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意识形态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分析

浅谈意识形态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分析

（一）引言

关于意识形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较为祥尽，也较为客观，它解释为“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最早采用‘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名词是法国革命时代的一位名叫A．L．C．德斯图．斯．特拉西的哲学家，他用这个名词表示他所称谓的‘观念科学’，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们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务。”这当然是对意识形态较为狭义的定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进而归纳出它五个方面的特点：

1、它包含一种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性的综合理论；

2、它以概括、抽象的措词提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纲领；

3、它认定实现这个纲领需要斗争；

4、它不仅需要说服，而且要吸收忠实的信徒，还要求人们承但义务；

5、它面向广大群众，但往往对知识分子授予某种特殊领导任务［1］。

广义说来，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中所盛行的、具有强势的思想形态都可泛称为意识形态，如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较之于古代、近代社会，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争端，如中东、两伊纷争，东欧的民族争端，都可归并为意识形态之争［2］。意识形态的广义定义，似可暂定为：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的、被强化的思想形态。在社会中占主导的思想形态意指已形成稳定势态，在社会上已广为推行的思想，而且具有完整的一整套理论体系表述方式。它被强化的方式包括：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教育机制、或采取极端的武力形式强迫接受等。在特殊情况下，诸如战争、灾害之时，意识形态起到凝聚人心的功用，这是其他一般思想形态所望尘莫及的，这种情况之下意识形态会起到良性作用。而在通常的、一般情况之下，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势的思想形态，负面的作用是：它也会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人群的意识深处等角落，从而对各类具有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体系造成极大侵害。从常识看，每一个社会中都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它既可以来自于传统文化、思想，也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它也是是社会赖以凝聚、团结的思想倾向、动力，但本文的意识形态除了包含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意指具有极权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在现代社会盛行的经济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经常跨越出自身界限，侵犹进其它领域。前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希特勒在法国掀起的排犹狂潮、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法国六十年代的学潮运动某种程度上都可视作这一类强化的思想形态侵蚀、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内所造成的后果。在我国，自1958年大跃进伊始，成为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在各种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和艺术门类中占君临地位，它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早已有目共睹、无需多说。那么，这一类强化的意识形态必定有其历史的源头。

（二）意识形态的起源

英国数学、科学哲学家、罗素的老师诺斯．怀特海说过一句关于思想史极其精辟的一句话，大意是西方哲学都是一系列关于柏拉图哲学的脚注［3］。柏拉图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

想，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又是最早而又最完整的极权主义理论［4］。对此理论的梳理远非本文所能做到，它的理论其结论可大意表述为：国家本身是至高无上的，凡于此有利的事情便可行，反之应该禁止。柏拉图据此构建了一个“理想国”，在这个完美的“理想国”中，国王，即最高统治者是什么人呢？

柏拉图的回答是“哲学家国王”，因为只有他才懂得“理念”的秘密，懂得永恒不变的原则，洞悉万物的本质。为什么在柏拉图的理想中，哲学家应做为国王？答案是：柏拉图的思想决定了这样的安排，柏拉图的思想中，理念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尘世、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或摹本，但在尘世之中，能够感知、洞察到真正理念世界的唯一一类人，就是哲学家，他能够看到普遍化的真理，能够知晓理念世界的存在。在这个国家中，艺术家乃至音乐家没有地位，如果有的话，那么它们也是用来鼓舞士气或凝聚人心的，如果只有愉悦、游戏的功用，那么就应被从国家中清除掉［5］。这种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就可表述为：对占统治阶级地位的一切文化活动，必须设立审查制度，并进行有效而不断的宣传，以模造和统一他们的思想；对教育、立法和宗教的一切改变都必须加以防止或压制。以常识眼光看，这种理论当然有些走极端，但千百年，无数胸怀大志的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一再受其诱惑，通过各种方式阐释它、继承它、发扬它，留下无数这种理论的摹本，必须承认，这其中有一些极粗疏，而有一些却经过精心构造，十分精致而具有极大煽动力、号召力，它们正是现代盛行的种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来源［6］。黑格尔的艺术史思想渗透了柏拉图理论思想的痕迹，这种思想力图从历史的现象中推论出一种绝对的先验之物，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去把握绝对精神的流变。把某一类艺术或某一类音乐视为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的代言物、代表，这正是艺术或音乐中意识形态的表述。必须承认，这种理论对从事艺术史的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力图从复杂多变的艺术发展过程中理出清晰的线索，对于划分线索，统观整体的确不可或无，但它无助于深入理解和探索特定情境中的艺术事件和作品［7］。却衍生了许多空洞的话语。音乐美学及中外音乐史研究中，由于长期受制于此类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不仅导致提不出重大的原创类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伪问题的提出，而从逻辑角度看，从一个假问题或伪问题是引不出真答案的，如“中国音乐应走向何方”、“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应是什么”、“人民需要什么音乐”等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在国内的许多音乐史书中、音乐欣赏类书籍中大都把此曲与列宁格勒保卫战联系起来，且绘声绘色，逐段解释，但据最近重印、首次公开发行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却回忆：“《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外一些敌人……我的交响曲大多是墓碑……”［8］。这本据记录者伏尔科夫所说，在这本每一章都有肖斯塔科维奇签名的回忆录中披露了在斯大林时代政治意识形态重压下，音乐家的处境和所遭受的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压制，值得所有从事音乐学工作的研究者深思，但至今在中国音乐思想界却少有回响。中国情境中，尤其是音乐思想、方针中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另一源头，便是前苏联极左艺术理论。虽然这一派的理论在今天早已被从各个方面加以批判，但其留下的影响仍存在于许多人的心中，在意识形态影响最为严重的音乐学研究领域，还极少有人触及这个“元问题”。

正象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一样，中国情境的意识形态除了有源自西方思想中的源头之外，它在中国之所以长盛不衰，也有其中国思想文化中得以生长发育的温床。这个温床的起点似应划在西汉董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后。在此之前，儒家应该说只是个松散的民间性思想流派，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中，它有时略占上峰，有时又隐没不现，还有时它甚至不是最为突出的一员。在孔子的言论记录《论语》之中，充满着各种常识性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