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论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首先 , 王弼从发生学意义上讲 , 名教本于 自 。王弼在< 然 老子指略> 中写到 :无形无名者, “ 万物之宗也。” 指出“ 。 道 无形不系, 常不可名 。 以无名为常, 故日‘ 道常无名 ’ 也。朴之为物 , 以无 为心也 , 亦无名, 故将得道莫 若守朴。 (老子注> ”< 第三十二章) 道者 。 而“ 无之称也 , 无不通也, 无不 由也, 况之 日道 。 寂然无体 , 不可为象。 ” “ 则天成化, 同自然。”道常无为 , 自然也。” 道 “ 顺 对于名教问题 , 王弼在< 老子注》 二十八章和三十二章提 出 “ , 朴 真也。 真散 , 则百行出, 殊类生, 苦器也。 圣人因其分散 , 故为之立官长 。 以善为师, 不善为资, 移风易俗 ,
蔡邕宗庙之议所说 :夫君 臣父子 , “ 名教之本也” < (后汉记> 卷二十六) 。狭义上的“ 名教” 以名为教” 如西 指“ ,
汉 时期 的选 贤 良、 茂 才孝廉 一样 , 举 对那 些符 合封 建伦 理纲 常 的节操 、 行为 等配 以 相应 的名 目 、 名分 、 节和 名
功名以教化民众。总之, 名教” “ 就是 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 , 其具体内容表现为儒家的仁义礼教 、 三纲
不 同理解 和 阐示 , 成 了以下 三种 主要 思路 , 述 如下 : 形 分
二 、名教 ” 于“ “ 本 自然” 持这一 观点 的是何 晏 、 王弼 , 以王弼 为总代 表 。 王弼本 人 并未 直接 使 用 “ 名教 ” 词 , 是 他却 已对 当时 ~ 但
的名教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王弼在建立以无为本 、 崇本息末的玄学体系的过程中 , 也为名教寻找到了本 体性的根据 , 以外儒内道的方式解决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王弼的 < 老子注> 中集 中体现了王弼以无
郭象“名教即自然”玄学教育思想浅析
郭象“名教即自然”玄学教育思想浅析摘要:魏晋玄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隋唐佛学及宋明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而郭象玄学作为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郭象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与其他魏晋玄学家一样,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因此,本文通过解读郭象“名教即自然”来浅析他的玄学教育思想。
关键词:郭象;名教;自然;教育思想郭象(公元252-312),字子玄,西晋河南人。
历任黄门侍郎、豫州牧长史、太傅主薄等职。
有才理,好《老》《庄》,善清言,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1]。
致力于把道家哲学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之中。
内圣和外王、自然和名教在他那里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是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
现存的主要著作有《庄子注》,集中反映了他的玄学教育思想。
一、“名教即自然”的教育观“名教即自然”的教育观在魏晋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从正始时期的以王弼为代表的“名教出于自然”,到竹林时期的以嵇康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到元康时期的以郭象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
王弼与嵇康是魏晋早期的玄学教育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名教”与“自然”两者之间的关系。
郭象则调和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将二者糅合统一起来,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思想[2]。
郭象所处的玄学发展阶段是元康玄学阶段,而这一时期,经过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理论模式对君权和社会的否定,造成了人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对立。
为了化解人和社会以及自然和名教的矛盾,郭象就把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与内心精神有机结合起来。
他认为: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
世间万物都是浑然天成,而且万物都把自然作为最高法则,名教作为万事万物中的一小部分,当然也必以“万物”为正。
(1)“物各自造”的“独化”论思想。
“物各自造”即“自生”,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自己生成的。
王弼认为,“无”是事物的根本,“有”是从“无”而来,而郭象则认为,既然“无”是事物的根本,那么“无”怎么能生出有呢?他认为,“无”不能生“有”,万物均是自生的[3]。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学术思想,与时消息。
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
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
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
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
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
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
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
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
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
玄学
名教、自然与魏晋士人的人格范型【内容提要】在特定时代和魏晋玄学的不断演化过程中,由于魏晋士人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不同体认与把握,形成了各具风神的人格范型。
【关键词】魏晋士人;名教;自然;玄学魏晋玄学是在“名教”与“自然”之辩中不断演化和发展的。
