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演变

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演变一、问题的提出质量管理体制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有效地促进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更体现在它能够创造推动质量长期稳步提升的良性质量环境。

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的质量问题使得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更具紧迫性。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品的质量水平总体上呈稳定上升趋势，但各行各业（食品、药品、建筑、家电、家具、汽车、电子、网络等等）的质量事件频发，甚至一些知名品牌和国家免检产品也屡屡曝出质量缺陷，危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生命安全。

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面临的压力进一步暴露出国内质量管理体制的缺陷，中国制造的“毒玩具”、“毒饺子”、“毒奶粉”等在国际市场上风波不断，导致“中国制造”一度在西方成为“质量低下”乃至“危险”的代名词，与中国古代尤其是盛唐时期以产品质量闻名于世的境况形成了巨大反差。

不仅如此，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也出现了频繁的行为失范现象，可见质量问题不应简单地归咎于企业自身，更与国家质量管理体制这一大环境密切相关。

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制是解决中国质量问题的根本途径。

[JP+1]由于质量管理体制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反观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无疑可以为当前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古代质量管理体制，这些研究可以归为以下几种：其一，对古代手工业生产质量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的研究，邹依仁（1988）以《考工记》《武经总要》《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文献为依据评述了先秦、宋代、明代和清代的质量管理方法，丘光明（1996）对先秦诸子百家的质量管理思想、保证手工产品制作质量的具体管理措施和质量管理法规进行了逐一分析；其二，对古代市场质量管理体制的研究，周明星（1995）以《周礼正义》为据考察了先秦市场管理中的各级职官设置，蒋铁初（2005）对唐代市场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市场管理的内容及其为我国完善市场管理制度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田璐（2007）以政策规定、行政管理及其实施背景为维度对唐宋市场管理政策进行了探讨，凌蕊苹（2008）考察了明朝律典中的市场管理法制；其三，对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宏观性观照，宋京军（1989）通过追溯古代质量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古代质量管理制度的内容与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JP]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文献对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研究存在着几点不足：第一，“质量管理体制”并没有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被提出来，导致这些研究对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缺乏整体性与本体性的思考，它们要么聚焦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中的制度、政策、措施、方法、官员设置等具体构成部分，未能把握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全貌，要么把研究范围定位为古代手工业生产与商品交易的全部管理体制，使得质量管理体制因没有得到突出强调而淹没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之中，缺少针对性；第二，这些文献多为考据式研究，注重对古代质量管理真实面貌的还原，着力于解决“是什么”（即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内容与特点）的问题，而忽视了对“为什么”（即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形成原因）和“怎么办”（即立足于当下的评判与反思）的追问，尚待进一步深化。

基于我国质量管理体制建设的需要和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将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表现特征，分析其形成原因，探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

本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在礼制思想影响下先秦质量管理体制的形成、表现及其对当时质量水平的影响，第二部分探讨汉唐时期在从道家到法家再到儒家的政治思想嬗变中质量管理体制的逐渐成形，第三部分探讨宋朝至清朝前中期在统治者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下，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曲折发展及其最终的瓦解。

二、礼制思想制约下的先秦质量管理体制礼制是先秦时期国家治理的主导思想，强调不同等级之间尊卑有伦，“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管子·五辅》），天子、诸侯、大夫、百姓应当各安其位、各守其礼。

先秦时期的质量管理体制深受礼制思想的影响和制约。

据《周礼》记载，先秦职官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种，其中器物制作和工程营造由冬官司空掌管，司空下设工师监督，管理官营手工业中的百工。

先秦官营手工业不以生产流通商品为目的，而主要是满足统治者的需求。

各种器物的制作标准和质量要求都因使用者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异。

雕琢玉器的工人为不同身份的人制作玉佩所使用的材质不同，“天子用全，上公用�矗�侯用瓒，伯用将，继子男执皮帛”（《周礼·考工记》）。

匠人做弓同样有等级之分：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

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

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

士之弓，合三而成规。

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

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

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周礼·考工记》）为示尊卑之别，天子、诸侯、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所用弓的形状、尺寸、重量都有所不同。

城邑建设的结构、布局同样受到礼制思想的影响，“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考工记》），这种等级森严的礼制制度对整个中国古代时期的宫殿建筑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先秦的市场交易管理由地官司徒掌管，司徒下设司市专门负责教化市场经营法度，掌管政令、刑罚、量度和禁令，设置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暴、司稽、肆长、泉府、司门、司关、掌节等具体执行司市的职能，包括评定物价，收取市税和罚款，公布刑罚和禁令，管理货物，巡视市场，实施刑罚等。

