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美贸易关系

第一,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下,中国海关不能区分哪些是中国公司对美国进出口,哪些是外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对美国的进出口。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外国(包括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通过中国海关对美国的进出口。
第二,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在中国当地销售和购买等经济交易,实际上发生了所有权在“中国国民”和“美国国民”之间的转移,但由于这种交易没有跨越中国国境,因而中国海关无法统计这些数据。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美国母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在当地的销售和购买。
第三,中国海关无法统计中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在美国当地的销售和购买交易,而这些交易导致了所有权在“美国国民”和“中国国民”之间的转移,因而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中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在美国当地的销售和购买。
第四,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下,中国海关不能区分哪些是外国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通过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哪些是美国公司对中国的进出口。因此在所有权原则下,应该在现行跨境贸易统计中考虑外国母公司在美国的附属机构通过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两大经济体,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长期以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美贸易的格局基本是以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美国整体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攀升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的。巨大且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给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一,加剧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第二,为以美日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施压提供了口实;第三,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陷入因内外均衡的冲突而左右为难的窘境。因此,探究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真实原因,从而重估中美间的贸易差额的真实情况,有利于化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的国际压力,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
政策建议：
第一,在FDI使得国际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无国界,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其海外附属机构销售已经成为一种更为直接和有力的市场准入方式的国际环境下,现行的以“物品跨境”为统计原则和通过“报关登记”的数据采集方式的跨境贸易统计体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因而需要构建更加合理的贸易统计新体系。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启用的基于所有权的经常账户补充统计体系,适应了跨国公司海外附属公司大量从事国际商业活动的发展趋势,因而更加科学合理地反映了参与国际商业活动各方的实际利得,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中间产品交易所导致的重复统计问题。本文在这一统计原则下,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行调整,发现美国贸易赤字自2000年以来平均被夸大了25%。
浅析中美贸易关系
摘 要:在发达国家大量通过FDI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背景下,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贸易收支统计能够捕捉FDI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从而反映出各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根据测算,美国自200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净收益约占其贸易赤字的25%～30%。同时基于所有权统计原则调整后发现,中美贸易顺差根源于FDI,这与现有有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
因而在引进美国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的前提下,以所有权为贸易统计原则,通过捕捉FDI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发现中美贸易顺差大部分是由外商直接投资所致,从而正确评估中美贸易不平衡,使得理论界、实务界以及决策层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有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认识。
所有权原则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失衡
由于现行贸易统计体系在统计外国附属机构这种更为重要的国际商业活动数据上的无能为力,那些FDI流入大大超过流出,以及处于国际网络分工下游的国家,其贸易差额的现行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此这些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FDI大量流入的国家,应该考虑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从而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情况。而美国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是我们最好的借鉴。实际上,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收集海外子公司的经济活动数据,并不断地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这是美国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启用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框架的前提。然而在中国建立这样的体系还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有关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数据的缺乏。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商务部自2004年起开始公布有关FDI经营活动的数据,并正在为建立和不断丰富这一数据库而不懈努力如自2004年起,商务部开始发布《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因此,为了能够更科学合理地反映中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改变现行统计体系给中国造成的不利局面,中国应在现行海关跨境贸易统计的基础上,尽快建立一个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
针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国不仅应当从统计方式入手，也需要及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使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
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使得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商业活动,从而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如郭彦英(2005)强调国际产业分工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认为中美贸易差额的不平衡实质是国际产业分工所处位置高低导致的利益分配链条上的层级关系;而贾怀勤(2006)和李月芬(2006)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使得传统贸易统计背离了国际交易当事方利得。这种观点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基础,但是没有提出更为具体的更具说服力的数据。而姚枝仲等(2006)虽然提出了“中国国民对外贸易差额”的概念,并进行了一些很粗略的估算,但只能说明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而无法真正揭示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商业活动的实际利得。
