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词中的意境与审美文化

古代诗词中的意境与审美文化

上次看了一个访谈类节目，听他们讲到了有关中国古人的一些休闲娱乐方式，乐舞百戏、博弈娱乐、体育娱乐和民俗娱乐等等。中国古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有一种把娱乐和艺术相结合的能力，很多种娱乐都变成了艺术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像曲水流觞，对酒当歌，登高抒怀，歌舞戏曲，琴棋书画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艺术瑰宝。还有观鸟赏鱼,斗蝈蝈，抖空竹，评书等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民族，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古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在共同的民族心理的熏陶下，总会形成某些传统的审美崇尚，形成鲜明的民族风格。而从这些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的审美观念和情趣。这些风格，或者说古代中国人的文学审美崇尚，可以从历代文论家的古典诗词著作中找到它们的一些影踪。

一、自然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流传千古的佳句是唐代李白对江夏韦太守的诗作的推崇之词。他本人还发出了：“自建安以来，绚丽不足珍。”的呼吁，要求文学作品气韵天成，真实自然。这句话也让我想到了电视上化妆品牌自然堂的一句广告词—你本来就很美！本来的，最初的，自然的就是美的。

自然美不是单纯的自然生态的美，同时也是一种真实的美。推崇自然之美，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审美思维中的思想，它和主张一切顺应自然的思想一样，发端于先秦时期的老庄思想。庄子曾在《天道》

中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王充把“朴”解释为：“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即自然形态的树木，是一种不假雕琢的自然美。自然同时也意味着真实。矫揉造作的虚情假意是不会感人的，真实才会自然。浑然逼真，不假雕琢，这才是庄子推崇的自然之美。他把这看成美的最高境界。

与对自然的赞美亲近相联系的是，在人的生存理念上，不是以征服自然为最高理想，而是在跟自然平等相处和把自然作为审美欣赏与情感亲近的对象的前提下，提倡审美化生存方式和诗意生存境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禅宗，它们都不是把生存的意义寄托于某种彼岸的神灵或某种道德形而上学，而是把生存的意义定位于此世，定位于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

而这种审美期待的依据则在于把整个宇宙人生看成一种有情的世界。宇宙本是无限的，宇宙有自己铁的法则和必然性。然而在中国古人看来，宇宙并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冷冰冰的容器，而是一个有情有趣的世界，是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已的世界。人与天地是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的。人是天地之子(因此古代君王自称“天子”)，人必需顺天应人，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在有情的宇宙中活下来。而这种活着因为与宇宙自然的节律一致，因而才能活得有情有义，有滋有味。只要与自然节律相一致，与自然相互欣赏，相互依赖，活着本身就成为一种美，一种诗意。

但是，任何艺术都不是原始状态的自然形态的照搬，自然美是经过文学家创造的艺术境界，是庄子所说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绚

丽之极而又归于平淡的境界。艺术的自然美，是大巧之后的返朴，是去掉了雕琢斧痕之后的自然，也是精湛的艺术功夫以朴素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并经过推敲、琢磨，最后才成为看来是不假雕琢的浑然天成的艺术精品。

孔子和庄子时代，没有工业化，许多原始自然尚未开发，但是，时代不同，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则同，所以思想家们对此的批判也是同样强烈的。无论是庄子还是孔子，他们所表述出来的这种把无情的人生有情化、把无趣的生活审美化的思想，对于生活在高度心理压力下焦虑不堪、精神疾病增多的现代人，难道不是一贴清凉的解毒剂吗？

二、含蓄美—“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含蓄，《新华字典》中这样解释：“也作涵蓄。一层含义是表达得委婉、耐人寻味；二层含义是说话中不把情意全部表达出来。”而艺术体现的“含蓄”里包含着更多更丰富的委婉而又耐人寻味的情感，这其间蕴藏着的魅力也许就在这“犹抱琵琶半遮面”般的含蓄之美中吧！

中国古代诗文中就蕴含有含蓄美，诗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他们生活的必需，是其高雅生活的保障，是修养性情的良方，是令人向往的一种人生境界。叫人真正感到触动的地方不在表面，而在背后，这也就是中国诗歌里的“言不尽意”。

含蓄，不仅是一种艺术风格，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艺术规律。举例说，王安石的“浓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一点红，已经足以透露春天的气息，让人自然而然联想起万紫千红的春天景色。从欣赏者的角度来说，含蓄美就是要求文学作品不能一览无余，只有

含蓄之美才能耐人寻味，引人入胜，引起阅读兴趣和审美愉悦。

强调含蓄的美，强调意在言外，如弦外之音、景外之景、象外之象，这些文学审美情趣都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和庄子说的“至乐无乐”，都很自然地引伸出了“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庄子在《天道》篇中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文学作品的内在意境，往往比语言文字直接表达出来的东西要深远而广阔得多。文学艺术给人的美感不一定都是语言所能形容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

隐约或含蓄不只是艺术的形式美，而且关系到作品的思想张力。如唐代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如果一言道明，就不会给人审美愉悦和难以磨来的印象。文贵含蓄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审美中的传统审美观点。文学作品有的这种含蓄之美，也就使人们在文学的审美活动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作用，在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中，获得美感享受。

三、新奇美—“语不惊人死不休”

唐代大诗人杜甫说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奇也就是新，新也就是奇了。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看到了创新和变革对于

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因而提倡这种出人意表的新奇美，正是对异常的、独创的艺术境界的追求。

以新奇为美的观念可以上溯到很早的神话传说。人类童年时期，对许多自然现象都会感到奇怪，而又无法进行科学的解释，于是有了神话。从这些神话中开始产生出了古人的“奇”的审美情趣和追求。

新奇美的另一个方面是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向反对因袭模仿，而主张意取尖新，即文学作品的独创性。杨万里在《诚斋集》中说的“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就是指文学作品的风格要有独创性，自成一家而不模仿别家，才能名传千古。

受儒家的不语怪力乱神以及经世致用的观念的影响，在新奇的审美观念中，重心在于要求表现“不奇之奇”，如刘勰提出的“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真，指现实的真实性；正，就是要依经立义，要以儒家的典籍为依旧。新奇美的审美主张要求奇出于正、奇出于真，即不奇之奇，虽然有些勉强，但这正是古人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所作的探索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