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自我评价

雍正帝的性格颇为复杂。生性多疑，冷酷暴躁，却不乏人情世故。勤政刻苦满清野史对雍正的评价多为负面，究其原因，是因为雍正上台之后提高了汉人的地位，折损了满洲旗人的利益，所以野史多把雍正描写为残暴冷酷，但实际上，雍正非常勤于政事，平日除却睡觉，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批阅奏折，康熙末年，国库亏空严重，只有八百万两左右，而雍正末年，国库银两就增至六千余万两，上升了近十倍，由此可见雍正勤于政事的重大成果。

暴躁

有一次，雍正看杂剧《郑儋打子》。演员的演技和唱腔都不错，雍正赐食。因为剧中郑儋是常州人，演员就问雍正帝现今常州刺史（明清时刺史是知州的别称）是谁。想不到雍正听后大怒，说：“你是戏子，怎么可以问起官守来？”立刻将演员杖击而死。雍正初年，发现浙江人汪景祺讥评雍正杀功臣年羹尧，查嗣庭出“维民所止”的试题，雍正帝怒发冲冠，杀了汪景祺，查嗣庭下狱并死于牢中。他认为浙江浇漓，不定期的停止浙江乡、会两试，并设观风整俗使。

刻薄残酷

雍正帝的刻薄表现在他以极其粗俗丑恶的语言丑化他所痛恨之人。钱名世写了歌颂年羹尧的诗，雍正帝就给钱名世写了块“名教罪人”的匾，挂到钱名世的大厅，以世世代代丑化钱名世。他还嫌不够，令385名举人、进士写诗丑化钱名世。残酷主要表现在雍正即位后把他的好几个兄弟打了下去，有的置之死地。

雷厉风行、当机立断

雍正即位后搞了许多改革，如财政制度改革，改土归流，都是决定后就干，一干就大张旗鼓，全力以赴，不拖拖拉拉，一定干出结果。朴素、严肃

《啸亭杂录》卷一说他“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

雍正有仁慈一面。他吃饭不剩饭，颗粒必尽，他常对臣下说，要珍惜五谷，以暴殄天物为戒。他对张廷玉说，他与人同行，不踩他人头影。

喜欢别人向他报告祥瑞。他为祈雨而造风、云、雷、雨四神。所谓祥瑞是指好事情的兆头和征象，例如玉米一棵四穗，稻禾径高数尺，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雍正七年十月，云南赵州出醴泉，鄂尔泰奏闻，雍正帝马上褒奖他“化民成俗，格天致瑞”，加官少保。雍正初年年羹尧亦因“祥瑞”篇二：雍正其人及其评价

雍正其人及其评价

雍正继位之后，社会上就流传着他矫诏篡位的种种说法:雍正是否害死了康熙帝?雍正是否矫诏篡位或假诏继位?雍正是否弑兄?雍正是否害怕年羹尧、隆科多泄露谋夺帝位而杀人灭口?雍正是否因害怕乃父亡灵的谴责而改在易县修建泰陵?而史书中的有关记载，语焉不详，雍正自己的辩解，又越抹越黑。因此，雍正即位，至今仍是一个未解的历史之谜。但是，不管人们怎么说，雍正作为康熙末年储位斗争的胜利者，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历史迈着神秘、凝重、艰难的步伐进人了雍正时代。

首先，雍正是一个敢于改革、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雍正即位，立志“振数百年颓风，为此，针对康熙末年的种种积弊，从恢复中央集权，强化皇权入手，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稳定，然后着手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革。

一方面，他以高压政策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着意于反对朋党的斗争，消除康熙末年夺嫡之争造成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为此雍正镇压和惩处了塞思黑、阿其那集团和隆科多、年羹尧集团，继之又严厉整饬以李绂、杨名时为代表的科甲朋比现象。与此同时，不放过一切机会，对社会上关于他矫诏篡立的怀疑和攻讦进行反复辩解和打击。雍正六年，抓住曾静投书谋反案，雍正出奇料理，颁布宜讲《大义觉迷录》，兴起了一场清算吕留良“华夷之辨”的文字大狱。综观雍正一朝的文字狱，真正因文字获罪者