2.积极应对中美贸易纠纷 为解决贸易不平衡带来的贸易纠纷问题,从出口产品来看,我国应当在劳动力密集的低档次产品方面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调整｡例如,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淘汰一批运作不规范､加工增值少､管理漏洞大的加工贸易企业｡通过自主限制,我国可以主动地､有步骤地推动产业升级和出口产品的升级｡但是,在资本密集的高档次产品或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方面,应依据WTO规则,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推动出口｡
1.妥善处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 妥善处理中美经贸关系,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说明发展中美贸易关系是中美多方面合作的经济基础;双方互赢,且美国是巨大收益者,造成美中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美过度限制对我技术出口;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我发难,既不符合WTO规则,也有损于美国经济发展和美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多方面合作,应从加强和发展中美合作关系的大局来处理贸易问题｡其次,在美国重点关心的贸易问题上,采取灵活方式,通过双边协商,适当扩大美国具有代表性产品的进口,同时,敦促美国放松对华出口限制｡再次,注意发挥在华美资企业的积极作用,中美贸易关系一旦紧张,在华美资企业也将成为直接受害者,应当劝说美国政府懂得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最后,维护对美出口的良好秩序｡我国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商会和大企业的作用,加强对美出口秩序的协调,避免造成内部恶性竞争及引发出口贸易纠纷｡
4.加快“走出去”步伐 鼓励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走出去”｡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当地设立企业和机构,把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原材料及零部件出口到国外市场｡可以考虑分几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未来五至十年的起步阶段,主要目标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和建立适合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对外投资模式､地域､途径和管理体制｡投资企业以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外向型企业和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为主体,投资领域主要是国内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及为国内企业跨国经营相配套的研发､销售和生产环节｡二是未来20年的稳步发展阶段,主要目标是初步建立国际化的生产体系,形成一批中等规模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逐步培育起国际化的综合物流和金融运作能力｡三是在更长时期内发展全球生产体系,形成一批有全球竞争实力的大型的跨国公司和企业,这些企业具备在全球市场上配置供应链和技术创新能力｡
基于所有权原则的中美贸易
由于目前中国在相关数据统计上的严重缺乏,因而不可能像美国的“基于所有权的经常账户”那样,能够准确捕捉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数据。因此基于所有权的统计思想,在现行的跨境贸易统计差额的基础上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调整。我们的目的是想在现有的数据上反映FDI对跨境贸易的影响,而这正是基于所有权的贸易统计原则在中国的应用。在所有权的统计原则下,现行贸易统计差额应该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调整:
中美之间的这一贸易格局引起了政策层、商界和学界的极大关注,并进行了许多政策性和理论性的讨论,提出了争议极强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从而导致了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对国际市场出口(包括对美国出口)方面有大量的政策鼓励和制度激励,人为地导致大量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相反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了种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阻力非常大,致使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观点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政策层,认为中国实行了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
3.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逐步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 在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战略调整阶段时,扩大内需是我国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发展内需型经济要求建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国内市场的对内和对外开放,国际市场的扩大和不断深化,既是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题中之义,也是发展内需型经济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大力推动内外经贸一体化､全球物流的综合运作能力以及全球供应链管理｡发展内需型经济要求结构深化,变投资和出口为消费､投资(包括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净差额)｡不断深化内需,尤其是培育和扩大包括住宅､汽车等耐用品消费､信用消费､负债消费､农村最终消费､休闲服务消费､人力投资等新内需结构,是十分必要的｡以内需为主逐步延伸扩展到外需,并努力促进满足外需能力的不断转型升级｡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中美两个经济体储蓄率的不同所导致。这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储蓄率近年来不断下降,而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不断上升的结果,因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国的贸易顺差的本质就是储蓄过剩,逆差就是储蓄不足。
第四种观点在关注中美贸易失衡时,主要解释为什么中美之间所报告的统计数据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他们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被夸大了,其原因是由于进出口统计的产销国原则、进出口计价因素、香港转口贸易因素、服务贸易因素等所导致的。如Fung 等(2006)认为,应该在现行中美贸易差额统计的基础上作如下四项调整:一是船边交货记录原则转化为船上交货记录原则及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调整;二是通过香港或其它地方的转口贸易扣除;三是转口贸易加价;四是服务贸易调整。经过四项调整之后,他们测算得出中美2005年的贸易差额应该为1707亿美元,这高于中国海关的统计(1142亿美元)而小于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亿美元)。而Schindler等(2005)在分析中美贸易差额时,尤其强调香港在中国转口贸易中的显著作用,他们认为现行的报告数据并没有反映这些,因而误解了中国的进出口实际情况。他们经过重新测算后认为,2004年的中美贸易差额在530亿美元到1290亿美元之间,低于美国的统计而高于中国的统计。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解释中方和美方所报告的数据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和问题的解决缺乏深入的探索。
第二,在基于所有权的统计思想下,我们通过区分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的资产所有权归属,发现中美贸易差额中源自“中国人”的顺差,自2000年以来基本不存在。更进一步研究发现,现行统计体系下的中美跨境贸易顺差70%源于FDI。FDI一方面直接造成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把中国原本要进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把原本从其它国家出口的货物,变为在中国加工后再出口,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的跨境贸易不平衡。而在中国的FDI对美国的出口中,在华美资企业反向其母国的出口,占了最大的比重。因而在华美资企业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重要根源之一。另外,通过FDI的经营活动,美国母公司通过在中国的附属公司向当地销售商品和服务,而获得大量的直接投资收益。这在现பைடு நூலகம்的产地原则统计下,是无法反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