“名教”一词,如引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之义,是指“儒家相传之礼法,与老庄放达之教相对”,即是指正统儒家所确认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社会规范及相应的评价体系;而“自然”,是“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1]它是宇宙万物的本来形态和运行法则,反映在人的思想观念上,就是指本然、天然,让万物顺任自然。
在那个最混乱、最苦痛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2]魏晋士人们受玄学思想影响,为世人标榜出了各具风神的人格范型。
笔者认为,这些人格范型的产生与他们对名教、自然关系的不同体认与把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一、存名教而尚自然古代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时期,他们博学善辩,积极入世,崇尚儒家礼乐。
儒家的温柔敦厚、注重功名和克制凝重等品格,一直是士人们所崇尚的人格典范。
直至东汉末年,政治斗争日益加剧,名教成为统治阶级用以欺世惑众的思想工具,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和人格道德标准开始怀疑与否定。
曹魏时期,从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思想和实践开始,士人们开始注重人的内美和才干,鄙弃虚声美誉,传统道德观念和正统伦理思想渐趋淡化。
同时,士人们开始以道家的批评精神批评汉末朝廷的腐败与社会风气的虚伪,以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消解乱世之间的尖锐矛盾。
他们开始注重自然,并用道家学说来诠释儒学,追求旷达自然之境界。
但是士人们并不废弃名教,他们对儒学教义择善而从,依然十分注重仁德之美,把为士的原则与尊严看得高于一切,如《世说新语》就称敢于犯上的陈仲举为“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而不愿死读经书、率性自然的邴原,也以遵法守道、品行高尚闻名。
更有建安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亦打破了汉儒的种种信条,开始尊重人的个性与真情,但他们同时也钻研《六经》,儒家思想仍是他们经国立身之本。
中华传统文化:魏晋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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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
一、名教、自然之辨
玄学的兴起原因之一是为了挽救名教的危机。 名教,是指儒家注重以名为教、正名守分,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纲常。
王弼提出名教本于自然。他 是第一个从本体论上为名教 寻找根据的思想家。
他认为“始制有名”,纲常名教是道生化为器的过 程中产生的,是以自然之道为本,道与名教的关系 是本末关系。
二、有无问题
玄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有无关系。老子曾说: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提出 “万物出于无有”。
老庄提出了有无问题,并认为无比有更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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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家裴頠提出崇有论 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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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无为亏,自者能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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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针对有无之辨提出了独化论,认 为万事万物是“自生”而“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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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提出越 名教而任自然。他认为名教 是当权者维护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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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自则亦不我。块生 之己我不能生自然生
他否定了创世论。进而提出 名教即人性自然的一部分, 按名教行事就是顺应自然, 也就是名教即自然。
魏晋玄学的主要论题
魏晋玄学的主要论题
魏晋玄学的主要论题包括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和才性之辩。
这些论题在魏晋时期的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鸣,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具体来说,有无之辩探讨了存在与非存在的哲学问题,提出了“有生于无”和“无生于有”等不同的观点。
言意之辩则关注语言与意义的关系,探讨了如何通过语言传达和理解意义的问题。
名教与自然之辩涉及到社会规范与自然本性的关系,讨论了人应该如何遵循自然本性和社会规范的问题。
才性之辩则探讨了人的才能与性格的关系,提出了“才性异类”和“才性同体”等不同的观点。
这些论题在魏晋玄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关注焦点,也为后来的哲学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略论魏晋玄学之名教自然
嵇康在谈到礼法名教的产生时指出,现实社会中的仁义礼法的规范不是从来就有的,他说:“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嵇康的这一思想同王弼所谓的“朴散始为官长之时”的观念是类似的,即认为名教的出现是“大道凌迟”的结果。不过,与王弼不同的是,他强调了名教对自然之道的背离,指出它是统治者制定出来,用以“婴其心”、“检其外”、“神其教”的工具。因此他“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将虚伪的名教看作是应当被抛弃的。与嵇康同时代的阮籍对名教也是深恶痛绝。他对现实名教的虚伪给予了更加无情的揭露。他借“大人先生”之口说到:“今汝尊闲以相高,競能以相尚,……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他指责以名教为名,而行阴谋之实的人,而他们的所谓“名教”遂有亡国、戮君、溃败等祸乱产生,是残害天下的“残贼、乱危、死亡之术”实不为过。阮籍还把这些伪君子比喻成“裈中之虱”,讥笑其愚蠢短视,预见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
