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

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王向远

［提要］比较文学系谱学建构的基本宗旨，就是对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起源、发展、演变加

以系统的评述与研究，寻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并对中国比较文学加以定性和定

位。在本文的比较文学系谱学体系建构中，比较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的“文学比较”、近代的

“比较文学批评”，现代由“文学批评”转换为“文学研究”并走向学科化；学科化之后又形成了三

种学术形态：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形态，美国与苏联学派以理论研究与体系建构为宗旨的

“文艺学”形态，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则超越学派畛域，形成“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文化形态。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术谱系文学批评文学史文艺学跨文化诗学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10）05－0130－07

一

比较文学系谱学的建立，首先有赖于对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进行纵向梳理。在历史方法与逻辑演绎的双向运动中，可以将比较文学的学术理论系谱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期，古代的朴素的“文学比较”，是比较文学的历史积淀期；第二期，近代的“比较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以文学批评的形态存在，是比较文学的学术先声期，第三期，现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实现了“学科化”。

在19世纪末学科成立之前，比较文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积淀期，也是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没有形成比较文学的自觉意识与方法论，而仅仅是一种以自国为中心、在有限的国际区域视野中的朴素的“文学比较”，呈现出地域性（非世界性）、偶发性的、简单的异同对比的特征。这种朴素的“文学比较”在古代各文明民族国家，或多或少大都存在，但情况有所差别。在中国，长期以来，汉文学以外的文学很少能够引起中国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与研究者的注意，属于中外文学比较的文字材料极为罕见。有的学者在谈到中国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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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史”的时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与北方的文学的比较属于比较文学。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南北文学比较虽跨越了狭义的“民族”（甚至“国家”）的界限，但却是在走向融合的“中华文化”内部进行的，而且是在汉语言文学内部展开的，因此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中国古代真正的跨文化的文学比较，是在印度佛教经典翻译的过程中发生的。在佛经翻译过程中，一些翻译家在印的比较中，看出了印度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的一些特点，并且提出了有关译学理论的主张及中印文学不同特征的一些看法。但那基本上是在宗教学、语言学的范畴内进行的，而且流于只言片语。

相比而言，在古代东西方各国，最具有国际观念与比较文学意识的，首推阿拉伯帝国时期的阿拉伯作家与评论家，其次是东亚的朝鲜与日本。公元8至11世纪阿拉伯帝国广泛接收和吸纳周边各民族的文化，熔铸成新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学者、文学家们自然产生了文学与文化的比较意识，他们喜欢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诗人及其作品加以比较，并判别优劣高下。此外，中国的东邻朝鲜和日本两国始终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强大存在，因此很早就产生了异文化观念和国际文学眼光。朝鲜人相对于中国自称“东人”或“东方”，而称汉学为“西学”，对汉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的繁荣强盛，普遍具有敬畏感、自卑感，但也同时普遍产生了民族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学的自觉追求。日本的情况与朝鲜一样，其语言文字与书面文学是在汉语言文学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的，而且，汉文化与汉文学东渐日本，很大一部分是以朝鲜为中介的。因此，日本人较早就具有了“国际”的观念，在认同汉文化的先进性的同时，相对于“唐土”，有了“本朝”、“日本”、“神国”、“皇国”等民族与国家的观念，并逐渐产生了民族文学的自觉，到了18世纪的所谓“国学派”，甚至用比较的方法论证日本文学优越于中国文学，从而由文学的国际意识、民族意识发展到了文学上的民族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近代的“比较文学批评”（或称“比较文学评论”）。这种形态发源于、并且多见于近现代欧洲国家，19世纪后在欧洲的影响下，亚洲各国也进入这个的阶段。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各民族文学迅速成熟和发展，各国文学间的联系日益广泛和深刻，各国文学的特性与欧洲的普遍性共存，使得批评家要为某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做出定性与定位，就要运用国际的眼光与比较的方法。尤其是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代，为了解放思想和释放想象力，其文学视阈大为开阔，文学家们不仅热衷民间民族文化，更追求异国情调乃至东方趣味。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批评也相应地表现出了对外部文学的浓厚兴趣，不仅突破了此前西欧的乃至欧洲的视阈、而且初步具备了包括亚洲文学在内的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广阔视野。

