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龙潭三杰谱光辉篇章

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龙潭三杰谱光辉

篇章

2009年10月21日10:42 瞭望

于无声处建奇功

——共和国不会忘记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

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和国家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是党的钢铁脊梁，是共和国的忠诚卫士

文/罗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光阴荏苒，日月不掩。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人们更加怀念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流血牺牲的无数仁人志士，特别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历史充分证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和国家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是党的钢铁脊梁，是共和国的忠诚卫士。

光辉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创始人周恩来同志说过：“有了党，就有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党的胜利而胜利。

从1927年5月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在武汉创建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走过了22年的光辉战斗历程，这是一段前仆后继的斗争史，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进行到第八天，法租界巡捕房密探闯进这幢房子内来侦察，幸亏楼下有人放哨，未让其入内。会议代表们闻讯后，迅速转移。这样代表大会才得以在嘉兴南湖一只游船上继续召开。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起，就围绕情报保卫工作展开了斗争。只不过，当时的情报工作仅局限于预警性、保卫性情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时任党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的安全成为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业机构，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及时掌握国民党内部反动倾向增长的动态，特别是反动势力破坏我党的准确动向。因此，周恩来根据列宁创建“契卡”的原则和经验，于1927年5月在汉口成立了以情报、保卫工作为主要任务的“特务工作处”，直接归中央军委领导。

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成立的时间不长，就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例如，了解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阴谋解除叶挺同志(张发奎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和贺龙同志(张发奎部第二十军军长)兵权的情报；了解到汪精卫同蒋介石策划所谓“宁汉合作”并在汉口召开所谓“分共会议”准备叛变革命的情况。因此，当汪精卫在1927年7月15

日叛变时，我党避开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减少了损失，保存了武装力量，为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准备了条件。这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我党几乎茫然无知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

“特务工作处”的成立解决了我党的情报保卫组织从无到有的问题，它的成立表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逼出来的；它的初期活动也表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获取阶级斗争主动权的重要工具，有组织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及时揭露敌人的反共阴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扭转了过去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的被动局面。

“七一五”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我党召开“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由东江前线回到上海，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组织部和军委工作。他在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特科。这是我党系统的专业情报保卫组织。特科的主要任务是及时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中央报警，惩处对党构成重大威胁的叛徒、内奸，保卫党中央和领导人的安全，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在敌情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特科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陈云同志曾评价说，中央特科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抗战初期，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从过去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走向全中国。为了适应全国抗战的形势，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由刘少奇等主持。会议清算了党在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白区工作必须随着新的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彻底转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派遣大批奸细特务，混入革命根据地，进行暗害和间谍活动。为此，193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央社会部，主要负责根据地的锄奸肃特工作。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进一步发展了敌占区和国统区的保卫性情报工作，并获取了一些重要的军政情报。

1941年，敌后战场已经成为抗日的主战场，我党面临许多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战略决策问题。为此，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指出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表现，强调了解情况是决定政策和行动的基础。把情报工作提高到政治和思想上的原则高度。为此，于1941年9月成立了中央情报部。

中央情报部的建立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是由报警性和保卫性的情报工作转变到军政战略性情报工作、由零星的情报搜集发展到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的重

要标志。在这一时期，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做法，开创出情报工作的崭新局面，逐步形成了我党情报工作所具有的独特风格。抗日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艰险复杂的形势下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而走向成熟。

在解放战争中，各级情报组织始终把敌人要害部门和战略要地作为侦察重点，瞄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特务等决策指挥机关，开展情报搜集活动，特别是向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军事头目身边派出我重要情工人员，及时反馈敌人的重要军事阴谋，如军事部署、重要军事会议、重大作战计划等。同时获取了与解放战争密切关联的重要政治、经济、国际、敌特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生活和人民民主运动等的情报，对配合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由于中央情报部及时调整、充实和组建了情报机构和情报队伍，对隐蔽战线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和重点派遣，因此，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充分调动了情工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卓有成效地发挥了情报工作的重要作用，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情报，紧密地配合了解放战争各阶段的政治、军事斗争，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艰巨任务。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烈火中，情报工作受到严峻考验与锻炼，日益发展壮大，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骄人的战绩

我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由周恩来具体指挥、布局和实施的。

如果按毛泽东的说法，他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和“三大战役”；那么，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上的得意之笔应该是他领导的“龙潭三杰”和“后三杰”，以及他在敌人核心要害部门布下的“闲棋”、“冷子”和刺向敌人心窝的利剑。

“龙潭三杰”是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

1928年春，钱壮飞为躲避北平政府通缉，来到上海，以其多才多艺的才华考入无线电训练班，后在徐恩曾任局长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由于钱壮飞“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徐恩曾在《无形的战斗》中的评价)，深得徐恩曾的赏识。1929年12月，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不久兼任调查科(即中统前身)科长，特意将钱壮飞留在身边当他的私人机要秘书。当李克农和钱壮飞将国民党扩大反共特务组织的消息告诉党组织后，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的同志：“你们把他拿过来。”于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就成了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是陈赓)领导下的一个坚强战斗集体，李克农任党小组组长。

他们打入敌人的心脏，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设立和控制了国民党公开的情报机关：钱壮飞任“民智通讯社”负责人、李克农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编辑、胡底任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负责人。他们利用徐恩曾好色的特点，创造机会，获取了他随身携带的高级密码本。利用工作之便，获取了许多反映蒋介石亲自策划的“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情报，有力地配合了苏区红军的作战，为红军取得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