二、竹林时期
“越名教任自然”——从个体意义上对名教的超越。
正始末年,曹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争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政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在这场斗争中,正始清谈的领袖何晏被杀,王弼病死,正始之音宣告结束。继其之后,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名士登上了玄学舞台。他们开创了“竹林玄学”,代表人物有嵇康和阮籍。
伦理视域下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
03
研究还发现,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涉及到多个层面和角度,包括本体论 、认识论、价值论等,这些都需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时间、资源和 能力所限,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魏晋玄学 伦理思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不够深入,对一些复杂的 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的考察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
总结词
嵇康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名教规范阻碍了自然 的本性,应该超越名教的束缚去追求自然本 性的自由。
详细描述
嵇康主张超越人类社会的名教规范,去追求 自然本性的自由。他认为,名教的存在限制 了人类的自由发展,只有摆脱名教的束缚, 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自然本性的自由。嵇康 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名教的怀疑和
名教与自然的现代启示与思考
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对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在当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道德与自由的矛 盾和冲突仍然存在,通过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和理解,可 以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伦理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方法 。
对现代思想的思考
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对现代思想也有深远的影响 。在现代思想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道德与自由的关 系仍然是重要的议题。通过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和理解, 可以深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
06
结论
研究成果与结论
01
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门独特的思想体系,在名教与自然之辩中呈现出 独特的伦理视角和思考方式。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 魏晋玄学的伦理内涵和价值取向。
02
研究表明,魏晋玄学强调个体自由与责任,关注人的本质和价值,具有强烈的 现代意义。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些伦理难题和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 讨。
竹林玄学之“名教”与“自然”
竹林玄学之“名教”与“自然”发表时间:2009-05-31T11:59:46.420Z 来源:《魅力中国》2009年第5期供稿作者:刘秉亚[导读]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经学的主流思潮,它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
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经学的主流思潮,它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
而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一个阶段,其主要代表阮籍和嵇康更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是老庄思想的继承者,同时又为玄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老庄;“名教”;“自然”;阮籍;嵇康一、老庄的自然观自然观的提出最早见于老子。
针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种种乱象,老子进行观照与反思,提出了他的自然观。
他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将“道”看作世界万物的本源,赋予“道”以“自然无为”的本性,并由此进一步推论出人的生命本相与人的本性都应象“道”之本性一样“自然无为”。
老子的“无为”是为了收到“无不治”的社会政治效果,借以解决社会矛盾,为现实寻找出路。
庄子继承了老子“返璞归真”的理念,以“自然”之视野透视了人生命之真实状态。
庄子所指的“自然”,即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庄子认为道即自然,自然即道。
庄子的“自然”概念是指自然而然的状态,而不仅仅指自然界。
他张扬返朴归真的“自然”,认为自然的就是完美的,是无需人为引导的。
人应当作为自然的人而生存,不应该强加人为而打破自然的平衡。
而众所周知的庄子的“逍遥游”主要指心灵的逍遥。
而要达到心灵逍遥,最主要是回归自然,虚静无为,使物各畅其性,以达到任自然而行的和谐状态。