在细致周密的市场监管制度之中，质量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周礼·地官》），市场上禁止虚假矫饰的商品，其中针对农民的、商人的、贾人的、工人的各有十二项，共计四十八项。

由于《周礼》并没有详细列出，所以这四十八项具体指什么商品已经不得而知，《礼记·王制》中“十四不粥于市”的规定则可以作为《周礼》“伪饰之禁”的补充：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

命服命车，不粥于市。

宗庙之器，不粥于市。

牺牲，不粥于市。

戎器，不粥于市。

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

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

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

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

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

衣服饮食，不粥于市。

五谷不时，果实未孰，不粥于市。

木不中伐，不粥于市。

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粥”即卖。

这些禁令包括日用器具、战车、布帛、粮食、果实、树木、飞禽走兽、鱼、鳖等等，基本上涵盖了吃、穿、用、行各个方面，先秦对于质量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但十四禁令中有七种物品比较特殊，其中为首的五种是祭祀或朝会所用的贵重玉器、官服和天子所赐的车、宗庙礼器、供祭祀用的牲畜、兵器，被列入禁令的原因在于它们是尊物，不是一般民众所应当拥有的；而织锦与珠宝、衣服与饮食之所以禁止售卖是为了避免民众产生奢侈或贪婪之心。

由此可见，礼制思想对当时质量管理体制的影响是细致而深入的。

礼制思想制约下的先秦质量管理体制对当时的质量水平产生了两种影响：其一，繁复的质量等级要求导致当时的质量水平无法大范围地迅速提高；其二，天子所用之物的制作极精、极巧，创造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质量水平，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至今令人叹为观止。

三、政治思想嬗变中的汉唐质量管理体制秦朝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推崇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国的思想，“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

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

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

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商君书·开塞》）。

当时的质量管理体制就是在这种重刑思想下建立起来的。

秦朝沿袭先秦传统，设少府负责管理手工业制造，并设有专门管理手工业的机构，称为“工室”。

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度量衡，监制了大量度量衡标准器发至各地，规定度量衡器不符合标准要予以处罚，手工业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须每年至少校正一次，“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累）、斗用（桶）、升，毋过岁壶（壹）”（《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

秦朝每年对官营手工业产品质量实行考查，“省殿，赀工师一甲，丞及曹长一盾，徒络组廿给。

省三岁比殿，赀工师二甲，丞、曹长一甲，徒络组五十给”（《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产品被评为下等的，对工师、丞、曹长和一般工匠处以不同等级的罚款，连续三年被评为下等的处罚加重，却不见对评为上等的进行奖赏的规定，这种质量管理制度与当时重刑轻赏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秦朝重刑思想对于质量管理的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大兴土木带来的繁重徭役当中。

《睡虎地秦墓竹简·徭律》规定百姓不仅要无偿服徭役，还必须保证工程质量，“兴徒以为邑中之红（功）者，令�捕伦渌辍Ｎ醋涠禄担�司空将红（功）及君子主堵者有罪，令其徒复垣之，勿计为徭”，政府征发徒众作城邑工程，建造者要对所筑的墙担保一年，如果不足一年墙坏了，必须重新修筑，而且不计入服徭役的时间。

工程浩大的秦长城、气势恢宏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灵渠……秦朝之所以能够创造质量史上的诸多奇迹，都是由于对工程质量的严苛要求和对黎民百姓的无限压榨。

毋庸置疑，这种暴政式的质量管理体制并不可取，它同样是导致秦朝建立十余年就宣告覆灭的重要原因。

汉初经济困顿，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重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说。

到汉武帝时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统治者为巩固专制统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影响弱化，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开始形成。

汉朝由大司农和少府两个机构管辖手工业，在地方设工官和铁官，基本上沿袭了秦朝体制，丝织、陶瓷等手工业得到了发展。

武帝出于政治目的（联合大月氏抵御匈奴）派张骞带着大量丝绸从长安城出发出使西域，反而打通了西域各国了解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播之路。

到唐朝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盛况空前，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引发了文化交流的大潮，出现了万朝来贺的景象，增强了儒家文化的辐射力，日本曾先后派出十几批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儒家文化。

丝绸、瓷器等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通过海、陆丝绸之路抵达欧洲、日本、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质地精美的出口器物激发了西方对于中华文化的向往和认同，也反过来影响了唐朝的质量管理制度，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手工业产品产量的扩大与质量的提升。

作为盛世王朝，唐朝十分注重质量管理。

工部主管官营手工业，下设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铁、互市等监”，将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总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等署，百工等监”，军器监“掌缮甲弩，以时输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