少，而多数是同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案件，如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案即是如此。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吕留良之狱开始，清朝文字狱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统治者整治民心风俗，钳制人民思想，进行文化专制的工具。从此，文字狱与封建专制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从庙堂之上蔓延到了陋巷细民之间。此外，雍正在思想领域，大搞“神道设教”，推崇迷信，用愚昧来维护统治。

其次，雍正是个典型的政治家。有人说，雍正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尤物。他能忍，时时告诫自己戒急用忍，处乱不惊。他曾说:“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他深谙“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在重大事务中，以坚忍的毅力锻炼耐性。因此，在康熙末年两废两立太子及众阿哥夺嫡纷争的激流漩涡里，他动心忍性，韬光养晦，很好地掩饰、保护、排解自己的政治欲望，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他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灵敏的政治噢觉。对于政治形势、政治气候及其走向，能明察秋毫，审时度势。他可以不为名声所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自信果决、雷厉风行;他也阴险、残忍，心狠手辣，富有统治权术。

与雍正即位之谜一样，雍正之死也是一桩历史悬案。据《清世宗实录》和大学士张廷玉在自撰年谱中记载，雍正死前几天，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问政不辍。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日，“圣躬违和，犹听政如常”。二十二日，白天亦未异常，而到了晚上二鼓时分，张廷玉等忽闻宣诏甚急，疾驱至圆明园，人见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子时，“太医进药罔效”，雍正一命呜呼。由此记载推测，雍正必为暴亡无疑。那么，具体原因是什么呢?由于官方文书对此讳莫如深，因而民间众说纷纭。

有人说，雍正死于中风;有人说，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有人说，雍正是被人刺杀的。由于史料不足，三种说法至今仍然并存。

说雍正死于中风，完全是一种臆测，没有拿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说雍正死于丹药中毒，也没有直接的论据，其根据有三：一为雍正早就对道家的药石感兴趣；二是雍正宫中养过道士为其炼丹治病；三是雍正死后第三天，刚刚继位的乾隆皇帝便传谕驱逐宫内僧道。在百事待理之中，乾隆将此事视为当务之急，其中必有大故。随着清代档案的挖掘和研究，一些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最大。说雍正死于被刺，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传说刺杀雍正的侠女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吕留良案发之后，满门抄斩，吕四娘幸免于难，决心报仇，立志“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吕四娘随大侠甘风池苦习武艺，练就了一身绝技。终于扮成宫女，混入宫中入侍，将雍正杀死，又割下了雍正的头。对于此说，有的史学家认为是可能的，不然就无法解释张廷玉在雍正死前人见时的“惊骇欲绝”，也无从解释自雍正以后，妃嫔侍寝，须先脱去内衣，以长袍裹体，由宫监背入，又将外罩除去，裸体人御的惯例。因为据清宫人传说，这并不是为了贪图肉欲，而是防备裹挟凶器人内行刺。

雍正其人其事，从他即位之日起，直到今天将近三个世纪中，不时为人们所议论和评价。但是，历史的评说，并非任何时候都是公正无偏的。

乾隆即位之后，曾比较乃祖乃父的政治，说是：乃祖，“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乃父“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可见，乾隆对他们的评价是有褒有贬。

至晚清民国之时，由于反清排满思潮的需要，演义小说乃至戏剧、影视作品里，都把雍正丑化成一个暴君。随着时过境迁，对于文艺作品极尽渲染之能事，史学家们不得不站出来为蒙受冤假错案的雍正平反昭雪，于是出现了一大批有关雍正的论著。综观以往史学家的评价，不像文艺界那样几乎是一边倒，一片谴责之声。如柴萼在《梵天庐丛录》中认为:“清代史事，以康雍乾三朝为中坚，而雍正时之振刷尤为一代特色。”孟森也说：“世宗承圣祖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