二、“名教”和“自然”之争“名教”一词语源不详,陈寅恪先生据王弼对老子“始制有名”的注语加以推论为:“以名释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乃入世求仕者所以宜奉行者也。
”晋人袁宏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
”唐长孺先生认为:“所谓名教乃是因名立教,其中包括政治制度、人才配合以及礼乐教化等等。
”[1]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指出:“事实上魏晋所谓‘名教’乃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
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内容提要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思潮的主题。
关于此,汤用彤、陈寅恪、唐长孺、牟宗三、余英时和庞朴等方家均有专题研究。
这里,笔者试图把名教与自然之辨拆解为名实、情礼、古今、天人四个理论层面,逐一解读。
本文除了不可避免地要涉诸儒道关系外,立论的主旨则在于揭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基本论域、内在理路及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语境。
颠倒的社会塑造了颠倒的人格。
生当魏晋乱世的玄学名士,他们对名教的矛盾心态和人格行为的不统一,有着真切的历史内涵。
我们不应无视而是应该充分揭示这种真实的矛盾——矛盾的真实,并由此来完整地把握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思想意味。
从何晏、王弼到嵇康、阮籍,再到向秀、郭象,这是玄学思想发展的“三部曲”,名教与自然之辨在这三段中也展现为一种逻辑递进关系。
然而,这种逻辑演进并不明显,而玄学家们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又多有重叠之处。
而且,由于名教与自然范畴的歧义性以及名教与自然之辨在玄学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实乃涉诸语言、人性、社会和宇宙等诸多方面。
由是,本文选择了共时性的结构性的话语分析,同时尽可能兼顾历史性的说明。
玄学家的名教与自然之辨以及由此衍生的一些议题,多是当代哲学关注的理论问题,玄学家以其对这些问题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丰富了人类思想的宝库,给后人以宝贵的启迪。
(一)引言魏晋之际,经学式微,玄风振起。
玄学名士们清谈雅论,旷达风流,煽起了一股颇具异端色彩的思想潮流。
作为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潮,玄学当然不是无主题变奏,或无主题的变相说法所谓多主题。
那么,玄学的思想主题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名教与自然之辨。
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对魏晋社会的时代课题的理论解答,是玄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终点,规定与凸显了玄学思潮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品位。
当然,名教与自然概念其来有自,在先秦时代即已形成。
但是,把二者的关系自觉而明确地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议题的,当是魏晋玄学。
与中国传统思想上其他概念术语一样,名教与自然这对范畴也具有模糊性与歧义性。
浅析名教与自然
浅析名教与自然03100414 张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探究的基本问题,要弄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得明白“名教”与“自然”究竟是什么?名教与自然是魏晋玄学中的一对范畴,名教,原指儒家“因名设教”的那一套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
自然,主要指天道自然,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地的运转,万物的生化,都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
名教和自然观念产生于先秦。
孔子主张正名,强调礼治;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提倡无为。
孔子、老子被后世看做"贵名教"与"明自然"的宗师,所以说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儒学与道学之间的关系。
魏晋时期,由于思想家的哲学倾向和政治见解不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个争辩的问题,当时的文人学士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观念:一、正始玄学时期——何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儒道调和)汉魏之际,伴随着“儒学独尊”局面的结束,“名教”已呈现着一副破败的景象。
首先是黄巾起义的冲击,黄巾起义军所到之处,孔庙被砸,神探被毁,其领袖张角又利用道教经籍《太平经》中的某些教义,以“太平军”的形式动员和组织农民起义,在宣传鬼神迷信的同时,也反映了农民某些平等要求和反抗封建剥削的呼声,这与作为封建等级观念的“名教”是直接对立的。
其次,封建统治阶级在生活上纵欲享乐,挥霍无度,极端腐朽。
他们已然丧失了儒家仁政、德治的旨意,并且违背了名教强调重义轻利的伦理信条,但为满足他们本性的挥霍,又必然视名教礼仪为一种束缚。
这种对于名教的两面态度加剧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导致“名教”陷入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门阀士族统治集团需要重整名教,建立“名教”与“自然”的新的关系。
鉴于两汉经学以神学目的论为“名教”作论证导致的失败,门阀士族开始离弃神学化的儒学转向道家,以老庄的“自然之道”作为“名教”制度的新的理论根据,来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挽救“名教”的危机,满足他们那两重人格的政治需要,魏晋玄学也由此应运而生。
“名教出于自然”还是“名教本于自然”
“名教出于自然”还是“名教本于自然”作者:刘林山来源:《各界·下半月》2019年第11期摘要:“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是魏晋之际的时代课题。
王弼致力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现代学者把王弼对两者的关系概括为:一是“名教”出于“自然”,二是“名教”本于“自然”。
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关系到王弼哲学的性质。
