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法德启蒙历程看理性与信仰关系变化

摘要：启蒙运动和启蒙精神曾经在17-18世纪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旋律，而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理性也在此时期内得到大力地宣扬，该时期的宗教思想也受到了理性精神的影响，。然而在启蒙运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意见不一，导致了在各国启蒙运动中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不同看法。本文欲从英、法、德三国的启蒙运动出发，探讨在各国和各个不同时期内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变化，并对该变化轨迹进行反思。

关键词：启蒙运动；宗教；理性；信仰一、启蒙运动之前的基督教发展及基督教思想的转变特征

基督教在经过希腊罗马时期的发展，从犹太教脱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唯灵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浓郁的宗教后，在中世纪通过至高无上的教权将分裂的欧洲控制起来，使得教权居于王权之上。罗马时期比较低俗的基督教遇上了未经教化的日耳曼人后摇身一变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也因为基督教的作用使得日耳曼人很快皈依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掌握了权力的教会内部日益腐败。罗马天主教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15、16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西欧社会内部发起了两场重要的文化变革运动：文艺复兴

与宗教改革。此后的17世纪，西欧国家又经历了一场近代技术革命的洗礼，理性主义在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包括宗教领域继续发展，至18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在教狭义的意义上是“一场反对宗教的运动”。启蒙学家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对专制制度和教会权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矛头直指欧洲思想专制和封建制度的根基。就像“启蒙”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启蒙运动不仅仅是破坏和否定一切，它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信念与理想。其主旨在于使所有人都受教育，用自然理性之光照亮所有人的内心世界，用理性驱逐一切愚昧与迷信。就像康德所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并不是一味地否定宗教，而是对宗教的一种扬弃。他们批判的是迷信而不是信仰，是教会而不是宗教本身。

尽管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表现出来有相似性，但是也呈现出了各自的特点。正是有了这些特点，才使得启蒙运动中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讨论变得多样。18世纪基督教思想呈现了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神学的人学化倾向。二是神学的理性化趋势。另一方面，理性批判在宗教研究和圣经解释领域得到广泛地应用。

二、法国的启蒙运动

英国虽然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但真正将启蒙思想得以传播和普及的则是法国。18世纪的法国还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统治者为强化自身的统治，教会与国王狼狈为奸，成为法国自由思想发展的障碍，同时教会毫不妥协地反对启蒙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启蒙运动表现出了一种超越的批判精神，并表现出了激进的无神论。启蒙思想家们大多是文学家，他们用理性和历史事实为武器，揭露基督教神圣信仰之上的光环。

伏尔泰批判基督教是坏蛋，所谓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凡人，基督的画像只不是难看的裸体男人而已。但是在批判的同时他也不失中庸，伏尔泰肯定宗教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作用“即使上帝不存在，也应该创造出一个来。即使你只统治一个村庄，它也需要上帝。”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们一方面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另一方面则用无神论的立场来批判宗教信仰。在他们眼中，基督教及一切宗教都是愚昧加欺骗的产物，是理性遭受蒙蔽的结果。霍尔巴赫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迷信，迷信的根源在于对自然力量的无知和恐惧。爱尔维修则鼓励人们理直气壮地追求现世的快乐和幸福，他还主张要运用理性的教育来消除宗教的愚昧，建立起一种世俗的道德规范和法律秩序，从而实现启蒙的目标和进步的理想。

百科全书派将法国的启蒙运动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于理性的至上崇拜，将理性作为普遍的必然性进行强调，认为人和社会都要遵从这个必然性，这就必然导致否定人的自由，使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被非理性的态度对待。无神论这类思想在知识分子和贵族中得到相应，但是却没有真正改变普通民众的宗教信仰。

结语：基督教在启蒙运动中受到了批判，但它同理性主义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从英国充满宗教宽容色彩的启蒙运动到法国激烈的无神论批判，再到德国启蒙思想家在对英法启蒙思想吸收之后的集大成，一大批知识分子寻求理性精神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力图在理性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基督教。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就如前文所说，每个国家可能思想上大致相同，但反映了其本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对于启蒙运动而言，虽然它是以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的腐败为目的，但我们也不能单纯将其视为激进的法国式启蒙运动，俗话说物极必反，在法国启蒙思想家激烈的批判中，对待理性的态度反而更加地不理性。

事实上，在经过了启蒙运动的批判之后，基督教信仰更加扎根于民众的内心，除了启蒙思想家们对基督教新的设想与改造，还因为基督教在欧洲扎根1000多年，早已在民众生活观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当代基督教信仰人群的减少也无法撼动其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赵林：《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

