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特级教师讲座之十王栋生(吴非)：

语文特级教师讲座之十王栋生（吴非）：

我的教师生涯及对教师发展的思考

主讲人：南京师大附中特级教师王栋生

（笔录者：倪孟达）

“于漪茶座——全国名师报告系列活动”在于漪老师的“娘家”杨浦高级中学拉开帷幕，首位登台演讲的，是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老师。王老师是著名的杂文家，笔名吴非，曾获首届“林放杂文奖”，出版的许多教育随笔，如《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受到教师们热捧。

“非常抱歉，让大家星期六来听我说话，”王老师以这样一句略带南京口音的话开始了他今天的讲课，“家中有老人、小孩的老师可以先回去，我不会在意。”当然，不会有哪个老师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

（为便于行文，以下内容根据笔记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有关的事例和观点都属王栋生老师所有，若所记与原意有出入，则是我的责任。）

任何职业都有危险性，教师职业有没有呢？“教师是一种高危险的职业！”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误人子弟”，可以这么说。我们做的事关系到别人的未来，要考虑以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本来应该在上午赶到上海来的，可我上午在学校里还上了两节高三复习课。这是一种现实。”我们的教育假如都在忙着这些东西，这样的教育还有前途吗？”

教师的危险性在于三句话：

其一，用反科学的方法搞科学教育；

其二，用不道德的方法搞道德教育；

其三，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搞应试教育。

我与商友敬老师在一个地方见到一群老人为了抢超市派发的营养品打得头破血流，感慨很多，联想到教育的问题。这些老人，当他们正值最好的年龄，最应该学习的时候，他们在干吗？他们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都在街头打打杀杀，如今为免费营养品而大打出手，只不过是他们的历史延续而已。

古希腊称教师为“智者”，说明教师角色之特点在于多智。故我们需要提高自身的素养，要回到常识。

我曾开玩笑说，“我们学校成问题了，连我都成人物了”。“在五十年前，如果以我这样的水平去‘中大附中’应聘，门都不敢进。”引用教育家杨启亮的一句话：“我最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东西了。”“这句话现在轮到我来讲了。”（苏格拉底说“自知无知故求知”，“我之所以是天下最聪明的人，就是因为我是天下最有自知之明的人。”）有一年我在档案馆里查民国时期教师的工资，看到中央美院一教师月入230块大洋，而当时普通职员月薪20多块。如今老师们都在抱怨待遇低，我们首先应该反问自己：“你

值几块大洋？”横向跟别的国家的教育工作者比一比，纵向跟先辈同行比一比，我们的付出与所得匹配吗？

有一个大学校长面对台下500多位中学教师说：“师范生的水平太差了，比你们还差！”这话引起了台下的公愤。作为大学校长，不了解中学的实情，讲这话有其不严肃处，但关起门来，我们老师应反思自己，我们究竟如何？

最喜欢讲的三句话：

我是犯过很多错误的教师；

我是不断地在教育教学中改正错误的教师；

因此，我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对于名誉，那些我毫不在意，我唯一看重的是，学生能够成长为有用之才。

教育不是工业、商业，教育是农业、林业，我常说我是一个农夫。作为农夫，我要抓住农时，对天气特别在意，最后才能收获果实。在我的土地上，我可以做什么？这是我要思考的问题。在社会中，有很多不平等的关系，如官与民，但在教室里，师生是平等的。

教师从事的是理想化的职业，因此每个教师都应有理想。我们的教育口号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但我们更应该办对得起民族的教育。

《中国教育报》记者问我现在的理想是什么，我这样跟他说：早晨孩子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嘴里哼着歌，一路上还可以停下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光；在学校里跟老师同学们愉快地呆在一起，课堂里积极地探讨问题，有许多收获；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向妈妈深情吟诵今天刚学会的诗歌，跟她谈论自己的理想。（大意如此）其实这不能算理想，在我们的过去，这些都是真实有过的生活，怎么就成了理想呢？

小学教育研究专家于永正（音）说，教了50年书，把自己教成了孩子。我起先不懂这话的意思，但忽然有一天领悟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个吃馒头但不做诗的民族。教师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在理想中提升自己。老师有理想了，学生才会有理想。

