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考古文献

合集下载

云南省博物馆藏古滇国历史文物之一

云南省博物馆藏古滇国历史文物之一牛虎铜案战国国宝级文物镇馆之宝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高43cm；长76cm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中国文物考古界，有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

从此这一北一南，一马一牛的精美雕塑誉满神州，轰动世界，并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之称。

同时也翻开古滇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

牛虎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杰作，也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它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葬群中墓坑最大，随葬品最多的24号墓。

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站立状，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饰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虎做攀爬状，张口咬住牛尾；大牛腹下中空，横向套饰一只站立状小牛。

大牛与小胡用模铸造，一次成型，小牛则另铸再焊接于大牛腹下。

作为滇国的一件祭器，牛虎铜案在力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几近完美。

牛虎铜案吸引我的不仅是它精巧的构思、完善的造型、生动的形象，还有它写实的风格。

它的造型是一只老虎咬着一头牛的后背，而在那头牛的肚子下面，站着一头安然无恙的小牛。

看到牛虎铜案你会想到什么？它实在传达了太多的信息：古代祭祀的兴盛，古代滇人的智慧和先进生产工艺，无私的母爱与残酷的竞争、弱肉强食交织在一起……中国自古就讲究繁衍生息，而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正反映了繁衍生息的需要，为子女尽心尽力，让他们幸福成长，培养他们成材，处于危险境地时牺牲自己也要让孩子好好活着。

像那头被老虎咬着的母牛，即使后背已被老虎狠狠咬着，即将成为虎口下的美餐，也要让小牛安然无恙地活着，即使自身惨痛万状，也不愿让小牛受一分一毫的苦楚。

下一代的生存代表的是这个种族的希望，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种族的繁衍，就是为了种族的希望，在遇到危险景遇时，总要想尽办法保护下一代的生息安全。

长辈们的辛勤耕耘是为后辈们留下发展的财富。

持伞铜男俑及伞西汉国家一级文物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石寨山古墓群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云南省晋宁县。

云南青铜文明之巅——牛虎铜案

▲滇池夜话2021.01 第31583云南青铜文明之巅——牛虎铜案叶之声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24号墓的牛虎铜案震惊了中国文物考古界。

它记录了一场牛虎厮杀的场景：一头壮硕的大牛笔直站立，一只猛虎撕咬着大牛牛尾，大牛腹下横置一只等比缩小的小牛。

这件文物高43厘米、长76厘米，因其独特的造型和民族特征成为了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牛虎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器物动静结合、平稳美观。

也因其器奇特的造型和新颖的构思，体现出中原四足案特征的同时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

一、牛虎铜案的时代特征与出土地滇青铜文化是中华青铜文化中的一支奇葩，虽然在时代上成熟较晚，但种类丰富、铸造精美，合金比例较为完善，民族风格十分鲜明，相较于中原的青铜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是古滇贵族墓葬的代表之一，为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也是古滇青铜文明的巅峰时期，位于江川县城北16公里的江城镇早街村后的山丘上。

其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另有金器、银器、铁器、玉石器等，涉及礼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除最为珍贵的“牛虎铜案”，还出土了各类贮贝器、铜鼓、编钟等精品文物。

牛虎铜案发掘时并非完整器物，其压损断裂主要集中在大牛的左脖颈处，且在修复的过程中发现，此案在古代就被焊接过。

在修复完成之前曾一度以为是一个凳子，但在修复完成后，整个器物程案桌形态，特别是大牛的背部凹陷成平面，应为盛放祭祀牺牲品的案或俎，加之其两牛一虎的组合，将其定名为“牛虎铜案”。

案这种器型虽在中原常见，但在古滇青铜器中是唯一一件，且这件器物动静结合，平衡大气，无论是在古滇青铜器还是在中国的青铜器中都是独特的存在。

二、牛虎铜案的释义古滇国没有文字，除史书上简单的记载，并无古籍出土，青铜器上也没有铭文，但古滇青铜器生动、写实的特征赋予了学者们无限的猜想，因此也导致了众多释义中的争议。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黑格尔Ⅰ型铜鼓研究

【文物博论】 A Theory of Cultural Relics1　绪论1.1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概况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北距昆明市约80千米，距晋宁石寨山墓地约40千米。

