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讲义

《中国传统文化》讲义绪论一、什么是文化？1、中外对“文化”的解释：目前学术界对“文化”的解释在二百种以上。

中国人的“文化”含义：文化的语源是近代学人对拉丁文Cultura的意译，而借用的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即“文化”等语义，加以熔铸再创而成。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贲卦·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周易正义》孔颖达可见，“文”、“化”的意思是指以“人文”来“教化”天下。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说苑·指武》刘向文化的意义仍是以体现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诗书礼乐教化世人，与武力征服相对应。

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化”乃主谓结构，基本属于狭义的文化范畴，大约指文治教化的总和，与天造地设的自然相对称，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形成对照。

西方人的“文化”含义：在西方，Cultura,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等多种意义，包含着通过人为努力摆脱自然状态的意味。

16、17世纪，在欧洲，该词的含义逐渐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引向精神生产活动，由耕种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培养，并进而被指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

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被众多学科所探究、阐发。

由此，文化这种广泛的使用，导致其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不确定性。

各学科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主观感知与理解的“文化”，按照各自确定的标准给文化做出界说，因此，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定义。

据不完全统计，文化的定义有200多个，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定义获得公认。

正像西方学者罗威勒认为的那样，要给文化下个定义如同把空气住在手中一样困难，他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无处不在。

2、“文化”与“文明”概念的区别：首先，有必要对“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加以区分。

我们采纳德国学者埃里亚斯的观点，他在《文明的进程》中认为：“文化”令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时刻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与特色；“文明”则是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表现着人类普遍的行动和成就。

“文化”是不必特意传授，经由耳濡目染就可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文明”则需要学习才能获得，因而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之类词语相连。

民族“文化”已于固守不变，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往往总是在运动中前进，表现出殖民和扩张的倾向。

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相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文明”则与未来有关，标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

其次，我们的观点是：文化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的、有各种集体意识所形成的社会精神力量。

它有四层含义：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属于意识和精神的范畴，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文化具有社会性，它不同于人类本能（生理或心理）的精神力量，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依靠后天的教育、学习而获得；文化是集体意识的产物，而非个人意识；文化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义、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

其三，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自然不是独立存在的，他要通过各种文化载体加以实现，已成为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广义文化现实；同时，各种文化载体的研究成果，也会有助于界定观念形态的文化。

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类：实物制作表现；规章制度表现；礼仪习俗表现；语言符号表现。

二、中外对文化史的认识：1、所谓文化史就是探讨文化发展的历史。

它属于广义的历史学范畴，但是在很长时期东西方史学著作中，没有给与文化应有的地位。

2、西方对文化史的认识：在西方，直至文艺复兴，文化及文化人才开始跻身于史著，至18世纪启蒙运动，文化时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获得应有的地位。

富国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理由不可磨灭的功绩，被西方学术界称之为“文化史之父”。

他把历史看成是理性与迷信的斗争过程，他反对只记载帝王将相活动的编年史著，力主将人类社会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

《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

在他之后的两个世纪，西方涌现出大批文化史著作，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史学限于上层政治的狭小格局，把研究视野扩展到物质生产、经济关系、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及各种文化现象。

在这种把社会、民族及其文化视作历史主体的思想支配下，19世纪下半叶至今，文化通史、国别文化史、各类文化专事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3、中国对文化史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乏文化现象的记载，但主要部分仍旧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是“五四运动”前后，伴随着中西文化论战而展开的。

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被翻译成中文。

桑戴克著、冯雄译的《世界文化史》，高桑驹吉原著、李继煌译《中国文化史》；中国学者开始撰写文化史，梁启超拟就的《中国文化史目录》。

其中的“社会组织篇”，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材。

五四运动后，许多学者试图将叙事中心从帝王将相政治军事史，转移到民族史、学术思想史、语言文字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科技史等方面，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各自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巨著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历史学界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史研究被作为唯心史观加以批判，趋于沉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西文化问题再度被作为论题，而伴随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亚洲经济的崛起，中国传统文化也成为学界审视的对象，并形成新的研究热潮。

近年，更有所谓的“国学热”兴起，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老庄佛禅，借助各类媒体的推波助澜，走下学坛步入社会，成为现代人的心灵鸡汤，而文化的图像更加朦胧暧昧。