治理：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

治理：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李峰自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 ingovernance)来概括当时非洲的发展情形以来，“治理”一词在社会科学界被大量使用，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政策学到国际关系等学科，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有地区层面、国家层面并延伸至国际合作，所涉及的主体包罗万象，有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到市场组织。然而国际学术界关于治理理论的内容表述却莫衷一是、混乱不堪。英国学者罗茨就指出了治理的六种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作为公司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作为善治(Good Governance)、作为社会控制系统和作为自组织网络([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选自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对这种状况作了很好的描绘，他认为“治理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致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即便现在，它在社会科学界的用法仍然常常是‘前理论式的’，而且莫衷一是。”([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选自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5页。)行笔于此，笔者想起了一件事，当我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的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e)教授求教治理的有关问题时，他竟不知晓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所指何物。所以，尽管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不遗余力地在推进全球治理，不管其在实践中效果如何，其价值取向怎样，但从学理层面上讲，治理理论在国外远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系统的理论。反观国内，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有关治理方面的书籍、文章不断问世。中国的学者在译介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对治理兴起的背景、治理的含义，全球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学者将治理理论同中国的改革实践联系起来，来探讨中国走向善政的路径。一时间，治理与中国的政治发展、治理与中国的行政改革、治理理论与政治学知识的转向等主题成为政治学、行政学讨论的热点，随着治理理论被嫁接进其他的领域内，治理理论俨然成为当今的显学，给我们一种感觉，治理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善治)是我们解决中国的政治、社会等诸多问题的一剂灵丹妙药。但是，当我们仔细研读其中的一些文章，我们却失望地发现，治理中的一些理论要点有似曾相识之感，它们并不能传达给我们比新公共管理、全球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等更多的内容，有一种“贴标签”、“新瓶装旧酒”之嫌。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一方面是因为治理概念所涵盖的范围的广泛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译介、运用治理相关理论时的偏失，即我们把治理作为一种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有的学者的论述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概括治理特别是善治的含义及其所包含的主要标准，然后以此来衡量、裁剪火热的中国现实，最后指出中国在通往善治之路上还有哪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姑且不论此种论述的逻辑理论前提的偏颇(实质上很多学者已注意到)，即把异域的善治标准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不适当地移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容易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理论预设的存在，转移了人们对整个治理过程的关注，忽略了治理的趴术操作层面。这种“前提预设式的”或“目标导向式”的研究是一种典型的把治理当作一种价值理性的做法，实质上，治理的意义在于形式上的合理性而不在于价值上的合理性，或者治理最起码是一种工具理性。之所以如是说，原因如下：首先，从治理的含义上说。国外关于治理含义的论述尽管异彩纷呈，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世界银行的定义，它把治理看作是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权力运作的方式，尽管这一定义有大而不当之嫌，但将治理看作权力运作的方式却颇能给人启示。既然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就是一种工具理性。也正是因为它的工具理性的特质决定了在不同的语境下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和治理含义的混乱状况。第二，从规范意义上说。社会本体论和社会认识论之间有一种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相互生成的关系，本体论为认识论提供了资源和基础，认识论深化了本体论的境界和空间。所以在实践中应抛弃“整体导向论”和“纯粹理性主义的目的论”，表现在公共行政领域就是要抛弃“政府全能”和“市场神话”，而奉行“整体制约论”，反映在治理活动中就是要充分发挥包括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社会团体等组织的作用。在治理活动中，各种主体，包括政府组织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治理结构应是一个多中心网络状的结构。在此种治理结构中，各种主体只是达至共同目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或手段，具有强烈的工具色彩。