本文试图从“自然”与“名教”的由来和王弼对“自然”与“名教”在哲学上的定位与定论的角度,论证“名教本于自然”这种说法的合理性。
关键词:王弼;名教;自然“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时代课题,在这场讨论中,作为魏晋玄学的发轫者──王弼致力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
如何结合呢?现代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另一种主张:“名教”本于“自然”。
笔者认为,虽然这两种观点仅一字之差,但关系到王弼哲学的性质问题,必须对此给予明确的区分与认识。
一、“自然”与“名教”关系的由来何谓“名教”?何谓“自然”?“名教”就是当时社会用于治理人事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伦理规范的总称。
“自然”就是道家所追求的一种宇宙与人生合一的整体而本真的状态。
道家尚自然,儒家贵名教,自然便是天道,名教便是人道,天道与人道各有其运行的法则,两者表现出“分”的一面,但人是宇宙的一物,有其自然性和社会性,所以天道与人道又表现出“合”的一面。
儒道、天人关系分合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方式,但都存在矛盾和片面性。
先秦时期,儒道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文化性格。
儒家偏于人事贵名教,提倡礼法名教,道家偏于天道而尚自然,反对儒家的礼法价值观,要求无为而治。
两家各有所偏,但道家言天道而未离开人事,它企图以“天道自然”规定社会人生,儒家言人事而未离开天道,它常言人而上追溯于天,寻找人生合理存在的根据。
可见,儒道两家分中有合,它们致思的方向是一致的,都在追求一种合理的天人关系而努力,如此就为后世探索儒与道、天与人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
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辨
对于“自然”与“名教”之辨的评价
该辨析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等问题突出,玄学家们试图通过“自然”与“名教”的探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虽然该辨析是历史的产物,但其中蕴含的思想和智慧对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例如,它提醒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要注重名分、秩序和道德规范,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2023-10-27
《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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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魏晋玄学概述“自然”与“名教”之辨的背景“自然”之道的内涵与意义“名教”之道的内涵与意义“自然”与“名教”之辨的核心问题与争议结论
01
魏晋玄学概述
魏晋玄学的起源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人们开始寻求精神寄托,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玄学应运而生。
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对现代的启示
玄学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宗教等多个领域,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玄学强调个体自由和精神独立,对现代社会仍有启示意义。
03
魏晋玄学的影响与意义
02
01
02
“自然”与“名教”之辨的背景
汉代名教与自然的冲突
儒家名教思想强调人伦道德和礼仪规范,但与自然之道存在矛盾。
“自然”之道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道家思想对“自然”之道的形成与发展
道家思想对魏晋玄学“自然”之道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为“自然”之道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思想资源。
“自然”之道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魏晋玄学的“自然”之道继承并发展了道家思想,将关注点放在个体生命与精神自由上,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学术思想,与时消息。
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
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就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与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就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瞧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就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与名教的统一。
这里的“名教”就是指社会秩序与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就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与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与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
这不就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就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与思考的主题。
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与理论的需要,一方面,她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她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她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
因此,她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与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
