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北京站地区胡同(一)

消失的北京站地区胡同（一）五老胡同曾住过二位与毛泽东有关的名人有意思的是老北京城有不少胡同叫老儿胡同，皆因有德高望重老人居住在此而得名，可见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之传统历史悠久。

崇文门外有卢老儿胡同，乾隆年间称五老胡同，分为南五老胡同和北五老胡同。

自明代起，大盐商查家住北五老胡同，至清末是北京八大富户之一。

牛街有王老儿胡同，因住清末民初回族大教育家而得名，1965年改称春风胡同。

宣武门外有王福老儿胡同，1911年改称魏家胡同。

崇文门内东单南有吴老儿胡同，民国初年称五老胡同。

五老胡同，形成于明朝初年，呈东西走向，西口北折至苏州胡同，东口至沟沿头胡同，北面是苏州胡同，南面是四眼井胡同。

旧日是苏州胡同河道往东一条河汊，经沟沿至泡子河。

1959年建北京站前街，胡同东口被拆融入北京站前街。

70年代末建设北京车站邮政枢纽，五老胡同基本全部被拆，现在西口残留一小段连接苏州胡同。

解放后，在五老胡同住过二位与毛泽东有关的名人。

人民军队“粮草官”杨志成开国上将杨志成，1903年出生在贵州省三穗县城郊的一个侗族家庭。

1919年在贵州甲种农业学校学习期间，曾参加过贵州学生声援北平青年“五四”运动的爱国游行活动。

农校毕业后加入滇黔联军准备北伐。

1926年3月，在广州考取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在军校经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转人中国共产党，接着在贺龙的二十军任连指导员。

8月1日，参加周恩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

1929年后，历任红4军、红12军副官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兼红军总兵站主任、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组织兵工、军需、医药生产和物资供给，并创办后勤学校，培养后勤干部。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

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部部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戍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

1938年冬因病到苏联就医，后入苏共远东局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46年1月回国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先后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组织领导军工生产。

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大力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部队进行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资保障。

1949年起任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7年2月3日于北京病逝，享年63岁。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不少高级将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他与被称为红军大管家的杨至成将军几十年的将帅情，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毛泽东对杨至成说：你这个供给部长管了我好多年的饭，今天就让我管你一顿饭。

毛岸英、毛岸青对杨至成说：决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

毛新宇说：在我军优秀的高级干部中，与我们家关系这么密切的，杨至成同志是一位特殊的人物。

1927年6月，杨至成从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后，分配到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任连指导员。

8月1日，他率部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8年1月12日，又随朱德、陈毅参加了湘南起义，起义军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后，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杨至成任师部副官长。

4月下旬，朱德率部去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杨至成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5月4日，朱毛两支红军举行了会师大会，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6月下旬，在保卫井冈山的龙源口战斗中，杨至成英勇杀敌，身负重伤，被送到红军医院去养伤。

7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外出作战，战伤未愈的杨至成被任命为井冈山留守处主任。

当时，山上的伤病员达800多人，占全体人员的六分之一，困难巨大。

不仅医疗院所设施简陋，而且医生极度缺乏，更困难的是缺少医疗器械和药品。

许多红军伤员因为得不到起码的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小伤拖成了大伤，大伤导致残废，甚至失去生命。

为了挽救战友的生命，杨至成和医院、医疗所的同志一起，千方百计想办法，上山采挖中草药，用来为红军战士医伤治病。

井冈山的竹子多，他们便用比较粗的竹筒制成消毒盆、便盆、脓血盆，把竹片削薄用火烤弯后，制成一把把镊子；担架和手术床等，也都是用竹子做成。

最困难时，医院连消毒用的盐都找不到一点了，为伤员洗伤口只能用白开水。

医院的艰难困苦，伤病员同志的呻吟，使杨至成感到揪心的痛。

他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的办法。

同志们提出：到永新去找党代表毛泽东吧！请他想想办法。

7月底的一天，杨至成顾不得自己尚未痊愈的伤口，动身去永新找毛泽东。

毛泽东听完杨至成的汇报后，极为关切地说：“是呀，我们好人没有吃，没有穿，是不大成问题的。

但伤员就不一样了，他们为革命流了血，我们一定要照顾周到，不然会影响战斗情绪。

这不单是个伤病员的问题，而要看作是一个战斗问题。

如果不医治好伤病员，传到部队去，就会在战士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说对伤病员的医疗看护工作，非常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毛泽东接着问：“具体要我解决什么问题？”杨至成回答说：“解决钱和药的问题。

”毛泽东说：“好吧，你到31团去，到军医处去分点药带回去，要经理处想办法分一些钱给伤病员用。

你看需要多少钱呢？”杨至成不好意思地张张口说：“200块大洋吧！”毛泽东说：“好，就这样！”他随手写了一张条子，要他交给31团团长朱云卿去办。

随后，他又向杨至成讲了一下革命斗争的形势，指出当前困难是很多，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要杨至成回去转告伤员，安心治疗，争取早日重返前线。