西方文化是如何协调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

西方文化是如何协调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关系的西方文化的形成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他的核心就是一种共识。在这种共识之下，传统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所形成的科学理性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相互依存也存在冲突。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西方的文化对此作了一些调整，使之和谐并存，共同发展。希腊城邦时代，科学与宗教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同一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是绝对的专制权力，而科学与哲学只能仰承宗教之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地位。随着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最终导致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激进的宗教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根基，相反，它导致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共生和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首先，科学的理性与宗教信仰要互为存在。所谓宗教信仰，是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们对所信仰的神圣对象，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在原始社会，人类智力和能力很不发达，人类出自内心地对日月星辰运转的神秘力感，日夜冷暖的更替轮回，自身生命的存在与信托，从而导致人们以一种虔诚的态度“仰望”这种伟大的力量，对它产生一种信任依托之感，希望能借助他这个无限的终极力量解决自己心灵的恐惧和困惑。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运动等的推动下，是人们开始思考，理性的研究神秘而还未知的事物。因而，在宗教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于未知事物进行探寻。而正是这样的探索使得人们了解自然，理解社会人情，因此产生一定的判别力，从新审视自己信仰的宗教，认识教义等，不再盲目的相信，进而有选择的，理智的对待信仰。其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宗教与科学理性相互促进，引导人们的思想。希腊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具有很深的宗教情结。例如被我们称为第一个唯心主义者的毕达哥拉斯，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更是一个奇怪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这个宗教神秘主义者本身却是伟大的数学定律——毕达定律(即勾股定律)的发明者。他在哲学上提出了数是万物本原的重要思想，由此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意义上的)之根基。由此可见，无论是柏拉图所代表的神秘主义，还是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理性主义，都并未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甚至截然对立的界限。只要合理的利用权衡宗教与科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能达到一种平衡的关系，反而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社会和谐效应。最后，西方现代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妥协和互补法国启蒙运动标志着科学理性在经历了长期的委曲求全之后，终于开始扬眉吐气地对宗教信仰进行全面的清算。科学理性取代了宗教信仰而成为生活的主宰，成为唯我独尊的新上帝；而基督教信仰则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被攻击得遍体鳞伤，似乎已经虚弱到了朝不保夕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作为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一个调节者应运而生。众所周知，康德无疑是近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全部工作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即自由，而自由只有在科学与宗教的协调中才能真正实现。康德曾经说过，在他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牛顿让他看到了井然有序的宇宙中的自然规律，而卢梭则让他看到了人心深处的道德良知。在西方文化的漫漫长河中，宗教与科学相互批判，相互博弈，成为各个党派的利用武器，但是，他却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好的保存至今。可见，西方对于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平衡协调是多么重视，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他也达到了十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1d8183215.html,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作者：李敏来源：《学理论·下》2010年第02期摘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没有理性和没有信仰都不能称之为中世纪哲学。以梳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脉络,重新审视和评价中世纪哲学,纠偏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认识,对解决现代所面临的理性过度张扬、信仰失落、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关键词:中世纪哲学;理性;信仰;调和中图分类号:B5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6—0013—02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是中世纪的核心问题,贯穿了中世纪哲学形成、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提起中世纪,人们大都会认为:中世纪——这个由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提出的,用以指称欧洲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他们所处的启蒙时代之间那一段黑暗的文化断裂时期,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其实,如果能够用辨证的态度给予这个时代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的话,中世纪哲学则是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轨迹,并且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在理性的科学精神和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中发展。在理性张扬、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人类精神家园失落,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以理性与信仰之间力量的消长为脉络,重新审视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纠正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偏见,对于解救现代人面对的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1.理性依赖信仰存在在早期教父哲学把希腊、罗马的哲学视为异端,反对任何有理性的思考,提倡绝对信仰。教会一直强制推行这样的思想准则,要求哲学服从神学,信仰高于理性,启示高于知识。但是早期基督教虽有着虔诚的信仰,却没有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却有着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它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所以早期基督教一方面贬抑理性,另一方面也对希腊哲学进行有选择地接纳,借助哲学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使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这时期的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以中世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丁为例,他的名言是“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主张信仰高于理性,靠神秘的直觉去认识上帝,但是又认为上帝是可认知的,可以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论证。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随着人们对理性的追求日益强烈,对教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多,早期教父哲学家们也逐渐意识到信仰无理性是盲目的,要想使基督教信仰成为一种普遍现

理性与教育

人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人又是教育的产物。自古希腊以来教育和理性就不可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理性,而教育就是保护和发展人的理性。在柏拉图看来,认识的对象是理念世界中的理念,但这种理念进入肉体时变得朦胧了,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回忆的过程。他认为教育是“矫正心的倾向”的艺术,即通过教育发展人的理性。亚里士多德根据他的形式质料说,认为人的灵魂是身体的形式,人的灵魂有特定的官能,即理性的官能,它显现人的本质。他还认为人们接受教育不是因为它有用和必须,而是因为它自由和高贵,它可以发展人们的灵魂形式。不仅希腊教育如此,所有教育都是为了发展人的理性本质。教育正是通过增加人的理性能力,使人成为人。理性的两重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性具有两重性,一是理性的道德性、价值性,是对至善、终极价值的追求,康德的实践理性、笛卡儿的直觉理性、韦伯的价值理性都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它为人类社会寻找价值、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理性的认知性、工具性,是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追求,康德的纯粹理性、笛卡儿的演绎理性、韦伯的工具理性都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它寻找客观世界的真理,并用真理性认识去改造世界。教育使人的理性得到发展。理性是工具理性(认知理性) 和价值理性(道德理性) 的统一。教育取向的两重性。陈桂生教授认为分析教育的价值取向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即“教育者的有目的活动、教育资料、教育对象。”[3 ] (188 页) 在此,选择后两个角度来分析教育取向。教育资料统称为文化,文化又有两类: 1、观念文化(:价值、规范、信仰等意识形态文化)、2、知识（技术文化体系称之为科技文化）教育对象是人,人有两种属性:作为自然个体的自然人,作为社会个体的社会人。前面已指出教育的不同取向和理性的不同方面的发展有关。在此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简单地分析。1. 古希腊的自由教育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古希腊教育的内容是“四艺”,后来发展为“七艺”(文法、修辞学、辩正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 。“四艺”和“七艺”教育要训练的是人的心智,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后来称之为自由教育。古希腊教育内容上科技文化和观念文化还未分离,二者是统一的。虽然有“四艺”和“七艺”之分,但总体说来还是十分模糊的。同时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形而上学、政治学、论理学、逻辑学,物理学,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学科分化水平很低。教育对象的自然人本位和社会人本位还未出现明显的分化。亚里士多德称人是理性的动物,又称人是社会的动物。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人的理性,这种理性也以朴素的形态包含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这种教育也叫全面教育。古代教育以其朴素形态包含了两种取向,同时也发展了理性的两个方面。但并不是它没有偏向,其实这种教育还是偏向于道德。赫斯特(Hirst) 认为这种教育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自由学科不是“机械的”。它们比对从事身体或心理的日常事务的要求多得多,它们要求更积极更高级的能力的训练,这种训练是过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第二,这些学科的主要价值不是功利性的。第三,这种学习一定不是狭窄专业化的学习。因为狭窄专业化学习限制人的心智发展,使人不能参与对幸福生活具有同等价值和重要性的其它事务。第四,学习本身不仅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学生必须追求这种价值,也就使学习不只是被他人所迫或为了谋生。这一切表明自由教育的目的是非功利性的,是为了达到自由,而这种自由即是一个终极目的。这一目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善或至善。“如果我们所做的事都有一个目的,我们为了这个目的本身而企求做这些事,那么,显然这目的就必定是善和至善。”[4 ] (126- 127 页) 可以看出,古希腊教育偏向于道德取向,这种偏向到了中世纪则进一步滑向上帝这一终极目的。2. 中世纪教育和信仰理性。中世纪把理性看作是上帝的补充,“人的理性只能补充简单的信仰,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达到最高的智慧。”[5 ] (410 页) 道德不再是追求自由,而是信仰上帝,“人类的至善是以上帝的至善为原因的结果,因此道德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是幸福,而是上帝。”[5 ] (404 页) 此时人的认知理性完全被信仰(道德) 理性所取代,中世纪的教育和信仰理性是一致的。基督教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紧紧抓住教育和文化,但其教育目的是为宗教服务的。中世纪的学校几乎都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以圣经为主要学习内容,虽然后来把“七艺”纳入课程范围,但“七艺”的学习主要是为神学服务和古代“七艺”相比内容上有很大变化。教育内容为宗教服务,当然是意识形态的(宗教的) 。教育的对象“人”不然人具有自然人属性,是上帝的子民,其社会人属性也只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万能。因此,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输一种信仰理性。在此价值理性被信仰理性所取代,认知理性完全成为信仰理性的奴婢,甚至完全没有必要。阿圭那认为:“赋予人的智慧礼物是卓越的知识,这是他与上帝相结合的结果,只有通过爱才能实现人与上帝的结合,因为‘依恋上帝的人与上帝精神同一’。”[5 ] (410 页)中世纪后期,在经济发展的意大利北部产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