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就是夏侯玄。
她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
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
略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 晋 士人 对 于 名 教 与 自然 之 关 系 进 行 了实 质 性 地 探 索 。后 有 五 胡 乱 念 又 还 原 到 先 秦 道 家 所 崇 尚 的定 义 上来 理 解 。 于 老子 的 “ 生 一 , 至 道 一 华 , 碎 了这 些 士人 追 求 精 神 逍 遥 的 迷 梦 , 史 上 往 往 以 “ 淡 误 国 ” 生 二 , 生 三 , 生 万 物 ” “ 击 历 清 二 三 口和 天下 万 物 生 于 有 , 生 于 无 ” 坝0 是 对 有 更 来 看 待 这 段 历 史 。 然 魏晋 时代 所 产 生 的 名 教 与 自然 的辨 题 . 至今 尚 无 自然 的原 始 状 态 及 其 发 展 变 化进 行 的描 述 。 么魏 晋 时 期 所 谓 的 自然 那 定 论 , 本 原 因 在 于 对 于 自然 和名 教 的 定 义 界 定 不 明 , 而 不 同 学 者 到 底 是 什 么 含 义 呢 ? 基 故 以上 两 者 尽 管 有 所 不 同 , 都 有 道 理 与依 据 。 笔 但 然 对 于 二 者 关 系 也就 得 不 同之 结 论 , 仁 见 智 。 因此 笔 者 试 着 立 足 于 魏 者 认 为 陈 先 生 把 自然 解 释 为 与名 教 相 对 更 合 理 一 些 。 观 魏 晋 士 人 的 见 纵 晋 时 代 的 大 背 景 下 , 根 溯 源 , 名 教 与 自然 的 本 义 出 发 , 一 管 之 思 想 发 展 史 , 们 可 以 看 出 , 论 是 何 晏 、 追 从 发 我 无 王弼 的 “ 教 本 于 自然 ” 还 名 ,
一
关 系 。 室衰 微 , 官 专 权 , 治 腐 败 , 不聊 生 , 雄 并 起 , 汉 宦 政 民 群 战争 连 年 ,
2 何 谓 自然
魏晋名教自然之辩演变历程述略
魏晋名教自然之辩演变历程述略通过对“名教”、“自然”内涵的追溯,以及对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之辩的三个时期的论述,梳理了名教自然在魏晋时期的发展历程,指明了该时期思想由传统学术向抽象思辨的发展趋势,为传统的伦理道德——名教寻找到了存在的根本性基础和合理性依据,从而自觉的融合儒道二家,实现了孔老思想的会通。
标签:玄学;名教;自然;演变魏晋南北朝是秦朝之后我国分裂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极具特色。
在哲学上,表现为中国哲学的格局发生了新变化,主要体现在:玄学兴盛与儒释道诸派并行发展。
如果把这一阶段安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可以说,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演进过程很重要的一环。
魏晋时期的哲学家大都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合称“三玄”,即后世“玄学”的基本由来。
在中国哲学史上,魏晋玄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次将儒家的价值系统与道家的价值体系整合在同一个哲学命题中,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论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名教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时期的核心问题,而言意之辩、有无之辩都是为名教自然之辩服务的。
名教与自然是魏晋玄学时期重要的哲学范畴,这两个概念起自先秦就有,但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将二者的关系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进行研究,则是在魏晋时期。
下面从几个阶段来阐述这个问题。
一、名教与自然之辩的理论背景1.“名教”与“自然”观念的理论来源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原有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进而使得与之相适应上层建筑趋于崩溃,具体表现为“礼崩乐坏”。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都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探索一条能够解决现实矛盾,重建和谐社会秩序的道路。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春秋时期看成是臣杀君、子杀父的混乱时期,他们认为要终止这种局面,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作用,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正名”,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孔子这种以名正实的观点,就是后来“名教”的最初渊源。
名教与自然之辨
名教自然之辩摘要:自然名教关系,是魏晋玄学讨论的极其重要的一个命题。
名教自然之辩与有无之辩、才性之辩、言意之辩并列为魏晋玄学中的四对最重要的哲学命题。
名教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的基本问题所在。
就整体言,玄学思潮的发展方向,总的趋势是一步地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使之合为一体。
具体而言,是沿着王弼(儒道调和)——嵇康(儒道对立)——郭象(儒道合一)这一路向行进的制约这一行程的直接动因是魏晋时期政治上的剧烈变动带来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自然;名教;名教出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即自然;独化名教观念与自然观念,不是魏晋时期开始提出的,圣人(孔子)贵名教,老庄明自然,由来久矣。
时至汉代,有其是东汉时期,这两种观点都有了新的发展,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魏晋玄学家的历史使命就是将名教与自然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结合起来,为世人提供伦理价值根据。
探求名教与自然之辩的产生原因、发展进程以及内在实质,不仅对于了解魏晋玄学,而且对于了解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名教自然关系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名教自然关系的产生根源在于汉代后期出现的名教危机。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本来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学逐渐意识形态化,成为社会统治思想。
