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读后感

《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

本书以欧美国家，尤其是作者所在的英国为例，长篇累牍地讨论各国政府所能为不平等采取的行动。不平等的议题由来已久，早已不仅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更是世界范围内的问题。

作为读者来说，在阅读完此文后，我们大概能对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的努力有了一个新的、更为宽容的认识。过去，在涉及国内、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的时候，评论区总是热闹非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提高，大家对于所处的整个世界范围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知道，世界上有着尼日利亚、几内亚、刚果、海地.....。这些挣扎在财富链低端的国家，登陆世界银行的网页，那些黑皮肤、瘦骨嶙峋、挺着淋巴肿胀的肚皮的孩童们和他们渴望食物的大眼睛总是让我们难以忘怀，世界上也有着像法国、瑞典、挪威、丹麦......这些社会福利十分完善的国家。作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地球公民，贫穷国家的政府部门应当反省，而富国也应担起一部分责任。事实上，从地方政府、到多国组织、再到世界性组织，无数雄心勃勃的计划给了我们经验，更多的也是教训。作者认为，有三点值得肯定的是，其一，不平等程度在历史上得以降低，是以政府的成功干预为基础的；其二，政府计划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事前的周密计划；其三，虽然本书都是长篇累牍的政策建议，但最终决定是否要实施本书阐述的这些建议和是否努力实现这些观点的是公民——这在当今可能更为重要——

通过竞选团体和社交媒体，充当抗衡专业说客的力量来发挥间接作用。读完此书，我们首先应该对于政府的努力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理解，并报以一定程度上的肯定，其次就是明白自己并非是置身事外的个体。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重点是诊断“病因”。不平等的含义是什么？目前到了何种程度？不平等程度是否曾在某些时期有

所下降？如果的确如此，那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首先，在谈及“不平等”这一议题，所有读者都能认同：当前的不平等程度难以忍受。不平等的含义分为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属于事前概念——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平的起点。结果不平等是事后概念。作者认为，平等起点的意义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深刻，我们更应该关心结果的平等，这也决定了下一代的机会不平等。作者将不平等的研究对象回归到了家庭，虽然基于家庭的测量方式可能会掩盖不平等的上升程度。我们要抱以保守的态度来看待看似纯粹的统计数据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价值观和人们预期的考虑——这也

是任何研究需要注意的。

对于家庭的研究，首先是收入，在“家庭收入指南”中，家庭总收入减去直接税便成为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再加上公共服务的价值就是扩展后的家庭收入（加上此部分将大大降低不平等程度），考虑到家庭构成、家庭规模经济，用“等价尺度”来调整家庭可支配收入。我们

应该认识到，收入的确是服务于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它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了消费。

其次是消费。基于收入来衡量不平等与基于消费来衡量不平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取决于分析目的。前一个概念关注的是“生活水平”，后一个关注的是“获得较少资源的权利”。就消费而言，随着研究的进步，对于贫困线的设置，从“维持体能的最少必需品（20世纪初）”转移到了取决于个人需求差异的更宽泛的定义上。有些人认为消费支出同样存在不平等，穷人付的价钱可能更高，因此，耶鲁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托宾提出了“特定平等主义”，即以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为例阐述了这类产品。这类概念是欧盟2020反贫困和社会排斥目标三个组成部分同样引入的，其中之一是“严重剥夺”，它的定义是如果在九项列表里有四项强制性缺乏，那么就属于严重剥夺。

接着作者研究了诸如性别、时间和代际造成的不平等以及全球不平等状况。过去一百年里，先是富裕国家不平等程度下降，而国家间不平等差距拉大；到了现在，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而国家间的不平等差距在缩小。即全球不平等先分化后趋同。我们以下现象要保持谨慎态度：1.各国收入差距相对缩小，但购买力绝对差距持续拉大，其中，中国的增长百分比可能高，但增长基数较小；2.

尽管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前进道路上却缓慢。

在对历史数据的研究中，作者发现，不平等程度曲线并非是线性的。如，一战期间，不平等程度在一些国家显著下降，在另一些发战争财的国家反而提高，二战期间，不平等程度广泛下降，这既有战争带来的混乱与政府治理的原因，也有社会意愿和社会团结感的转变。对以上作者给出了具体的解释。

对于战后欧洲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作者关注了再分配、薪酬在总体中占比增加、资本收益的分配不平等下降、薪酬收入的分配不平等下降这三种可能原因。

而对拉美国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不平等下降与经济增长无明确关系，与政治体制倾向也无关联。造成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程度高的工人工资溢价下降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

我们知道，促使不平等上升的因素包括：全球化、技术变革、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支付方式的变化、工会作用的下降、再分配性的税收—转移支付政策的规模缩减。作者分别给予了解释说明。

在以上基础上，作者第二部分分门别类地给出了具体的15项建议并阐释了原因。

1.政策制定者明确关注技术变革方向，鼓励能提升职工就业的创新，重视服务提供中的人力因素；

2.公共政策应当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适当力量平衡为目标；

3.政府应为预防和减少失业设立明确目标，想有需要的人提供有最低工资的保障性公共就业；

4.制定国民薪酬政策；

5.通过国民储蓄债券来提供有保证的、正的真实储蓄利率，设定人均最大持有量；

6.在所有人成年时向其支付一笔赠与资本；

7.创建公共投资管理局负责主权财富的运营，目标是增加国家资产净值；

8.恢复累进个人所得税（上调边际税率最高达65%）；

9.在个人所得税制下引入劳动所得税优惠措施；

10.在累进资本收益税制下对遗产继承和生者间的赠与征税；

11.征收比例型或累进型房产税；

12.较高水平儿童津贴；

13.推行国家层面参与性收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