数学课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辨析与实践反思-最新文档

数学课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辨析与实践反思《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框架的正式发布，意味着课程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即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最终是依靠各个学科来进行的，而学科教学与课程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从2001年正式开始的课程改革，至今已近二十年，很显然，这轮课程改革对学科教学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纯粹讲授甚至是灌输式的课程已经很少见了，而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学习形式的课堂则已经成为当下学校的新常态. 在感受课程改革带来的变化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其中，对于学科、对于课程的认识，正成为影响课改深化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关键问题. 对于初中数学而言，怎样认识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初中数学教师理解自身所从事的课程教学，寻找核心素养培育坚实基础的重要保证. 本文拟对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做一浅显梳理，以期对有兴趣于此的同行们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再辨析一线教师对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注往往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其基础性体现在数学学习可以为其他学科的知识构建，以及学生的生活提供最基础的知识与思维方式. 就从纯粹的数学教学角度来看，数学课程的

工具理性体现得最为直接的可能就是习题解答与问题解决了，当学生在数学考试等评价中获得好的评价时，常常可以认为体现了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 但很显然，这种囿于应试的经验性认识，不足以概括数学课程工具理性的全部，更无法体现其价值理性的一面. 在核心素养视角下，数学教学要培养学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和终身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要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以及逻辑推理和数学建模等素养，这既离不开必需的工具理性，同时也离不开必要的价值理性. 从这个角度讲，有必要对数学课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再作一番辨析. 工具理性毫无疑问是指向操作的，解决的是一线教师如何根据课程理念、课程内容以及课程评价，去找到具体的实现课程理念、教学课程内容、接受教学评价的具体的操作方法、途径以及手段等.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如何做”的问题. 对此，很多经历过课程改革的老师们应当是有印象的，在当初推进课程改革的时候，曾经有不少一线老师抱怨课改培训“太空”，不具有“操作性”. 在这里，教师所期待的操作性，实际上就是课程工具理性的体现. 显然，不具有工具理性的课程理解，失去了教学的基础，因而难以具有推广的价值；同时又应当看到，纯粹追求“操作性”又是不够的，因为学科教学的应试压力再大，教师也必须有课程意识，数学教师必须认识到数学课程在知识体系与学生发展当中所起的作用，必须认识到通过数学学习可以让学生具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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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世纪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摘要】西方文明史上，理性与信仰可被看作是两条此消彼长的轴线，有着各自内在的、外在的起源。而将两者关系“大规模”的复杂化——融合或对立的根源阶段应该是在中世纪盛期。在当代科技和理性高度扩张，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本文通过简述中世纪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一些观点主张，重视和重新审视、评价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及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中世纪信仰理性每每提到中世纪，总是条件反射似的想到“黑暗”、“愚昧”这些词。大部分人认为中世纪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对于中世纪的文化人们普遍持极端否定的态度。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中世纪的哲学就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并且中世纪的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其基本精神仍是理性的科学精神与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恰恰是围绕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世纪哲学经历了形成、繁荣及衰落的发展过程。[1] 一、理性与信仰的调和中世纪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即古希腊哲学的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是中世纪哲学的思想来源。希腊晚期罗马时代，理性和信仰的调和孕育出了独特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早期各个流派的思想交锋中，基督教一方有虔诚的信仰，无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一方有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但无统一的信仰，正是在这样丰厚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氛围下，基督教借助哲学对自身的教义做出理论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俄里根是基督教第一位系统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最早开了从理性上论证基督教信条的先河。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汀主张信仰高于理性，“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是他思想本质的概括，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2]他还指出，在不完善中认识完善，在相对中认识绝对，在经验中认识超验，从外在物质界回到自身，从肉体回到灵魂，逐级上升，达到判断力，最后达到理性，“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这是靠神秘的直觉认识上帝，是“刹那间悟入于真慧”，与普罗提诺的“解说”、“顿悟”如出一辙。虽然如此，但他认为上帝又可认知，可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证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和

