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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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刚刚经历一战浩劫的欧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获胜的列强忙于构筑遏制德国的凡尔赛体系，共产主义在东方的莫斯科扎下营垒，红色的潮流在欧洲蔓延。就在此时，在未经战乱、平静的北方小国挪威，一位30多岁的修路工人基哈德森，与当时其他有理想和激情的青年一样，接受了在全欧洲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进步理念。年轻气盛的基哈德森参加了多次反政府的革命活动，并多次被判罪，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要通过社会主义使自己的祖国走向富强、自由和平等。

革命精神似乎有理由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扎下根来。在这个刚刚从瑞典统治下独立不久的国家，四分之三的国土是不毛之地，从冰冷的海水中捕获的鱼类和小块可耕地上种植的谷物难解人们的饥寒之苦，沿海的贸易商队产生了一小群富裕的商人，但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中世纪勇武的维京海盗曾经远航美洲，但浪漫的时代早已远去，在经济重压下，贫苦的农民纷纷登上开往新大陆的航船，离开这块失落荒凉的国土，找寻新的土地和希望。

当时的挪威大大落在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后面。1910年，欧陆诸强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全球大帝国的时候，挪威的工业产值方才第一次超过农业产值。而在采矿、伐木、造纸、食品加工等制造业兴起的同时，也在大量的失地农民中产生了一群生活困苦的劳工阶层，他们住在固定的城市社区，生活条件艰难困苦。毫不奇怪，社会主义思潮很快在工人中扎根，挪威工党应运而生。

基哈德森和他的伙伴尼高斯沃尔都加入了工党，一开始这是一个激烈反对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政党。在出身佃农家庭、从12岁开始便在锯木场里劳作的尼高斯沃尔看来，革命理想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但越是激进的意识形态越容易发生分裂，1919年挪威工党加入了共产国际，这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吵。4年后，工党退出共产国际，与莫斯科分道扬镳，而思想趋于成熟、冷静的基哈德森和尼高斯沃尔与工党主流一起，接受了改良路线。这个弃绝了革命的工党被挪威政治体系接纳，1927年它便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1935年开始长期执政，基哈德森等人终于有机会通过直接参政来实现年轻时的理想。

但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的入侵打断了这个进程，尼高斯沃尔流亡英伦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基哈德森则留在国内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抵抗，被俘后押往设于德国的集中营。幸好纳粹的残暴统治很快瓦解，1945年回到祖国的基哈德森率领工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这个政府开始奉行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平抑贫富差距、消除贫困

，构建社会福利体制，加大国民经济的公有化。他为挪威的福利国家体制扎下了根，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曾经的冒进青年最终赢得了国父之名。

但这样的改革不仅需要国民的共识，还需要物质基础。1969年，上天恩赐给挪威一项礼物，它在北海开采出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大的出口收益流入，许多传统的制造业重现生机。但谨慎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准备更加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资源，以免滥用这种好运气，给国民经济种下恶果。他们决定将大多数石油收入投入政府养老基金，把眼前的收益留给后代使用，并避免巨大的现金流入搅乱国内其他产业。

今天，沙特、尼日利亚等产油国虽然赚得大笔石油收益，却深受“石油魔咒”之苦，其他产业凋零、贫富分化严重、许多人生活困苦，而作为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的挪威以富于预见性的聪明政策储备了3000亿美元的能源出口收益，同时维持了低通胀和低失业。这笔收益不仅能维持挪威国家福利体制的继续运转，而且将为发展后石油时代的新产业奠定基础。

今天，工党的元老、当年的两位贫苦家庭出身的激愤青年基哈德森和尼高斯沃尔均已故去，但他们当年的革命理想似乎正在逐渐实现。从各方面考察，挪威都是世界上的佼佼者：2006年人均GDP排名世界第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连续5年排名世界第一，媒体自由指数连续4年排名世界第一。

但在这个跻身世界最富行列的国家，你看不到那种俗艳、炫耀和奢华，奥斯陆没有什么摩天大厦，建筑保持传统式样，朴实无华———但它却有世界上设施最完备的医院、学校和公共体育场。挪威政府不鼓励人们大量购买豪华汽车，而且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第一个宣布，要在2050年之前把碳的净排放量降低到零，以催促其他西方富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行动。

挪威工党党纲宣布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没有贫穷、和平、生态平衡的公正社会，人们自由平等并能决定自己的命运。2005年它再度赢得大选并组阁，延续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这就是挪威的故事，在一个民主体系中、在一个奉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国有制政策的政党主导下，建立了一个富甲全球、民生和谐的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中，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北欧特色的童话故事。4月24日，挪威驻华大使赫图安

(TorChristianHildan)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以及他对未来的展望。

访谈

资本与工人的社会契约

经济观察报：探寻一个国家今天的成功要从这个国家的历史中寻找原因。目前的挪威是世界上最

富裕的国家之一，有良好的政治体系和旺盛的公民社会，在你看来今天的状况根源于挪威历史哪些方面的特征？

赫图安：当然在任何国家这都是个很复杂的问题。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获得独立时，可能是全欧洲最穷的国家，当时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和渔业，以及比较落后的造船业。我认为挪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取得独立之后的国民精神，我们有强大的政府和监督政府的议会体制，挪威人对于国家发展投入了精神和决心。当时我们就有了自由的媒体，而且有相当强大的公民组织，例如独立于国家教会(statechurch)的下层教会(lowchurch)，它不像英国的上层教会那样，更多代表民众利益。

在20世纪初我们有了第一批矿业和其他产业的工厂，当时的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外资、尤其是来自法国和瑞典的投资，而政府能够和产业部门一起吸引外资，最早是在采矿业、水电、农药等领域。而且当时在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之间有良好的平衡，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我们就有了非常强大的劳工运动。

经济观察报：当时在其他国家也有强大的劳工运动，而且不少国家发生了暴力革命，为什么挪威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赫图安：上世纪20-30年代，挪威出现了和其他欧洲国家相同的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但在当时挪威政府决定在高税收的基础上构建广泛的福利体系。在产业、资本和劳工各方面都同意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一套福利体系，政府还促进对社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投资，尤其是非常重视教育。现在挪威人回首当年，会觉得当时的这些巨大投资加上政府的大力参与，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良好平衡，为挪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挪威在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