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论争-和林纾

林纾(1852～1924)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

他不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翻译家而颇受推崇，同时，又被视为封建文化的卫道士而备受指责。

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他既具有传统的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开放维新的情怀。

林纾通过他的翻译小说，向国人介绍世界文学名著，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意识，并在客观上提高了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的地位。

同时，他还创造了一种有别于传统语文的新文体，促进了语言和文体的变革。

他对于新文学倡导者们的批评与攻击，进行了毫不示弱的猛烈还击，甚至是无情地影射与谩骂，以一种卫道者的坚定信念与殉道者的悲壮情怀，力图拯救古文即将衰亡的命运。

值此先哲逝世80周年之际，缅怀林纾对于翻译小说以及西方文化传播的重大贡献，并重新评价他与新文化倡导者的激烈论战。

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等，福建闽候人。

光绪壬午年(1882年)中举人，后因会试屡败而绝意仕途，以教书、著译和绘画为业，先后任教于杭州东文精舍、北京金台书院、京师大学堂和孔教大学等处。

林纾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积极投身于爱国和维新运动，决心“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1]。

然而民国建立之后，目睹政局动荡，国是日非，他于是转而眷念光绪，并以清朝遗老自居。

以后又以“圣人之徒”自命，以“卫道匡时”为己任，拼命反对新思想，从一个晚清时期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蜕变成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挂帅人物。

林纾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文章大家，著述多达40余部，涉及散文、诗歌、小说、剧本、文论、笔记和绘画等多种，其中以古文《畏庐文集》全三集最为著名，外加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180多种，可谓著作等身。

林纾的古文创作，直接受到桐城派的影响，虽不能完全摆脱“文以载道”观念的束缚，但也少有梁启超等人的“工具论”思想，较少涉及社会变革等重大题材。

其作品主要以小品文为主，多描写凡人琐事，叙述亲情友情，善于“叙悲”，情真意切。

他的游记摹山范水，写景状物，独特不俗。

钱基博说他“工为叙事抒情，杂以恢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2]。

由于林纾终其一生都是研读、教授和写作古文，于是古文便流进了他的血脉，铸就了他的灵魂，成为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独特的嗜古情怀，无疑决定了他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时代突飞猛进、思想剧烈变革之际的悲剧命运。

他认为：“天下之理，制器可以日求其新，惟行文则断不能力掩古人。

”主张作文要以桐城派所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强调“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3]。

然而，戊戌维新之后，梁启超等人创立新文体，桐城派古文逐渐失去了往日独霸文坛的地位，这使他感到十分痛苦，“亦戚戚然忧”。

面对古文日益衰败的现实，林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古文之弊久矣！”可是，他并设有认识到这是古文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而将走向衰亡的必然趋势，反而指责“俗士以古文为朽败”，“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日趋于敝，遂使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一旦黯然而熸”，认为“斯则事之至可悲者也”[4]。

待到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主张废弃古文，改用白话，这在以“圣人之徒”自命，以“卫道匡时”为已任的林纾看来是无法忍受的，于是他挺身而出，向新文学的倡导者们猛烈宣战，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场激烈论战就此展开。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明确提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同年2月8日，林纾即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批驳胡适的观点，反对废止古文。

胡适从美国致函陈独秀说：“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不亦既明且显耶？”此信公开发表于同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3号，但林纾并未予以反击，而且此后两年，或者因为真的说不出所以然，或者因为不屑与青年人争论，林纾只是在文学讲习时会讲授古文，或者编撰《古文辞类纂选本》等，企图以实际行动“力延古文之一线”。

但是，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他。

为了鼓吹“文学革命”，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以胡适、陈独秀为首的革命阵营对历史上的古文家无不痛施攻击。

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称为“十八妖魔”，钱玄同更是直斥其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林纾作为当时著名的古文大家，自然就被视为旧文学的代表，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都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林纾。

其中，以钱玄同和刘半农所演的那场双簧戏最为著名。

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一篇《致〈新青年〉编者书》，装模作样地把林纾吹捧了一番：“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

所叙述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

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意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

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

‘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刘半农则在《复王敬轩书》中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

”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以林纾作靶子，其目的在于批评今人而作古文的文学现象，进而为推行白话文扫清道路。

