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与艺术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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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时代的艺术处境——本雅明与艺术现代性问题
作者:张清民发布时间:2003-12-26 10:45:14 点击数:22
本雅明是现代德国思想界的一位怪杰,人们对他的思想身份几乎难以作出准确的定位:他是一位文学家,又在哲学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又崇奉犹太教神秘主义哲学。这种矛盾性充分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致使其思想充满了暧昧,给人们的解读造成了相当的困难。无疑,这也是他生前文名寂寞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问题毕竟还有它另外的一面,本雅明的艺术理论正是因其暧昧才形成巨大的张力,敞开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给接受者的理解乃至误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本雅明在20世纪后期声誉鹊起,不能不说与此相关。詹明信不无夸张地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1],原因恐怕即在于此。的确,本雅明的学术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宗教、哲学、历史、语言、文艺史、文艺批评诸多领域,且其思想大都独树一帜,不落俗见。他在对文艺现象研究时,表现出的敏锐的判断力和问题意识,确有过人之处。但是,本雅明的意义决非仅限于此。笔者以为,本雅明最能给人启发之处在于他对艺术现代性问题所作的思考和分析。他的思考和分析是围绕着“经验”、“体验”、“震惊”、“韵味”、“机械复制”等几个概念进行的。本文无意对本雅明文艺思想作面面俱到的概要式描述,而是力图根据解释学视界融合的原则,以上述几个概念为理论基点,阐释本雅明艺术现代性理论的蕴涵与现代艺术生成的关联,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意义空间。
一、经验与贫乏
本雅明是位具有激进思想倾向的理论家,受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契后期思想的影响,他试图通过检视批判日常生活现象来否定和超越充满了异化状态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在他看来,日常生活的辩证法也许能为人们的反叛意识和革命思想提供一种较之其他理论更为直接的动力学,思想家通过对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及艺术现象现状性质的描述,就能为先进阶级的革命意识提供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经验基础。
本雅明对以现代技术手段为特征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同以手工手段为特征的前资本主
义社会加以考察比较,认为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首要特征就是“经验”(Erfahrung)维度的缺失。什么是经验?本雅明认为,“经验”“是存在于集体和个人生活中的传统物”[2]。显然,这种表述近于描述而缺乏哲学层面的严密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本雅明的艺术理论是一种经验的理论(然而不属于反思经验)”[3]。但是本雅明正是以此显示了他话语方式的独特性。本雅明的哲学素养是无可怀疑的:他曾师从于新康德主义名家李凯尔特,还详细研读过另一名新康德主义者马堡学派主将柯亨的大量著作,“柯亨的著作……对本雅明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但是,本雅明并不打算在抽象的概念圈子里打转转。“他希望从康德那里发展出一种同柯亨的严格的数学模式极不相同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体系型哲学的“具体化的哲学”[4]。这种情形源于本雅明“对我们日常碰到的毫不起眼儿也显然没有多大意义的事物具有特殊的认识”[5]。阿道尔诺指出,本雅明与他同时代其他思想家“最为本质的区别是他的哲学尤为重视具体物”[6]。具体化的哲学拒绝对经验作思辨化的概念推演,更乐意对之作寓言式的形象化描述。对此,本雅明曾夫子自道,“没有比试图根据自然科学的精确模式来解释经验更为糟糕的事情了。这里的关键并非在于建立于时间过程之上的因果联系,而是曾经存活于人们记忆中的相关的事物。”[7]
所谓“存活于人们记忆中的相关的事物”,是本雅明对经验概念另一种形式的表述,实际上就是积淀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的特质构成了经验的本质。本雅明认为经验体现了先人的智慧,其传承通常是以耳提面命的形式进行的;一般是由长辈“借助年龄的权威,在火炉边,以格言的简洁形式传授给儿孙;常常伴有一个绵长而引人的传说;有时是来自异域的传奇故事。”[8]在本雅明看来,经验的传承不仅构成了传统的连续性的链条,而且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性,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建基于集体性之上的统一性。无疑,这种经验世界属于一种前工业社会的图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富于神秘氛围、充满诗意和温情。这也是近代以来德国浪漫派哲学家和艺术家所惯有的对非现实世界的幻想。[9]本雅明更是以文学家的笔触对这种幻象般的世界进行了夸张的描绘:“树丛,云朵,大海。自然与技术,简陋与舒适,完全融为一体”,“其间一辆汽车并不比一顶草帽重要”[10]。
然而,令本雅明感伤的是,经验世界的美妙图景并不长久,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境况被迅速发展的机器工业社会打破;口耳相传的经验交流能力随着故事艺术的终结而萎缩乃至消失了;现代社会,“非常明显,经验已经贬值。”[11]这种情形一方面使得人们愈益关注对外部空间的开拓和对物质世界的占有,把现实利益的满足视为生存的目标;另一方面
又使得人们放弃了对属灵世界的追求,情感和精神的交流被人们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置之身外。本雅明对此充满了惋惜,和充满灵性的祖先相比,今日的不肖子孙们无疑在糟踏着先人的财富,并因贪图肉体享乐而不惜走向堕落。“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得‘现实’这一小零钱。”[12]
本雅明这一论题本身并无特别新鲜之处。自卢梭以降,西方世界反对技术的呼声,不绝于耳,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状态从未间断;在本雅明同时代的思想家中这一思想也不乏回应,“我们可以在恩斯特·布洛赫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发现类似的观念”[13]。但是和这些同类思想家相比,本雅明身上的怀旧情结要轻微得多,他不象一般思想家那样在颂扬手工社会的同时对现代工业社会持有一种保守甚至敌意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本雅明毋宁对历史持一种进步的乐观态度,在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本雅明深为痛心的是人们为了换取进步而付出的牺牲传统的现代化的代价。
不惟如此,本雅明还在经验和艺术存在状况之间发现了一种“异质同构”的对应关系,这可谓本氏对现代艺术理论的一种独特的贡献。在写于1936年的《讲故事的人》一文中,他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出现和无限度的发展,导致了经验的断裂,作为经验体现的故事艺术及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走向终结势所必然。这一认识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中表达得更为充分,在他看来,经验的萎缩乃至丧失,抽空了传统艺术生存的土壤,真正抒情的艺术同现代大众的标准化、非自然化的生活状态之间难以产生回应和共鸣。经典和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见弃于公众,自然在情理之中了;从事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创造,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反常行为;抒情诗人已无法再表现诗人自己,艺术越是乞灵于自然或情感,人们越是远离他们,就象躲避麻疯病人那样唯恐避之而不及。
一度浸淫于思辨哲学的本雅明深为明白,面对经验世界崩溃的图景,人们心里无论产生多么难受的情愫,都丝毫无损于变化了的历史事实本身。奉行理性主义的历史进化原则,对变化了的社会及相应变化了的艺术现象进行冷静的分析,并由此形成富有现代意味的阐释和理解,比哭泣和诅咒更为有意义。因此,他以体现现代人生存特征的“体验”概念为中心,展开了技术时代艺术存在境遇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