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老舍小说的艺术特色

试论老舍小说的艺术特色

老舍生于北京城的一个贫民家庭，在大杂院中度过了艰难的少年时代。他自幼就和挣扎在黑暗社会最底层拉洋车的、修房的、剃头的、卖唱的和教书的等各行业的下等人相交往。因此，他不仅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而且同他们在感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热爱他们的好品质，同情他们的苦难，关心他们的命运。他的作品多描写劳动群众的生活苦难，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通俗性、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他的作品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笔者试着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老舍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市民世界”

老舍执著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显示了老舍对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不同，老舍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他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下的世态人情，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蜕变。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社会与文化的表现者与批判者。就他所提供的市民形象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来看，几乎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与他相比。在他的笔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剃头匠、洋车夫、说相声的、演鼓书的、开茶馆的、打拳舞棒的、三姑六婆、八旗子弟、娼妓、巡警等等市民阶层的各类人物，真是无所不有。

老舍写得最好的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保守、闭塞的。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老舍十分擅长描绘家境小康的旧派市民形象。如《二马》中的老马先生，《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和牛老太太，《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及其儿子天佑，《离婚》中的张大哥，还有一些毫无专长、专靠“吃铁杆儿庄稼”的八旗子弟，基本都是属于这一阶层。他们有的是小商人，有的是小职员，家境小康，吃穿不愁。他们生活在中国古老的城市里，也保持着最古老旧的生活情调，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宗法封建性的人伦关系。因而，善良、驯顺而又保守、因循、中庸，怯懦，还有浓厚的宗法封建色彩是他们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特

征。他们安分守己，于世无争，大都没有“向上爬”等“非分之想”。他们非常知足，其生活目的往往不在于要取得没有得到的，而在于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这从《离婚》中张大哥的“生活理想”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张大哥对儿子的希望不大一一……只盼他们成为下得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嫌稍微过了点劲，中学教员又嫌低一点儿；……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毕业，尔后闹个科员，名利兼收——做事不可太认真，交际可得广一些，家中有个贤内助一一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认识些个字，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张大哥的生活理想和处世哲学真实地反映了这类市民形象的基本特征。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

老舍笔下的新派市民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了人格的堕落人物。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过那种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了人格的堕落人物。如兰小山、丁约翰之类西崽，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新潮而又浅薄的胡同纨绔子弟。老舍一写到此类人物就使用几乎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画可笑的漫画式肖像。

从事个体劳动的城市贫民更是老舍十分关注和同情的形象。如《老张的哲学》中的洋车夫赵四，《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老马祖孙、二强子，《月牙儿》中的母女等。他们都是些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劳动人民。如果说老派市民的悲剧在于求“顺应”而不得，那么，祥子们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将以最大的代价和最低的条件求生存而不能。这类市民形象的共同特征是，勤劳、善良，具有坚韧顽强的生活意志和相濡以沫的质朴感情。他们大多是破了产的农民，分散的个体职业活动使他们各不相顾。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他们各人的眼睛，于是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单凭自已的力量就可以成家立业，改变自己的困苦处境。正如祥子所想的那样：“自己是个好汉子，没有可怕的，没有可虑的，只要自己好好地干，就必定成功”。他们选择的都是个人奋斗的生活道路。然而，他们最终的结局却都是那样悲惨。恶魔般的社会环境不仅残酷地吞噬了他们所有的血汗和那点少得可怜的财产，而且一点一点地吃掉了他们身上的美好品德和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他们思想性格被旧社会扭曲变形，最后又被抛到城市流氓无产者的行列中。祥子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就最富有代表性。

二、老舍作品的“京味”

老舍小说创作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它的语言上的独特的风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格是“京味”。它是作家对北京特有的风土人情、特殊的文化趣味的精妙展示所形成的一种独特审美趣味。老舍用地地道道的北京语言从事创作，因此他的绝大部分的小说是以北京为背景，如《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

世同堂》等。这些作品的语言都富有浓郁的北京特色，任何人读老舍的作品都会感到语言富有北京韵味儿。

老舍作品的“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生活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风景画、风俗画。它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民俗学价值。仅就《骆驼祥子》一书所涉及的部分场景来看，对北京风俗风习的描写已十分丰富。人力车夫和车厂主的主雇关系、车把式的各种生存方法、古都老式的寿棚寿席、坐花轿的婚礼、热闹的集市庙会、大杂院的暗娼、下等妓院“白房子”的各色妓女嫖客、巫婆的请神画符，等等。宛如一幅幅生动的底层社会生态图画。

“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方面。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廉和，温厚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儿子从监狱中放出来也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则直接详尽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濡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这不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四世同堂》第一章就这样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也熏染了这种北京“礼节”：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跟女斗”的“礼”！这种“北京文化”甚至影响到中国市民知识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小说写了一个细节，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他十分振奋，但他没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是专当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穆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祁瑞宣因此而感叹自己缺乏那种新兴民族的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