三理性与自由的启蒙

三理性与自由的启蒙教学目标：（1）知识与能力：深入理解欧洲启蒙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性质、思想体系和历史作用；了解卢梭和康德的思想主张及其所体现的人文内涵；了解18、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的创始人，及其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2）过程与方法：根据教科书和教师印发的相关资料，围绕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异同这一问题，通过老师讲述和学生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掌握两者在性质上的差异。（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伴随着启蒙运动的高涨，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这一思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叛，因为正当理性高昂之时，它指出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通过了解这些，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凡事都不可走极端，否则定会出现与其不相和谐的音符。重点难点：重点：欧洲的启蒙运动的兴起背景、性质、思想体系、作用；卢梭、康德的思想主张及其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18、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及其所包含的人文思想、作用。难点：欧洲的启蒙运动的兴起背景、性质、思想体系、作用。就是开启智慧，通过教育和宣传，把人们从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教会散布的迷信和偏见，从而为争取自由和平等去斗争。是发生在１８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它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巩固：启蒙运动之所以称为“启蒙”,其主要原因是它 A、批判蒙昧主义 B、提倡人民主权说 C、提倡三权分立学说 D、为法国革命作了启蒙作用本课结构：本课讲解：一、呼唤光明的时代；（启蒙运动） 1、背景：（1）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物质基础）（2）政治上：封建专制统治的严重；（推翻封建制，必制造舆论）

“设计史”的本质——从工具理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杭师：“设计史”的本质——从工具理性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20世纪以来，“设计”日显重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而设计史的产生是“设计”在这个时间遭遇现代性和后现代思潮等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对现代设计发展和设计史的描述构成了自我认识的新阶段，设计史的写作为此有了许多艰难和令人尊敬的回应，但相较其他传统人文学科来说，设计史的诞生仍然时间过短。当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后现代的语境中，设计作为既得利益者，成为必然、重要的逻辑时，设计史有责任和义务提醒当代设计回归本质。广义上的“设计史”，指的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在面向生活的物质制造方面的“进步”历史，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欧洲中心文化的产物。今天，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包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我们似乎都在各个领域遭遇“被设计”。“设计”不仅视为一个新兴的专业被屡屡提起，而且作为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消费、时尚等产生密切关系的词汇，成为一种强势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设计越来越被主流视为是“文化创意产业”和“中国制造到创造”的良药，甚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秘方，“设计的历史”正代表为一种已经被西方证明了的、进步的、不容置疑的、必然的逻辑关系，用一位中国著名设计家的话说，“设计师要做上帝没有做过的事情”。理清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史中如何从“设计”的产生到对设计发展进程的肯定过程，是评价 “设计至上”论的前提。以英国艺术理论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Pevsner Nikolaus）出版于1936年的著作《现代设计的先驱者》（Pioneers of Modern Design）作为分水岭，1936年以前几乎没有“设计史”，只有包含在艺术史中的“工艺史”，它的重点是关注装饰艺术，而显然，当时的装饰艺术仅仅被视为是建筑的分支。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的《世界工艺史》（The Story of Craft）中基本的格局是陶器、金银器、家具、玻璃和其他器具的演变史，这其中，主要分析的是装饰纹样的演变和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如此的线索中，作为造物主体的人的设计行为在装饰艺术历史中几乎被忽略了。随着工业革命的机械生产在生活领域的影响逐渐加深，威廉?莫里斯在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中的主张，成为设计主体觉醒的最初声音，“尽管威廉?莫里斯深感以机器为特征和标志的变革力量，将艺术置于危险境地……但他总能迅速恢复信心。他清楚地预见到在一种不可抗拒的新力量面前所形成的大片美术空白，因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填补这种空白的工作中，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你好，我是刘擎，欢迎你和我一起探讨西方现代思想。今天要讲的是韦伯提出的一个概念：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前说到，在现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取向。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也有高度一致的地方——谈到钱这个话题，我们的取向好像就很一致。我们都承认，不论追求什么，金钱都是有所帮助的。难道我们都是拜金主义者吗？我觉得未必。科学家、诗人、或者沉浸在恋爱中的年轻人，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能是科学、是艺术、是爱情，但他们也都会承认，钱是很有用的。韦伯同时代的一位社会学家齐美尔有一个比喻，他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每个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做自己的事情。如果要问韦伯对这种现象的看法，他会怎么说呢？这时候，“工具理性”这个概念就要登场了。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区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叫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一种叫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工具理性是做什么的？它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就是一件事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打个比方，我在外地开会，家人打电话来说要我赶紧回家。我一计算，飞机最快，机票的价格也能接受，于是就订了航班。这里运用的就是工具理性。注意，我说了一个词：“计算”。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价值理性又是什么呢？还是同一个例子，在外地开会，家里人让我赶紧回家。但这一次，订机票之前我突然想：不对，还是得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事，