云南省考古所以及玉溪市相关文化单位在1972年及1991年对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分别进行了两次发掘，一共发现了87座墓葬并出土众多的随葬器物。

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大多为东西向。

在随葬品方面，第一次发掘共出土随葬器物1300多件，主要有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及少量的陶、竹、漆器。

出土器物中铜器数量最多，有生产工具、兵器、仪葬器、装饰品等类型，其次是铁器，主要有生产工具和兵器两类。

第二次发掘共出土器物1万余件，器物类型与第一次发掘的基本相同。

从考古发现及迄今为止学者的研究来看，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的发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墓葬方面，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的发掘前后一共清理了87座墓葬，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滇国时期的墓葬形制、葬制和等级有重要意义；二是出土的随葬器物方面，大量不同类别随葬器物的出土为研究古滇国生产、生活方面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三是对滇文化与汉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同时发现了大量的滇式器物与汉式器物，这对研究西汉中晚期汉王朝与滇族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2　黑格尔Ⅰ型铜鼓概况铜鼓是我国南方地区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器物种类，也是我国与东南亚考古学术交流的重要内容。

黑格尔Ⅰ型铜鼓是铜鼓分类中的一个类型，1902年奥地利考古学家弗朗茨黑格尔根据自己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田野调查，并结合德国人迈尔和夫瓦著录的50多面铜鼓，共计165面铜鼓资料，对铜鼓进行分类。

直到今天，黑格尔的铜鼓“黑格尔四分法”在世界上仍对铜鼓研究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

我国的铜鼓研究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起步，但真正繁荣发展要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是基于考古资料日益丰富的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有众多学者对铜鼓分类进行了研究。

云南省江川县古籍文献考述

云南省江川县古籍文献考述（1919年以前）姓名：刘锦曼班级：13级汉语言文学1班学号：2013031126【摘要】江川地处滇中腹地，星云、抚仙（现已划归澄江县）两湖妩媚秀丽；梁王、架雄诸峰雄奇青翠；这里山川锦绣、气候宜人、湖山秀美，素有“高原水乡”、“鱼米之乡”、“云烟之乡”的称誉。

李家山古墓群发掘出的战国西汉时期的文物，是古滇文化的杰出代表。

在这块土地上，曾养育出明万历钦赐进士杨整刚，清嘉庆进士万华，光绪翰林院庶吉士张维彬等一批历史文化名人。

本文主要以历史古籍为切入点，通过翻阅地方县志、文史资料等方法，从中找到1919年以前江川县的古籍文献资料，做出初步分类考述，从中了解江川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日后进一步考查做好基础。

【关键词】江川县；古籍文献；文人作品【序言】江川历史悠久。

早在百万年前，江川就有原始人类繁衍生息，是人类发源地之一。

江川，汉为俞元县中心，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南诏向东兼并黎州等地后，设河阳等郡，河阳郡属下有江川县（有说江川之名始于此），至元二十年（1283）降州为县，此后历代袭称江川县。

江川县治，初设碌云异城（今龙街），明崇祯七年（1634）因滨湖水患迁至江川驿（今江城），1950年11月初由江城迁大街。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以“百里湖光小洞庭，天然图画胜西湖”的诗句赞誉星云、抚仙二湖的风光，以“牛虎铜案”为代表的一大批青铜文物，是国家瑰宝，也是古滇文化的代表，在江川这块风水宝地，养育出了许多优秀儿女，涌现了不少文化名人。

但由于江川地处滇中，在古代属于边陲地区，文化发展程度远不及中原地带，所拥有的古籍文献有限，多以诗集为主；其中还夹杂有诸如《徐霞客游记》等非江川籍人士所著的记述江川县地理风貌的书卷律诗等。

本文中将现有的关于江川的历史文化古籍（包括诗文、传记、碑文等）进行分类，并作出初步的简介与考述。

一、诗文类纵观江川历史，江川诗歌创作的状况并不很乐观。

简言之，历史积淀不深，起步较晚。

重返古滇国—云南省博物馆藏古滇国历史文物之二

重返古滇国—云南省博物馆藏古滇国历史文物之二鎏金骑士贮贝器西汉国宝级文物高50厘米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10号墓出土该器为典型的束腰圆筒形贮贝器类型，腰部两侧各饰一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爬状，异常逼真、生动。