儒学对社会的统治,在当时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
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威,导之以利禄之途,大力提倡经学。
至东汉,经学发展到顶峰,政治和学术完全合一,统治者以名教治天下,将经学统治从学术、政治延伸到思想道德伦理的深度。
因此与提倡经学相应的就是大力奖励名节。
儒学道德价值观念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即以名教治天下。
所谓以名教治天下,也就是以儒家伦理纲常立名分,建立官职,设置制度,以为名器。
朝廷以名目取人,实际是用辅之以利禄之途的名誉为手段,从正面引导社会风气,推行教化。
平心而论,这种构想无可厚非。
汉代尊儒之初名教的推行有其深厚的思想学术基础,即经学在社会中广泛深入的研习;也有其价值文化思想,即早期儒学“微言大义”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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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学术思想,与时消息。
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
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
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
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
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
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
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
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
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
“自然”与“名教”之辨从此作为玄学思潮的一条主线,贯穿于玄学发展的始终。
名教本于自然———对名教的本体论论证正始时期,何晏、王弼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晋书·王衍传》记载: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立论以天地万物以无为本。
天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
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
”这个作为天地万物之本的“无”,老子将其说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故王弼阐发此意说:“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无”也就是道:“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
”(王弼:<论语释疑·述而>)因为“道”(无)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无所造作,故又称为“自然”,“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自然”就是“无”或者“道”之性。
在这里,“无”、“道”、“自然”三者是同一序列的范畴。
王弼的贵无论“以无为本”。
“无”不但是宇宙生化的原则,而且是“贤者恃以成德”——圣人所立的名教,也是依此本体而产生。
在以无为本的前提下,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名教本于自然”,即伦理纲常、道德教化是由“道”派生出来的,是“朴散”的结果。
王弼在《老子注》二八章注中说:“朴,真也。
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
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
”王弼认为朴散为器是正常的,“立名分以定尊卑”具有合理性。
社会起初为朴和真的自然状态,朴散之后,才有维护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的名教。
而现实存在的问题是,仁之所能、义之所成、礼之所济,是不能靠鼓吹仁义道德本身所能达到的,“名教本于自然”,“自然”是母、是本,名教是子、是末,因此以自然为性的名教不能表现为强制的形式。
在王弼看来,名教之根本在于无心为仁而仁在,无心为义而义存。
王弼虽看到了名教与自然的冲突,但并不笼统地反对名教,他只是反对以“名教”为本,进行虚伪的道德说教,反对用名教约束人们的行为及其所带来的“为仁则伪存”的恶劣后果。
认为“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
”(王弼:<老子·三八章注》)他把不是自然而生的儒家“仁义礼节”贬为“下德”,是因为订立了作为道德规范的“德名”、“”善名”,不道德、不善也随之而生,导致虚伪欺诈,成为争名夺利的工具。
为了挽救这种道德危机,王弼提出了“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王弼:<老子·三八章注>)的伦理对策,主张自然无为、无欲不争,以发挥名教的作用。
何晏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无名论》)以“无为”为“本”,即是以“无”为“本”,所以下面紧接着说到“无也者,开物成务”的思想。
以“无”为本,那么“有”则是“末”,这里的“本”是指天地万物的依据、根据而言,“末”指天地万物种种事物的现象而言。
在何晏看来,圣人是“道”的体现者,是无名无誉的人,并由此推出儒家名教之治是出自体现了“道”的圣人无名思想的,这里的圣人何晏指的是孔子,因此说老子的思想“与圣人同”,这就是儒道相同说,总之,何晏思想是以老解孔,主张儒道相同说,实际上是用老子的哲学来论证儒家的名教。
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名教的本体论否定如果说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强调的是两者的一致性,旨在为名教寻找本体论根据,为挽救其衰颓谋求出路,那么与其同时代的阮籍、嵇康则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公开主张摆脱名教的束缚。
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他认为,人类社会应和“自然”一样,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整体。