浅析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在西方文化中的辩证关系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代鹏 1112012049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2级博士队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历来关注的热点之一。传统观点认为科学与宗教或者相互冲突，或者相互分离，或者是一种互相整合的关系。宗教与科学不仅有着本质上的对立，更有着观念上的内在联系，二者存在着一种建设性的互补关系。宗教是研究形而上的东西，在对“人是谁”的追求中来探讨一种永恒的存在，科学则是形而下的研究，是对客观真理与规律的探索。作为承载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车轮，科学与宗教共同谛造新的人类文明。回顾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起源，它们是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15、16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人的价值，质疑教会宣扬的苦修。17世纪哲学与科学的兴盛则弘扬了一种清新的理性主义精神，它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和经验立场来摧毁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构建出来的虚假世界，使人类摒除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重新认识了自然，通过理性而得到真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以理性科学为旗帜，反对教会禁锢思想，反对宗教蒙昧，摧毁封建专制赖以维系的宗教基础。在曲折的发展史上，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存在辩证关系。信仰与理性区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信仰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灵魂内所具有的一份执着，是一种经过价值选择的能够成为人们精神支柱的思想观念或精神追求。信仰是宗教的灵魂，离开了信仰，宗教就不成其为宗教。然而宗教不能等同于信仰，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形式，并且数千年来，宗教信仰一直是信仰的主要形式。当然科学也离不开信仰，然而这与宗教的信仰特性明显不同。这是因为宗教的信仰性特征突出地表现为虔信，表现为盲目性，表现为以从不发生疑问而一味接受、顺从地遵守和实施。理性作为人性的表征而存在，而人性是丰富的、多样的，因此，人的理性也必然是丰富的、多样的。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两种文化样式，分别内蕴着两种不同的理性。科学以理性为核心，它所包含的理性称之为科学理性。宗教理性以自己建构起来的彼岸世界为对象，是从超越的神圣存在的角度出发理解世界的。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存具有统一和互补的关系：首先，宗教信仰是与科学理性并存的文化思想枷锁，限制人性的精神自由，而自然界成为科学的领地，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与规律，二者并存但不冲突。其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

《理性与自由的启蒙》教案(2)(1)

理性与自由的启蒙一、内容解析： 1、内容：深入理解欧洲启蒙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性质、思想体系和历史作用；了解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了解卢梭和康德的思想主张及其所体现的人文内涵；了解18、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的创始人，及其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 2、解析本课包含了本专题的第三课专制下的启蒙和第四课理性之光和浪漫之声。主要讲述了启蒙运动的含义、背景、性质、启蒙运动的真谛；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的思想主张；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卢梭对理性主义提出了质疑，由此产生了浪漫主义思潮，对理想主义进行了补充。启蒙运动时西方思想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使得人得到彻底的解放，为反专制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使得人文主义的精神得到深刻圆满的体现，同时也对欧洲及世界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二、目标及其解析： 1、目标：（1）掌握启蒙运动兴起的背景，含义、性质、启蒙运动的真谛。（2）掌握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的思想主张。（3）掌握浪漫主义思潮出现的背景代表人物和影响。（4）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的发展。（5）启蒙运动的意义。 2、解析：（1）通过学生阅读课文、及17、18世纪欧洲社会变化的材料展示，培养学生阅读历史材料的能力。（2）通过对康德、卢梭等人的著作阅读掌握他们思想观点，培养学生归纳历史问题的能力。（3）通过图表比较各个启蒙思想家的主要思想，掌握他们的异同，培养学生分析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4）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主动探索、合作交流通过反思感悟来拓展学习空间。三、教学方法及设计思想 1运用大量的图片和历史资料、材料有效的开展新课程改革教学理念下的学生为主体的探究式多媒体教学。 2、课堂上教师引导与学生主动探究相结合，课前自主学习与课堂合作学习相结合。采取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的教学模式，做到师生共同总结、提升与拓展。 3、引导学生运用唯物史观看问题，学会从多角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四、教学情境设置（一）教学基本流程导入——启蒙运动——启蒙的真谛——浪漫主义—理性主义的补充（二）教学基本情景一、呼唤光明的时代；（启蒙运动）导入：我们在前面两节学习了西方思想史上的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深