器盖上的装饰较为复杂，又可分为两层：外层雕铸呈逆时针方向排列的公牛4头，牛角长而弯，显得膘肥体壮；里层一圆柱物之上，饰一骑马之骑士形象，马昂首，翘尾，骑士佩剑，且全身鎏金，显得极外耀眼醒目。

在区区25.3厘米的直径范围内，4头环绕而行的壮牛显然代表墓主人生前拥有财富的情况。

而中间处于居高临下位置的鎏金佩剑乘骑者形象，则代表墓主人生前除了拥有大量财富外，还拥有极高的权力，其身份与地位非同一般，是王族成员，或是奴隶主贵族。

双鹿饰铜琢西汉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地111号墓出土存在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古滇国，以青铜兵器作为主要的兵器。

滇青铜文化研究专家张增祺先生把这些青铜兵器分为勾刺、砍劈、击打、远射和防护五大类，包括戈、矛、钺、斧、啄、剑、臂甲等。

这些兵器在古滇国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血腥与冰冷之中，兵器攻击与反击、掠夺与被掠夺的本质显现无遗。

不过令人略感欣慰的是，滇国青铜兵器同时还向人们展示了其温暖、活泼的一面，而这则源于兵器上各种造型生动的立体装饰。

滇国青铜兵器上的立体装饰，大抵可以分为动物造型和人物造型两大类。

动物造型继承了滇青铜器写实性强的特点，以表现动物的体态行为为主。

羊角钮铜编钟春秋楚雄市万家坝1号墓出土三熊铜戈西汉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虎噬牛铜琢西汉江川县李家山24号墓出土李家山古墓群为战国至东汉初期的墓葬。

墓葬山顶部及西南坡，墓穴为竖穴土墓，除个别墓有木质棺椁外，一般均无葬具，葬式全部为仰身直肢，头向西。

按规模分两类墓葬，第一类规模化，分布于山顶墓室一般长4m、宽3m，深2m，随葬品数量、种类较多，其中出土“牛虎铜案”的24号坑就属此类；第二类规模较小，分布于西南坡，墓室一般长2m，、宽1m多、深1m左右。

云南古碑精选

云南古碑精选
1. 大理国段氏德化铭碑：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崇圣寺三塔公园内，是大理国时期的重要文物，碑文用汉字书写，详细记载了大理国的历史沿革和政治文化状况。

2. 南诏德化碑：又称“天宝战争纪念碑”，位于大理古城西北郊点苍山中和峰麓，是唐代南诏国时期的石刻，内容主要记载了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及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过程，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3. 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记碑：位于昆明西郊玉案山筇竹寺内，此碑记载了筇竹寺五百罗汉彩塑的由来及创建过程，是研究云南佛教艺术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4. 丽江木府忠义坊碑：位于丽江古城内的木府忠义坊前，立于明万历年间，碑文记载了明代丽江土司木氏家族效忠明朝、治理边疆的事迹。

5. 建水文庙泮池碑林：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文庙内，其中汇集了明清以来诸多名人的书法碑刻，内容涉及儒家经典、诗词歌赋等，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较大的碑林之一。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通知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日期】2009.07.29•【字号】云政发[2009]128号•【施行日期】2009.07.29•【效力等级】地方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文物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正文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通知（云政发〔2009〕128号）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经国务院批准公布，我省有91部珍贵古籍入选，现将具体名录印发给你们。

各地、各部门要继续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认真总结经验，切实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