“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
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
竭智谋国,不吝灰沉。
……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殒颠。
”(《太师箴》)面对大道陵迟、世风颓唐的败落之象,竹林时期的玄学大师们认为,名教非但不能治理好社会,反而会把社会搞乱,因为名教不是自然,而是统治者人为地“造立”出来的,是违反自然的。
可实际上,“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口号却蕴含着在无力扭转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与名教的冲突这一态势时,竹林之士们的痛苦彷徨和忧患无依。
竹林之士的这种心态既表现出他们对被“陵迟”的名教以否定的强烈渴望,同时也流露出他们对真正的名教玄学名士心目中的理想化的封建社会秩序的热切憧憬。
但是,由于被“陵迟”的名教在当时毕竟是一种不可动摇的社会现实,而他们所设想的所谓真正的名教又大都带有幻想的色彩,因此,他们最终只能深深地陷入自我矛盾的冲突和遗憾之中。
他们在哲学思辩上的成就虽然不及王弼的本体论水准,可阮籍、嵇康在探索名教与自然、必然与自由、理想与现实等矛盾的解决途径上所作的努力,则是王弼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不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客观上对名教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其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不过是士人游离世外的哀鸣。
名教即自然———名教与自然之辨的终结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虽然肯定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但他以无为本的主张削弱了名教的作用。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将两者对立起来,否定了名教的积极意义,使它失去了合理性依据。
于是就出现了维护名教的裴危页等人。
在裴危页看来,人本身确实存在着各种物质欲望,追求外物的欲望是无可非议的自然本性,但如果一味地迷恋外物,不但会给人带来危害,也会有碍于人的生存,因而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他认为,当时由于轻名教,尚自然之风过烈,使许多知名人士“口谈玄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整个社会“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式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
”(《崇有论》)为拯救危难中的社会,裴危页主张要把被轻视的名教提高到应有的地位。
而且,他对名教存在的根据作了努力的探索。
在他看来,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可能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有各种礼节规范去维持人们之间的正常关系。
而名教就是应社会本身的要求而产生的,因而是合理的,必不可少的。
裴危页立足实际,力求以比较务实的态度来寻求“名教”存在的依据。
完成名教与自然统一的是郭象,在郭象哲学中,他力图缩小玄学贵无派和崇有派的分歧,而且玄学的发展要求完善儒道合流的理论结构,郭象哲学符合了这一要求,标志着玄学理论的成熟。
他在其《庄子》注中说,事物是自生即独生、独化的,“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
”( 郭象:<庄子·大宗师>)。
他把事物自我存在、产生与变化称之为独化,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命题.万物既不是生于无,也不是出于有,是“块然而自生”、“独然而自存”的。
这初看是以道统儒,实际上却确立了名教的合理地位。
他说:“刑者,治之体,非我为;礼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知者,时之动,非我唱;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
”(郭象:<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一切道德规范都不是人为地制作而成的,而是“块然自然”、自然产生并发挥作用的。
“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
”“夫仁义者,人之性也。
”( 郭象:<庄子·天运注>)这种天理自然,也是人性自然,自然而然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
因此,遵行仁义道德是合乎自然的。
在郭象看来,万物都是各足其性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及其道德规范,都为人的性分所固有,因而必须遵守而不可变易、不可逃避。
他说:“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郭象:<庄子·养生主注>)。
郭象尤其要求皂隶小人要安于现状,象小鸟不羡慕大鹏那样自贵自足,认为若不自足其性、自安其业,“以下冒上,物丧其真,人忘其本,则毁誉之间俯仰失错(措)也。
”( 郭象:<庄子·齐物论注>)。
很显然,这是在为小人遵守礼法、顺上尊长,维护君主专制、巩固封建秩序作出伦理论证。
郭象既推崇名教,又重视自然,调和了贵无和崇有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到此也就近于尾声了。
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辨,由名教出于自然的两者统一,到越名教任自然的两者对立,再至名教即自然的两者统一,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在自然为道德之本的前提下,玄学家们以任达不拘、放纵违礼的行为,暴露出封建礼教的虚伪性与腐朽性,为后世进步思想家反对纲常名教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同时,名教与自然之辨所煽起的清谈之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放浪形骸、纵酒享乐等不拘礼法的行为,在社会上掀起了虚浮、腐靡、纵欲等一股股浊浪,它极大地动摇了名教的神圣性,破坏了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行为规范体系。
士人迈进了一个新的“百家殊方,指间不同”的时期,即追求心灵超越与精神自由、离开传统而向道家思想回归的新时期。
士人不是只有一条路好走,全性保真亦可作为人生价值追求,因为它来自万物本原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