浅谈启蒙、理性与神话

浅谈启蒙、理性与神话——试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启蒙的批判【论文摘要】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批理论家，凭借他们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启蒙在帮助人们摆脱了神话的控制，并且声称要为人们带来完全的自由和彻底的解放的同时，又将人类带入了另外一个温柔的陷阱——一个更加美丽的神话当中。因此，如何揭穿这个虚伪的神话就成为了他们首当其冲的任务。【论文关键词】启蒙；神话；工具理性；文化工业；价值理性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的理性时代。从此，人们不必再祈求神的力量和权威为自己的一切“正名”，单单凭借自身的理性便可以达到目的——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看似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然而，在这兴奋的背后总会有些不和谐的因素出现：在20世纪的30至40年代，法西斯主义猖獗，反犹主义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切给刚刚还在庆祝自己解放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原因何在呢?就在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之中，法兰克福学派粉墨登场，其理论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举起了批判启蒙理性的大旗，他们认为，这一切灾难都源于启蒙的自反性——启蒙曾经战胜了神话，但是最终仍旧没有逃脱再次回归神话的命运。独裁统治、工具理性、大众文化，这不是启蒙被误用的结果，而恰恰是启蒙内部蕴含的毒瘤。下面，笔者将就此问题作详细梳理，以求在对启蒙理性的认识上能够更进一步。一、历史上的启蒙观念关于启蒙，一般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启蒙概念早已有之，它指的是以光明照亮黑暗，是对光明的追索。在这个意义上讲，启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不过，人们一般在狭义的角度上理解启蒙，这就与近代理性精神的确立有直接的关系了。这个意义上的启蒙，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它意味着一种祛魅化的过程。由于在此之前，人类一直生活在自然和神祗的权威之下，始终无法摆脱对它们的恐惧和依赖，作为主体的自我的地位始终没有挺立起来，因而启蒙的作用，就明确地表现在帮助人们驱除蒙昧，成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人们相信，经过启蒙，我们可以获得翘首以盼的解放，不再为外物所拘束，并且能如康德所说的那样，“为自然立法”。启蒙正是背负着这样的历史重任上路的。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将启蒙和理性连接在一起了。人们通过启蒙获得自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人类理性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过程——启蒙事实上就是在树立人类理性的权威地位。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思想家们，坚信单凭自己就可以认识外物，而且，科学的发展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启蒙开启了理性之门，同时给人类带来更多更大的希望。

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

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摘要信仰与理性的冲突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由来已久，而且可以肯定，只要人类在自己认识世界的活动中还有未知的领域，还有理性无法触及的地方，这种冲突必将存在下去。关于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冲突，本文将通过分析两者冲突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探讨这种冲突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冲突，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冲突。关键词信仰理性宗教科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一直在追求着心灵与肉体的完美结合，求真的执著与求善的企盼构筑了人性的两股动力——理性与信仰。然而，这两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却始终不断地纠缠着对方，一次又一次爆发冲突。可以说，在历史上求真的理性和求善的信仰之间一直上演着依赖与叛逆、离弃与召唤相交织的历史舞台剧。歌德曾经把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视为世界史和人类史上最深刻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与不信仰往往被等同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信仰与理性的对立也被人认为是贯彻西方历史的一条主线一、信仰与理性的冲突起源与发展在人类社会初期，科学理性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是靠着宗教信仰维系秩序的，信仰通过对圣贤的主张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和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来实现自己的功能。在哲学出现之前，神学正是靠着信仰这一利器完成自己使命。往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理性得以发展，信仰也在与时俱进。不过，有的时候是理性占主导地位，有的时候是信仰居上，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时期，理性有过一段时期的张扬，公元前6——5世纪，希腊人从蒙昧时代走出，出现了一大批自热哲学家，他们开始将视线从对神的研究转移到了对自热和人本身的研究上。随着当时“人是万物的尺度”和“美德就是知识”两大著名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时代主题已由政治神学研究转向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吹响了理性精神挑战信仰情结的号角！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在肥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但是，当踏入“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失去了原有的高尚位置，成果被神学消化并且成为论证信仰的工具。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在这个时代，政治思想是以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人们把事情的起因认作是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时，这就走向信仰。当理性被严重扭曲、神学被推上极至的时候，整个欧洲社会开始了以人和自然为主题的文艺复兴运动，理性与信仰，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之间又一次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战。在这次运动中，理性对信仰的几番征战，揭穿了神学的虚伪面纱，导致了人们对信仰的崩溃。信仰被推向理性的法庭上遭到审判，信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在这一次的信仰与理性之争中，理性精神战胜了信仰情结，信仰似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然而在近现代，人们一方面，踏着科学的步伐，崇尚理性，歌颂知识，；另