4、目前学术界存在的问题：文化、文明不加辨析；制度与文化混为一谈；偏重上层文化，忽视底层文化；把原本流动简便的文化传统，描述成恒久不变的传统文化。

于此本书的观点是：依照历史演进的顺序，叙述不同时期主流文化思潮、文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

三、历史分期：本书沿用传统的上古、中古、近古三分方式，描述中国古代文化史。

上古涵盖秦汉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发生和奠基时期。

早期中华文明呈多元发展趋势，而后历经漫长的兼并融合过程，逐步完成了从部族群落到国家的国度。

三代是文化史上关键性的时期，影响中国历史的许多文物制度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该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以神本到以人本的态势。

夏商时期，神巫明显处于文化的中心地位，周文化则相对偏重于世事。

周公制礼作乐，其模式化、规范化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宗法家族制度主要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而也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范本。

春秋战国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士人获得了独立的身份，在诸侯分治，相对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四方游走，宣扬自己的学说，博取诸侯的青睐。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文化空前繁荣，奠定了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基础地位。

在文化多元发生、诸子百家争鸣的同时，文化整合也在孕育，天下一同的心理驱使，不仅是对秩序的渴望，也是强烈的文化认同。

秦的统一，在文化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的基础铸造工程正式完成，中国文化进入了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新时期。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年间为中古。

中古时代，中国社会有两个主要的文化现象，其一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长期存在，士族文化得到深入地发展。

其二是由于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唐朝开放的对外政策，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行充分的交流和融合，表现出开放的文化性格。

前者使作为文化精英的“士”阶层，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激发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创造力。

后者则为文化的进步提供广袤的土壤。

这就促使中国文化在精深与宽广两方面都获得长足的发展，而精深与宽广的融合，造就了文化的高峰，无论哲学、宗教、艺术在这一时期都焕发出异彩。

近古指宋元明清时代，这既是历史学、语言学上的分期，同时也是历史学、哲学上的分期，因为在这些领域，各个朝代都表现出相对一致的特征和明显的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

近古时代，基于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呈现出繁荣景象。

而在专制政治强化的前提下，文化政策也表现出新的特点。

学校和科举已经完全结合，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直接联系起来。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盛世修典以宣扬文治、粉饰太平、拉拢知识分子；利用文字狱来禁锢思想、钳制舆论、迫害士人。

近古社会又是市民社会，这不仅表现在市民社群的形成和市井文化的定型上，更反映在文学适应市井文化要求，从宋词到元曲再到明清小说的脱雅入俗，宗教迎合市民精神需求的民间化、世俗化倾向。

在社会文化世俗化的同时，近古时代又不断地出现恢复、重建传统的号召。

社会形态方面，倡导重建西周春秋的典型宗法制度；在学术领域，宋明理学以恢宏孔孟以来儒家道统为己任，乾嘉考据学以复兴汉代古文经学为旗帜。

虽然不是真正意义的回归与重建，但放映了经过中古开放融合时代的文化繁荣之后，人们对于传统的一种追思和再认识。

近古时代，与内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少数民族的汉化，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更是展现出文化转型期丰富多彩的特点。

上古时期——构筑中华文化第一讲中华文明的肇基一、中华文明发生的地理环境1、自然地理环境:在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界曾有“地理唯物论”的观点，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黄色陆地文明和蓝色海洋文明概括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并得出中华文明落后的结论。

2、我们的认识：我们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中国，由于四面有明显的天然屏障，而且这些屏障在史前甚至上古时期都是难以逾越的，因此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区缺乏联系，中华文明只能在本地起源，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

在其腹地内有辽阔的发展空间，复杂的地理形式，完备的气候类型，则为历史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中国三大自然地区中，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高寒区经济发展受到环境较大制约，历来人口稀少。

在人口密集的东部季风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经济活动和文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华南地区在采集经济时代，环境无疑是十分优越的，但正因为一年四季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天然食物，缺乏用人工方法生产食物的压力和动力，所以农业就发生的比较晚。

东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是以狩猎和采集活动，但因为气候寒冷，农业发展有相当的困难。

西南地区气候适宜，但山多平地少，交通不便，无法发展大规模的农业，所以人口分散、民族复杂，文化多姿多彩，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因此，综合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才是最适宜农业发展的两大温床。

他们各有特色又相互补充，他们的发展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文明的特点形成以及以后发展的道路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二、从聚落到国家1、中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曾经存在的两个误区：基于欧洲中心论的中华文明外来说；中华文明单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