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度量衡

二、古代中国的度量衡

（一）原始社会度量衡的萌芽

中国古代计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末期[4-6]。古书记载，黄帝创立了度、量、衡、里、数五个量，命大挠作甲子以记日。尧命令羲、和两人参照日月、星辰制定历法。舜东巡时协调各部落氏族的日月和四时季节，统一音律和度量衡。夏禹使用规矩准绳治水患并以自己的身长、体重作为长度和重量标准等，这些传说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古时代计量发生的萌芽情况[4,5]。

（二）商周时期计量器制的出现

商周时期已出现度量衡器制和计量年月日的历法[6]。商代甲骨文中有土地面积单位“田”字；采用干支记日法和“十三月”的记载。商代历法以366天为一年，一年分为12个月，每逢闰年加一个月。计量昼夜时刻的漏刻，相传始于黄帝，应用于夏商。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的符号，可推测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前或同时，重量计量已经产生并得到应用。

（三）春秋战国—度量衡发展繁荣时期

春秋、战国之交，各国先后取消了共同耕作的“公田”，承认开垦的土地私有，按田亩征收田赋。晋国六家世卿在各自的领地内，废除井田制，竞相扩大田亩面积，相对减免赋税。齐国的卿大夫陈氏，创立一种五进位的容量制——“家量”制，取代豆、区、釜、钟四进位的“公量”旧制，还采取“小进大出”的办法。现今收集到的春秋晚期的权衡器和量器有齐国的右伯君铜权，楚国的铜环权等，说明春秋时期的一些诸侯国的量制已经建立[5]。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计量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国均有不同的度量衡单位制和度量衡器具。容量单位:鲁国为釜、庾、秉；齐国为升、豆、区、釜、钟；秦国为升、斗、桶；魏国为斛、斗、益、秦、燕、楚、三晋的权衡单位为石、钧、斤、两、铢、累、益、齊等。公元前350年的商鞅变法，废除“阡陌”和“封疆”，采用二百四十步(六尺为步)为一亩、百亩为顷的大亩积制，实行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之后，商鞅又借鉴齐国量制，监制了标准铜方升，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制。

（四）国家统一，度量衡单位制也得到统一

公元前221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诏令，命令丞相隗状、王绾和李斯等立下法令，统一度量衡单位制。

西汉继承和发展了秦代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西汉末年，王莽时的历学家刘歆修订了度量衡，制定了度量衡三个单位量的标准，设计制造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审度•嘉量•权衡》，这成为我国最早的度量衡专著，标志着我国度量衡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唐宋元是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明代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唐代将衡重单位24铢1两改为10钱1两。宋代又将容量单位10斗1斛改为5斗1斛，2斛1石(10斗)。清末光绪二十九年规定以尺、升、两为度量衡的基本单位，终于建立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独特的、统一的、科学的度量衡单位制体系[6-9]。清宣统元年又制造了营造尺和库平两铂铱合金原器各一件，开始了用国际先进计量科学技术对中国古代度量衡的改造

42)，使汉代的度量衡制度很快地建立起来。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秦汉时期度量衡制度是：

度制：分、寸、尺、丈、引。进位完全采用十进位制，即1 引=10 丈=100

尺=1000 寸=10000 分。

量制：龠、合、升、斗、斛。除二龠为一合外，其它也都采用十进制，

即1 斛=10 斗=100 升=1000 合=2000 龠。

衡制：铢、两、斤、钧、石。1 石=4 钧，1 钧=30 斤，1 斤=16 两，1 两=24 铢。

两汉未闻有定制之举，在度量衡方面也没有颁布新的制度，其单位与进位完全与秦制相同。

秦世享国不久，虽立其制，不传其书。《汉书·律历志》所记“审度、嘉量、权衡”各章，既是汉代度量衡制度的实录，同时也是秦代度量衡制度的补记。

迄今所见两汉度量衡器甚多，实测汉尺八十余支，得知战国至东汉末年尺度变化甚小，在23—24 厘米之间。量器五十余件，其中包括撮、龠、合、升、斗、斛六种不同单位的量器，每升约合今200 毫升。权衡器五十余件，西汉至新莽每斤在250 克左右，东汉略有下降，每斤约在220 克左右。

