歸者例也。何休說《公羊》曰：‘叔姬于文公為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通典》引董仲舒《春秋決獄》曰：‘《春秋》之義，父為子隱。’謂此事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