启蒙精神的毁灭_霍克海默_阿多尔诺启蒙观析评

山东社会科学 Shandong S ocial Science 2004年第9期(总第109期)N o.9,2004(Serial N o.109) 收稿日期:2004-02-28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02zx02) 作者简介:王凤才(1963-),男,山东诸城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山东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启蒙精神的毁灭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观析评王凤才 (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 “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认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因此启蒙精神走向了自我毁灭。他们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具有片面性,但却是对工具合理性过分张扬、价值合理性屡遭贬抑的强烈抗议,这对于克服技术理性负面效应、重建人文理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　霍克海默;　阿多尔诺;　启蒙精神;　启蒙观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9—0039—05 《启蒙辩证法》的主题之一就是,“为什么在理性支配的世界中,人类没有进入真正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在这里,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观进行析评。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发展、启蒙运动推动了西方现代化进程,这一过程在M ?韦伯看来就是社会合理化过程,即工具合理性不断增长而价值合理性不断退化的过程,也就是启蒙精神不断张扬的过程。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P 22) 反过来说,人类通过独立地运用理性判断能力,克服自身的不成熟、不完善状态,就是启蒙。而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2](P 1) 因此启蒙精神并非专指西方文明理性精神,而是泛指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进步观念,其根本目标是使人类摆脱恐惧、迷信,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第一,启蒙精神始终在神话中得到自我确认。他们认为,启蒙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尤其是荷马史诗中。众所周知,希腊神话最早产生于公元前11世纪,它是希腊各地文明发展、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到公元前9世纪,希腊神话世界观已成体系。[3](P 2-3) 作为希腊文化的象征性表现和源泉之一,希腊神话深深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前苏格拉底宇宙论关于世界本原的探讨,体现了神话的理性化过程。柏拉图理念论甚至把奥林匹斯众神也理解为逻各斯。晚期柏拉图把理念和数等同起来,这具有神话味道,但却体现了祛除神话的渴望: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对启蒙精神而言,不能还原为数字的,或最终被还原为太一的,都是幻相。因此,凡是不能预料的和无用的东西都是应该怀疑的。这样,启蒙精神就把人的自主权观念视为古老的普遍概念。启蒙精神每遇到一次精神抵抗,都会给它增添无穷的力量。到荷马史诗那里,宙斯是天神,阿波罗是太阳神,赫利俄斯和埃俄斯完全变成了一种隐喻。从那时起,奥林匹斯众神就与物质元素区分开来,存在就被分成逻各斯和外部事物。此后,整个世界就为人类所主宰。霍克海默、阿多尔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价值理性（V alue 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也就是说，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价值理性的存在古已有之，真正成系统的研究要追溯到法国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启蒙的特点就是特别认同价值理性。尽管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英国制度崇拜者曾大力宣传英国的工具理性。有人(拉尔夫等)认为，伏尔泰最伟大的单项成就或许就是他在法国倡导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来消除笛卡儿唯理主义的影响。他年轻时曾因得罪了一位权贵而被放逐到英国，在英国过了三年，其间“彻底”皈依了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回国后就致力于宣传培根、洛克的思想，宣传牛顿那一套已为经验证实了的科学体系，要法国人放弃不讲实际、空对空的笛卡儿主义，并在引导法国思想界更注重实际方面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他的著名的讽刺小说《老实人》(1759)就典型地反映了伏尔泰的这一思想倾向。此书的主题就是教导人们：生活是不完美的，可能永远不会完美，但如果人类不去进行枯燥无味的推理论证，踏踏实实地去做那些单调而富有成果的艰苦工作，人类将取得最大的成功。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也有同样的思想倾向，如孟德斯鸠极其推崇英国政治制度，

写《法意》宣传之；狄德罗编《百科全书》也体现了工具理性精神，要通过普及最新科学成就清除迷信，推动科学发展，以减轻人类的苦难。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的宣传，对于法国思维方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朱学勤在92年第6期《读书》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伏尔泰等人这种英国工具理性宣传影响的局限性，可以在此引为参考。朱文说：“法国是个大陆国家。她的精神气候是文学型、戏剧型，不是哲学型、逻辑型。哲学的面包不涂上文学的奶酪，法国人咽不下去。……启蒙运动的主流作家，有文学活动，但基本性格是哲学型、逻辑型、百科全书型。他们深染英国的岛国气候，向法国输入的也多是海洋恒温型工具理性——沉着事功，平庸缓进，而不是充满浪漫美感冲天而起的价值理性。因此，启蒙学派的哲学家是法国本土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内容却是舶来进口的，与本土精神气候并不契合。” 另一位上海学者傅铿，在一篇谈雷蒙?阿隆的文章中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伏尔泰宣传的局限性，也值得一读(《读书》92.1“浪漫理想和事功精神”)。傅铿说，十八世纪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是羡忌英国人在制度上和商业上的辉煌成就，但是他们却热中于将英国人的制度转译成种种光芒四射、永恒但却是含混不清的理念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民主权曾经是魔力巨大的革命咒语。傅文引用阿隆的说法解释说，这一情况显示了法国文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职能：“那就是将文人自身与人类的种种梦想和激情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不管是好是歹，将那些散文化的社会成就转化为种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