附件：云南省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91部）云南省人民政府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附件云南省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91部）一、云南省图书馆1．02750 北齐书五十卷（唐）李百药撰宋刻宋元明递修本2．02852 鄂国金佗稡编二十八卷（宋）岳珂辑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祐刻明修本3．03063 护国司南钞一卷（大长和国）释玄鉴疏释（大理国）释道常节略大理国保安八年（1052）写本4．03362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纲领一卷提要一卷列国东坡图说一卷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诸国兴废说一卷明嘉靖吉澄刻本5．03369 春秋集传三十卷（明）杨时秀撰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汪秋卿刻本6．03460 洪武正韵十六卷（明）乐韶凤宋濂等撰明前期内府刻本7．03570 宋史新编二百卷（明）柯维骐撰明嘉靖刻本8．03602 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外纪四卷（宋）江贽撰明正德九年（1514）司礼监刻本9．03628 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宋）朱熹撰明成化九年（1473）内府刻本存五十七卷（一至二十五、二十八至五十九）10．03661 资治通鉴纲目集览五十九卷（元）王幼学撰明内府刻本11．03687 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明）商辂等撰明成化十二年（1476）内府刻本12．03698 续编资治宋元纲目大全二十七卷（明）商辂等撰明嘉靖十年（1531）书林杨氏清江堂刻本存二十三卷（一至二十三）13．03710 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明）张光启撰明正德九年（1514）司礼监刻本14．03739 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明）李东阳刘机等撰明正德二年（1507）内府刻本15．03871 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明）黄淮杨士奇等辑明永乐内府刻本16．03911 孝顺事实十卷（明）明成祖朱棣撰明永乐十八年（1420）内府刻本存九卷（一至三、五至十）17．03923 历代君鉴五十卷（明）代宗朱祁钰撰明景泰四年（1453）内府刻本18．04075 汉隽十卷（宋）林钺辑明嘉靖十一年（1532）郏鼎刻本19．04112 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明）李贤万安等纂修明天顺五年（1461）内府刻本20．04189 古今游名山记十七卷总录三卷（明）何镗辑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自刻本存十六卷（一至八、十至十七）21．04200 水经注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明嘉靖十三年（1534）黄省曾刻本22．04254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撰明正德十一至十四年（1516-1519）刘洪慎独斋刻十六年（1521）重修本23．04274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瑞临撰明嘉靖三年（1524）司礼监刻本梁之相跋24．04453 性理大全书七十卷（明）胡广等撰明永乐十三年（1415）内府刻本25．04492 兵垣四编四卷附四卷（明）闵声编明天启元年（1621）闵氏刻套印本26．04895 锦绣万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别集三十卷明嘉靖十五年（1536）秦汴绣石书堂刻本27．04902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宋）祝穆辑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元）富大用辑明内府刻本28．04929 对类二十卷明刻本29．04952 嘉兴藏一万二千六百余卷明万历十七年至清康熙十五年（1589-1676）刻本30．04955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秦）释鸠摩罗什译南明永历九年（1655）陕西孙可望朱印本31．04957 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唐）释实叉难陀译北元宣光十年（1380）赵州董贤云南刻本存二十二卷（三、五至十、十五、二十二至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三至三十七、四十、五十七）32．04958 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唐）释实叉难陀译明永乐七年（1409）云南刻本存七十八卷（一至九、十一至二十二、二十四至八十）33．04959 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唐）释般若译明隆庆四年（1570）李元阳云南大理刻本34．04961 妙法莲华经七卷（后秦）释鸠摩罗什译南明隆武二年（1646）丽江世福泥金写本35．04965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唐）释不空译南明永历六年（1652）李定国刻本存一卷（下）36．05055 楚辞十七卷（宋）洪兴祖（明）刘凤等注（明）陈深批点附录一卷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凌毓柟刻朱墨套印本37．05090 曹子建集十卷（魏）曹植撰疑字音释一卷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郭云鹏刻本38．05118 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梁）萧统撰明辽国宝训堂刻本39．05195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唐）李白撰（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分类编次李太白文五卷（唐）李白撰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郭云鹏宝善堂刻本40．