二、明代度量衡

宋元以降，我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退时期。公元1368 年，朱元璋攻下元大都后，逐步完成全国的统一，为了巩固政权，他注意到让民众休养生息、垦荒屯田，发展封建经济。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南方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另一方面，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进一步强化，使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受到种种限制而发展十分缓慢，商品经济仍处在自然经济的从属地位，因此，这期间的度量衡仍主要为封建经济服务。

1.为适应政治经济制度的需要而制定的度量衡管理制度

明初，土地大量荒芜，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下令农民归耕。明朝政府普遍丈量土地，鼓励农民垦荒自耕，并把赋税额规定得较低，一般官田五升三合，民田三升三合。(57)洪武二十年（1387 年），明朝政府又经过普遍丈量土地，编制了“鱼鳞册”，详细登记每乡每户土地的亩数并绘制成鱼鳞图，地方官吏抑制豪强多占土地，甚至采用小弓丈量。为了适应土地丈量和赋役改革以及商品经济的需要，明朝政府在近二百年间共颁布有关度量衡法令十七次。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元年令铸造铁斛斗升，付户部收粮，用以校勘，仍降其式于天下，令兵马司并管市司，三日一次较勘街市斛斗秤尺，并依时估定其物价。”次年，又令司农司依照中书省原降铁斗铁升标准器进行较定后，依样制造并发下属府、州、县仓库收支行用，商行店铺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须赴官府印烙，乡镇百姓使用的斛斗秤尺，也要与官方颁发的相同才许使用。过了四、五十年后，各地使用的器具又开始出现不统一的情况。宣德七年（1432 年）、正统元年（1436 年）、成化五年（1469 年），又多次重申按照洪武年间的标准量器式样重新铸造，以备校勘，官民通行，并且仍将各式标准器具悬挂街市，以便比较。并下令布政司各府州县，凡每岁收粮五十万石，收布绢十万疋以上者，工部各发给铁斛一张，铜尺、木尺各一把。景泰二年（1451 年）、正德元年（1506 年）、嘉靖八年（1529 年）皆令工部制造戥秤、天平和砝码，分给各司监收内府银科道官及内外各衙门，以作征收银两和支付官吏俸禄之用。明代度量衡器均由官府制造，以保证量值统一，凡私造斛斗秤度者“依律问罪”，知而不揭发者“事发一体究问”。

明代度量衡管理制度尽管完备，惩罚确属严厉，也只能保证官方明文规定的器具统一，却无法制止行私舞弊的现象。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货币地租取代了一部分实物地租，商品经济相对活跃，商人们勾结官僚地主，恣意增大度量衡器具，大进小出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激起了农民多次掀起反对“大斗剥佃”的斗争。

.明代度量衡的考证

(1)明代的尺度迄今所见明代尺仅五支，其中以嘉靖牙尺为最精，尺长32 厘米，其它各尺，尺度长短不一，文献记载多以明钞与尺相校正，各家说法皆相近似，其中以明世子朱载堉《律吕精义》为最确当，今摘录如下：a钞尺（即裁衣尺），与当钞纸外边齐。b 曲尺（即营造尺），与宝钞墨边外齐。c 宝源局铜尺（即量地尺），比宝钞墨边长，比宝钞纸边短，当衣尺之九寸六分。今测得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完整之明宝钞三十九张，误差甚微，墨边平均长31.904 厘米，纸边平均长34.015 厘米，推算量地尺长32.6544厘米。故可知明朝三种尺各长（小数点后两位数皆四舍五入）：

营造尺：32 厘米量地尺：32.7 厘米裁衣尺：34 厘米

(2)明代的容量标准；朱载堉《律学新说》中记有一件当时存放在有司的、由明朝政府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