面对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一阵阵的猛烈攻击，林纾实在忍无可忍，决心予以反击。

他很快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荆生》，在1919年2月17、18日上海《新申报》的《蠡叟丛谈》专栏上发表。

小说描写“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和“不知何许人”的“狄莫”(影射胡适)同游陶然亭，对孔学、伦常和文言肆意攻击。

这时，住在陶然亭西厢的“伟丈夫”荆生破壁而出，指着三人先是一通大骂，然后痛打一顿，赶下山去。

林纾在跋语中假意埋怨荆生“多事”，说道：“禽兽自语，于人胡涉？”但他也知道心目中盼望的“伟丈夫”荆生实际上是难以出现的，于是又无可奈何地说：“如果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有人据此考证说，林纾写这篇小说“大有深意”，是希望当时安福系的军阀徐树铮出来大兴“文字狱”，将提倡新文学运动的人物一网打尽，但此说未必是真。

即便林纾真有此意，那些识字不多的军阀们也领会不到如此“深意”，那岂不枉废了他的一片苦心？随后在1919年3月19日至22日，林纾又在同一栏目发表短篇小说《妖梦》，讲述他的门生郑思康作了一个怪梦，梦见一个长髯人请他往游阴曹。

他们来到一座城市的广场上，见一门上大书“白话学堂”，门外有一联云：“白话神通，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入第二门，见匾上大书“毙孔堂”，又一联云：“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和副教务长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适)出来相见，并咒骂孔丘，攻击伦常。

郑思康愤而告辞，忽见金光闪处，罗目候罗阿修罗王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并化为臭粪。

林纾最后大笑说：“快哉！……果如是者，国家承平矣！”在这里林纾就是以小说来发泄他与新文化运动不共戴天的激愤之情。

这两篇小说显然只是图一时之快的泄愤之作，真正能够代表林纾思想的是他的《论古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以及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一封公开信这三篇文章。

早在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不久，林纾就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当废》，反对废除古文。

两年后，即1919年他又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对古文的衰落感到十分无奈，悲哀之情溢于言表。

也许林纾觉得这两篇文章没有任何分量和影响，于是就特地致函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对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的强烈不满和责难。

此信最先刊于1919年3月18日的《公言报》，后遍登于京沪诸报，反响甚大。

尝有一议论说：清朝举人林纾上书清朝进士蔡元培，状告清朝秀才陈独秀，互相攻讦，斯文扫地矣！更有古文家严复对此也不屑一顾，在致友人的信中说：“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

林琴南辈与之论较，亦可笑也。

”在这篇《致蔡鹤卿太史书》的长信中，林纾以一种忧国伤时的情怀，痛陈历次革命而中国却毫无进步的现状，责难北大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并在教学上尽废古书，专用白话。

蔡元培随后发表《答林琴南书》，主要作了两点申辩与反驳：在北大并无“覆孔孟、铲伦常”之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是由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

北大教学也并未尽废古书而专用白话，而且提倡白话之人均“博极群书”，“能作古文”。

同时，他还公开声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5]。

蔡元培的回答似乎软弱无力，但敢于公开强调“兼容并包”，对新思想的传播毕竟起到了一定的庇护作用。

林纾以近古稀之年，“拼此残年以卫道”，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坚韧的人格力量。

就在致函蔡元培的第二天，他写完了反对“家庭革命”的小说《演归氏二孝子》，并在跋语中表白：他之写小说攻击某些人，既不为名，也不为利，非故意跟年轻人过不去，“盖所争者天理，非闲气也”。

“至于将来受一场毒骂，在我意中，我老廉颇顽皮憨力，尚能挽五石之弓，不汝惧也。

”[6] 果然不出其所料，他的小说和公开信一发表，顿时舆论大哗，招致了更猛烈的抨击。

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林纾不得不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过听传闻和“有过激骂詈之言”等过错，但内心深处并未服气。

1919年4月5日，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腐解》一文，流露出作为一个落伍背时的“殉道者”的孤独和无奈之情。

尽管如此，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林纾仍在坚守着他的孔孟之道和古文阵地。

1924年5月，他已经病入膏育，但还亲往孔教大学讲授最后一课《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课后有一首《留别听讲诸子》诗云：“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驽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

学非孔孟均邪说，话近韩欧始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