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五言和七言—谈古诗的体裁

四言、五言和七言—谈古诗的体裁

在这个题目下面，说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体裁问题。当然，古诗体裁不止这三种，尚有三言、六言、杂言以及某些特殊诗体如楚辞等，不过这里的三种却是数千年诗歌史上最为重要的，也是最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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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诗歌的最早形态是怎样的？这要根据最早的诗歌作品来加以归纳总结。从现今能够看到的文字资料来说，最早的诗歌作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先秦两汉典籍中所记载或引用的西周以前的古歌。如《礼记》所载的《蜡辞》，据说是神农时的作品，《论衡》所载《击壤歌》，据说是尧时的作品，此外还有所谓“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等等。不过这些作品的被记载，都是与所称时代相隔数百年甚至千余年之后的事，其可靠程度很难说。另一部分是出土的商代卜辞和钟鼎铭文中的材料。它们的可靠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其中可以称得上是诗歌的东西又实在太少。曾有人努力寻找并提出一些作品来，如《卜辞通纂》375，《国语》所载《商铭》，《礼记》所载《盥盘铭》等，不过这些作品只能说是接近于歌谣罢了，还不能算真正的诗歌。

我国现存最早的既可靠又成熟的诗歌，还应推“诗三百”，这是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中产生时代最早的篇章，要算《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繇》、《皇矣》、《大明》等，一般认为，这些作品是周民族的史诗，在西周即已写定，而它们作为口头文学流传的时间当更早。从“诗三百”的体裁来看，尽管不那么单纯划一，但很分明地就是以四言为主，这是一部四言诗的总集。尤其应注意的是，其中的民歌（《国风》大部、《小雅》部分）、贵族诗歌（《雅》、《南》大部）、庙堂诗歌（三《颂》），都以四言为基本体裁。“诗三百”之外，尚有两周时期的一些佚诗，它们也被记载在先秦两汉的某些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者讴》、《子产诵》、《鸜鹆歌》等。这些也基本上都是四言体。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下层还是上层，是娱乐

场合还是祭把场合，所使用的诗歌都以四言为主，四言就是当时最流行发达的诗体。

为什么我国最早的成熟诗体是四言而不是其他形态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古代汉语是以单音节构词法为其特点的，最常见的是一音一字一词，偶尔有复音词，但那是少数，而且一般为双声或迭韵词。既然以单音节词为主，那么每一字的容量、内涵就比较大，可以表达一个独立的意念，这就为运用较少文字来表达较多思想感情提供了条件。没有这个条件，那末仅用区区四字，不要说难以成为一种诗体，连能否较明畅地达意也是问题。第二，诗歌起源于劳动生活，这一点为多数文学史家所承认。因此最早的诗歌形式，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劳动的节律。鲁迅曾经生动地说过，那由第一个人创造出的文学是“杭唷杭唷派”。“杭唷杭唷”，这里也包含着原始诗歌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特征：简单的音乐节律和语言平衡。按照这样的基本要求，我们来看，只有四言最相适应。它既简练，又富于节奏感和平衡感，它便于咏唱，便于记忆，且有可能对事物作相当程度的描写。所以，从西周初直到春秋时期，在大约五、六百年的时间内，诗歌领域是四盲诗的天下。“诗三百”不仅是我国第一个诗歌高潮的标志，也成为整个诗歌史上四言诗最高成就的体现者，无论从抒情或叙事的角度看，四言诗歌艺术在“诗三百”中都几乎臻于极致。如人所共知的诗篇《关雎》、《卷耳》、《野有死麕》、《柏舟》、《氓》、《大叔于田》、《七月》、《东山》、《采薇》、《大东》等等，是后世四言诗以及其他诗歌作者所学习借鉴的典范。“诗经”这一名词固然主要是从儒家伦理观念提出的，是西汉经学家的花样，但我想不妨借用这个名词，作另一意义上的解释：它是我国四言诗的经典性作品。

春秋时期以后，四言诗创作并未绝迹。战国时期有些零星歌谣，如《乌鹊歌》、《三秦记民谣》等。汉代则有韦孟、东方朔、杨恽等写过四言诗，在汉乐府歌辞中还有不少四言之作，不过多在“房中歌”、“郊祀歌”等部分。三国时曹操父子，以及王粲等都有四言作品，魏末的嵇康，西晋的陆机、陆云、潘岳，东晋的陶渊明等，也都

是四言诗作者。同时，也出现过若干佳作，如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人们至今吟诵不衰。然而，总的来看，四言诗的创作势头已大不如前。至南北朝更成强弩之末，除了在一些死守古雅庄严传统的郊庙歌辞中尚保留着地盘外，在愈益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园地里，已经不占重要地位了。

四言诗的衰落，自有其社会和文学本身的原因。从社会方面说，迨及春秋末期，列国争霸发展到兼并战争，至战国，战争愈加频繁，规模也更扩大。这些战争从根本上破坏了广大人民的正常生活，人民的最低安定生活环境都不复存在，这也就破坏了产生并保存大量民歌的社会条件。另外，由于周王室衰微，由天下“共主”沦为一普通的小国，采诗、献诗一套制度早已废弃，所以即使有民歌也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了。至于那些大国的统治阶层士大夫，则处在论辩诡说之风大盛之际，当时正忙于连横合纵，处士横议，而对诗歌并无多少兴趣。所以战国时期少诗。从文学方面说，战国时期奴隶制迅速崩溃、新兴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生活的巨变，对艺术形式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反映上古社会生活的四言诗体，此时越来越显得不适应时代的复杂化的要求，诗体本身正酝酿着一场变革。尽管新的诗体尚未正式成立，但四言诗作为旧诗的代表，却已决定性地步入了衰落阶段。到两汉以后，随着五言诗的兴盛和七言诗的发展，它也就更加快了衰退的进程。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因素也促成了四言诗的衰退，那就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楚辞的兴起。楚辞本是楚地的诗歌，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只能算是一种特殊的诗体。楚辞的兴起，不仅改变着诗坛的风气，而且对后来汉赋的兴盛也很有影响，按刘勰的说法，赋是“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实际上主要是楚辞的一种流变。辞、赋在两汉特别是西汉，在文坛占着压倒性优势，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的进展发达，而四言诗的被排挤也就无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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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该说到五言。五言诗起源颇早，“诗三百”中就有一些五言诗句。《召南·行露》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大雅·緜》有“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