朱云卿见到毛泽东的条子，找来两位处长落实。

军医处长给他分了一些碘片和酒精；经理处长杨立三却手头无钱，但答应马上筹措。

两天后才筹到160块大洋。

杨至成已经很满足了。

杨至成回到井冈山后，向伤病员传达了毛泽东的关怀和指示，使大家深受感动。

大家表示一定要咬紧牙关，克服困难，争取早日康复，赶回前线杀敌。

带回的160元，杨至成将其分成两份，60元用作补助伤病员的伙食费，100元交给王佐，要他利用老关系，到吉安市去买急需的药品。

王佐避过敌人的检查，为井冈山买回了一批急需药品，使红军伤病员的治疗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1929年4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进行整编，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杨志成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官长，直接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开始了漫长的军队后勤领导工作，开始从事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军队后勤工作。

从南昌起义开始到转战井冈山根据地，长期的对敌斗争使杨至成深深地体会到了军队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时，创建中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人口少，经济落后，红军兵力薄弱，装备差，红军为了打退国民党蒋介石、各省军阀和地方反动武装的不断封锁和进剿而付出了血的代价。

就在杨至成任井冈山留守处主任后，面对根据地内粮食紧缺、弹药紧张、医药卫生用品贫乏的严峻形势，他就已意识到了后勤物资保障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担任红四军副官长后，他首先就筹款建立了一个临时被服厂，带领工人们夜以继日地赶制了4000多套军装，这是红四军第一次穿上统一的军装。

从1930年4月到1933年1月，杨志成担任红十二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统管全军的被服、粮秣、饮食、财务、武器弹药、医疗卫生用品等后勤物资的采购、生产和供给。

在这一时期，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军数量日渐增加，加之根据地的地方财政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难以保障红军部队的需求。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后勤工作，指出：地方财政收入除了可以加重对剥削阶级的征收外，还应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打破封锁，增加收入。

杨至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地制宜，兴办了一批后勤工厂，同时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根据地的军工企业蒸蒸日上。

通过已经建成的几条运输补给系统，源源不断地将后勤支援物资运往前线，将伤病员运送回后方进行治疗。

这些卓有成效的后勤保障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斗，为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

徒有虚名的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住在云石山上的一座古寺里，面对严峻的形势，心情十分郁闷。

1934年8月中旬一个闷热的下午，已被降职的杨至成从驻地梅坑赶向几公里地外的云石山，去看望毛泽东。

为了走捷径，他从一片稻田里斜插了过去。

当他带着两脚烂泥，满头大汗，爬上近百米高的云石山，来到云山寺时，第一个看到的是贺子珍。

贺子珍递给他一碗凉开水，说毛泽东正在后面的树林里乘凉、和人聊天。

杨至成赶到那里一看，只见在一棵大樟树下，毛泽东正和一个和尚模样的人，面对面地坐在石头上，一边摇扇子一边谈古论今。

看见杨至成，毛泽东略略一愣：“噢，至成同志，你看我来了？”随后指着那位和尚模样的人介绍道：“他叫骆能和，比我小4岁，原先是云山寺的住持，他供的是福祖菩萨，据说是管天下太平、人间平安大事的。

我们来后，占领了骆大师的地盘，他就搬到村里去住了。

我劝他干脆还俗，娶妻生子算了，他正在考虑呢！”骆和尚笑笑说：“毛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经常和毛先生聊聊天，能受到许多教益呢！”骆和尚走后，毛泽东引杨至成回到屋里，问道：“至成同志，我的朋友现在不多了，你还敢来看我！”杨至成看看脸色有点憔悴的毛泽东，心头一热，差点掉下泪来，说：“毛委员，您比过去可瘦多了，要注意身体呀！”毛泽东点了支烟，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我的身体很好。

”杨至成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但却没有说出口。

毛泽东似乎看出了杨至成的心情，反而安慰起他来：“至成同志，你被降职的事我听说了，你有什么想法？”“我的工作没做好，但是我尽力了……”毛泽东沉思着说：“是呀，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后方工作基本保障了前线的需要，是很有成绩的。

”“可是，仗没有打好……”“仗没有打好，有实力的问题，但主要的是战略战术指导思想不对头。

什么‘堡垒对堡垒’，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们忘了与敌人比起来，红军还处于弱小阶段。

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这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嘛！我们要做工作，要等待。

至成同志，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革命总会成功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要取得革命的胜利，绝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

至于我们个人嘛，受些委屈不要紧。

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嘛’，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但肚里要能撑船，还要能放得下飞机大炮才行呢！你说是不是？”毛泽东的一席话，扫去了杨至成胸中的郁气，他感到心头亮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