“比较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批评，虽然也有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但它的不同于古代朴素的“文学比较”的根本特点，是批评家们淡化了本国文化中心论思想，较多地具有了多元文化意识与文化平等观念，能够正确理解和看待文学的民族性与多民族构成的区域性文学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世界文学”的观念。同时，在比较批评的实践中，一些批评家不仅在具体实践中运用比较批评的方法，而且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方法论问题（虽然还是很简单的），如德国的弗·施莱格尔提出的“宏观把握”与“整体描述”的比较方法，法国的斯达尔夫人提出的“南方文学”、“北方文学”的区域划分与区域比较法以及“集体性的、现实的比较”的方法，不仅具有实践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些都为19世纪后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经验，成为比较文学研究及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先声。

“比较文学批评”它本质上是一种颇具主观性的、审美活动，具有很强的鉴赏性、自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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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审美领悟性与价值判断功能。①因此，它与作为科学研究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具有相当的距离，甚至在许多重要方面，两者是矛盾对立的。例如，“比较文学批评”具有个别性、片断性，“比较文学研究”具有系统性、整体性；“比较文学批评”的对象主要是作家与作品，“比较文学研究”除作家作品外，更包括了一切跨文化的文学关系；“比较文学批评”依赖主观感受，“比较文学研究”依赖客观材料；“比较文学批评”较为随意，其观点对与错难以验证，“比较文学研究”则需要严谨，其观点的正确与否能够以史料实证方法加以验证。“比较文学”要由“文学批评”形态发展为“文学研究”形态，要由“比较文学批评”发展为“比较文学学科”，首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学科理论体系，特别是方法论体系，来规范和指导研究实践。

二

比较文学学科的体系性的学术理论，不是从古已有之的“朴素的文学比较”中产生，不是从近代的“比较文学批评”中产生，甚至也不是从文学自身的研究中产生，而是从18 19世纪的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比较神话故事学等相关学科中借鉴过来的。18世纪后，欧洲的整个思想与学术界的成果，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为比较文学学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尤其是德国人的思辨哲学、历史哲学、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法国的实证哲学，英美人的文化人类学等，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影响很大。可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基本形成之前或形成的过程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已经由相关学科首先、或同时提出来，并部分地予以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包括：一，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理论前提，人类文化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确认，人类文化发展史及其不同的进化阶段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和普遍适用性；二，文学的外部决定因素的研究，亦即跨学科研究的基点：种族、环境、时代；三，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型与基本单位：各民族文化类型及其“基本象征”物，各种文明“单位”与文明类型，在此基础上，可以比较、总结各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基本类型；四，比较研究方法：综合的、系统的，而非个别的比较（即现在我们所否定的简单化的X与Y式的双项比较）；五，比较文学的研究各种研究类型，包括“原始共同语”、“神话残片”、“语言残片”的追根溯源式的“渊源学”的研究，探寻文学在各民族之间流变轨迹的“借用研究”、“传播研究”，以若干民族的集合体为单位的“文学圈”亦即区域文学的研究，对各民族文学作品按情节、题材、主题或“功能”加以分类并加以比较的“类型学”、“主题学”、“题材学”研究，等等。相关学科的这些理论建构，在学术视野的全球性与宏观性、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与整体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实证性、学科理论建构的体系性等方面，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产生与学科的成立提供了理论支撑，奠定了学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由近代形态的“比较文学批评”，到现代形态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转型，由片断的比较方法论，发展为体系的比较文学学科论及学科方法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的欧洲国家，可谓水到渠成。

在近现代学术史及学科发展史上，一个学科的成立，还需要经历“学院化”的过程。17 18世纪盛行的“比较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而19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则主要是学者和教授，主要基地在大学，带上了“学院派”的特征。比较文学的第一部学科理论著作———英国人波斯奈特教授的《比较文学》，显示了将比较文学学院化的努力。他把比较文学研究看成是文化史、文明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将比较文学加以学术化、“史学”化了。法国学派的理论家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历史科学，属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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