我有这样一段经历：

有一天遇到一个学生，跟他说，你最近语文成绩好像没有提高啊！学生回答道，老师，我现在不一样了，我看世界的眼睛变亮了。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听到这话多么令人欣慰啊！

我有一个课代表，长得高大帅气。有一年的12月13日，学校要搞一个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活动，要排诗歌朗诵节目，物色人才，我这个学生朗诵普希金的《致大海》，一个历史老师听了几句之后，就非常激动地说，“就是你了！”学生对他说，请别打断我，诗是不能打断的！

我们如今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让这样的学生更多一点。

教师职业的危险之二，是当下老师们把教育当作名利场。

我们有一套独特的制度，评职称，非常详细，且等级分明，在世界上恐怕不多见。我主张取消职称和各种荣誉，一切归零。这话以前不敢说，怕别人说我“酸”，现在得到了那么多荣誉，也就可以大胆地讲了。

许多老师的名片上有一大串头衔，我不会记住他那许多内容，只知道他是哪一个县的老师。教师只要刻苦钻研，把课上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有一个老前辈说：“我得到过

所有的荣誉，现在退休了，把所有的还给社会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情’字”，多么感人的话啊！

我有很多次路过杨浦高中，看看校园中蓊郁的树木，就想到于漪老师，想她在这里度过的那漫长的岁月，她刚来时，这些树应该还是小苗吧？如今大树参天，它们都是见证。

在今天这个名利场中，年轻教师都把目光盯着考试成绩，在那些微小的分数和名次上斤斤计较。评职称时，材料里无一例外会提到成绩，说“高考成绩名列年段前茅”，其实分数就差0.2。这有意义吗？

你是不是好老师，要看的是：

其一，学生是否喜欢你的课？你上课前，学生是以期待的心态还是以恐慌的心情等你到来？课堂中，学生是不断地看表，还是不知不觉又一节课过去，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其二，学生是否喜欢语文？只有真正让学生喜欢上了这门学科，语文老师才算是成功的；

其三，由于你的教育，学生是不是养成终身学习祖国语言的意识？

我有一个女学生，嫁到了日本，回来后跟我说了这样的事。有一天她在家里接到丈夫的外婆打来的一个电话，老人家92岁了，一个人固守在老家的一亩地的茶园边，她打电话给外孙，是要告诉他，自己新得了一句诗（日本俳句）：“薰风里，茶道已万事俱备了。”而这个女学生的72岁的婆婆，在家里做完家务，闲坐着时，也不时感慨道：“啊，那逝去的岁月！”这是明治以来，日本的教育在国民的心中播下的种子还在发芽。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体制下，老师和学生都在追求着分数，而背后还有大量“卖狗皮膏药”的高考专家。

有一个校长说得好，一个愚蠢的教师，如果勤奋地工作，那将是教育的灾难。他该去吃喝玩乐。他勤奋的结果是，学生被迫害，被误导；学生不喜他，家长怕他，同事气他。他是一个奴隶式的人，站惯了就不敢坐。但校长喜欢这样的人，他会说勤能补拙，非常投入地做练习，也要学生跟他一样投入地做练习。但专业修养不够的教师，越努力结果会越糟糕，他越想弥补自己的愚蠢，造成的灾难就越大。

因此说，做一名合格的教师，除爱心之外，还需要智慧。学校里最可怕的也是最常见的现象是，一个愚蠢的老师管50个智力正常的学生。

如今又有新的灾难来临：应试教育培养起来的学生现在当老师了，他们之前所有的压抑现在终于有一个释放的渠道了。这些老师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喜欢给学生排名次，而不问这样做是否科学。

我看过一张希特勒的照片，那是他从林茨小学毕业时的合影。老师按照学生的成绩排顺序，成绩好的学生站前排，越好的跟老师靠得越近，而希特勒的成绩很差，排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进入中学，希特勒学的是文科，他成绩依然不好，有一个同学，是犹太人，叫维特根斯坦，成绩也不好，跟他同班，后来成绩好起来，跳级了，而希特勒依然享受“差生”待遇。这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希特勒的孤僻和变态性格，跟早年受教育中形成的自卑不无关系。

于漪老师从不用“差生”这个词，我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