05205 李诗选五卷（唐）李白撰（明）张含辑（明）杨慎批点明刻朱墨套印本41．05213 韦苏州集十卷拾遗一卷（唐）韦应物撰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42．05228 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唐）杜甫撰（宋）黄鹤补注附录一卷明嘉靖十五年（1536）玉几山人刻本43．05293 韩文四十卷外集十卷遗集一卷（唐）韩愈撰集传一卷明嘉靖十六年（1537）游居敬刻韩柳文本44．05357 韩文公文抄十六卷（唐）韩愈撰（明）茅坤评明刻朱墨套印本45．05364 柳文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集二卷（唐）柳宗元撰附录一卷明嘉靖十六年（1537）游居敬刻韩柳文本46．05412 孟东野诗集十卷（唐）孟郊撰联句一卷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秦禾刻本47．05426 孟东野诗集十卷（唐）孟郊撰（宋）国材刘辰翁评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48．05472 司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诗集七卷（宋）司马光撰明嘉靖四年（1525）吕柟刻本49．05476 司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诗集七卷（宋）司马光撰明嘉靖十八年（1539）俞文峰刻本50．05519 欧阳文忠公全集一百三十五卷（宋）欧阳修撰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陈珊刻本51．05581 苏长公合作八卷补二卷（宋）苏轼撰（明）郑圭辑附录一卷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凌启康刻三色套印本52．05618 苏长公小品四卷（宋）苏轼撰（明）王纳谏辑并评明凌启康刻朱墨套印本53．05867 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明）薛瑄撰明弘治十六年（1503）李越刻递修本54．05917 石淙诗稿十九卷（明）杨一清撰明嘉靖刻本55．05957 空同诗选一卷（明）李梦阳撰（明）杨慎评明闵齐伋刻朱墨套印本56．06125 玉湖游录一卷（明）木公撰（明）李元阳批点明嘉靖刻本57．06146 鸡足山悉檀寺本无禅师风响集四卷（明）释释禅撰明崇祯五年（1632）释法润、释道源刻南明永历印本58．06214 文选六十卷（梁）萧统辑（唐）李善注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唐藩朱芝址刻本59．06234 六家文选六十卷（梁）萧统辑（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瀚注明嘉靖十三至二十八年（1534-1549）袁褧嘉趣堂刻本60．06280 选赋六卷（梁）萧统辑（明）郭正域评点明凌氏凤笙阁刻朱墨套印本61．06337 选诗补遗二卷（明）唐尧官辑明集芳书舍抄本62．06360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真德秀辑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李豸、李磐刻本二、云南大学图书馆1．02584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晋）杜预撰（唐）陆德明释文宋刻本陈善跋2．02915 愧郯录十五卷（宋）岳珂撰宋刻明印本（有抄配）3．03261 诗辑三十六卷（宋）严粲撰明赵府味经堂刻本4．03345 左氏春秋镌二卷（明）陆粲撰明刻本5．03374 篆文孝经一卷（明）朱慎庵书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益藩刻本6．03884 孝肃包公奏议集十卷（宋）包拯撰明弘治五年（1492）合肥县刻本7．04201 水经注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明嘉靖十三年（1534）黄省曾刻本三、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1．06759 们尼莫清乾隆写本2．06767 石屏百乐书清写本3．06768 元阳百乐书清写本4．06769 新平百乐书清写本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1．03062 护国司南钞一卷大长和国释玄鉴疏释大理国释道常节略大理国保安八年（1052）写本存首、尾2．03665 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首一卷（宋）朱熹撰（宋）尹起莘发明（元）刘友益书法（元）汪克宽考异（元）徐昭文考证（元）王幼学集览（明）陈济正误（明）冯智舒质实明弘治十一年（1498）书林慎独斋刻本3．04866 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辑明杨(钅＋龙)九洲书屋刻本4．04968 无遮灯食法会仪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写本5．06303 文苑英华一千卷（宋）李昉等辑明隆庆元年（1567）胡维新、戚继光刻本五、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档案馆1．06744 劝善经明刻本2．06746 祭祖经明写本3．06747 六祖祈福禄经明写本4．06749 作斋费用账簿清乾隆九年（1744）写本5．06752 测婚嫁书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写本6．06753 祭天献牲经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写本7．06754 作祭压土经（清）李道定撰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写本8．06760 账薄（清）阿德撰清嘉庆十六年（1811）写本六、云南省楚雄州博物馆1．06745 劝善经明刻本2．06766 彝文始曲（清）德乙本方撰清写本七、云南省武定县民族宗教事务局1．06750 城域金沙江（清）阿高比德撰清乾隆二十年（1755）写本八、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图书馆1．06834 祭拉姆道场·祭茨早吉姆道场尼瓦血湖池边迎接拉姆经（清）和世俊抄清写本九、云南民族大学昂自明（个人）1．06777 阿诗玛清末写本。

古滇国青铜文化介绍

古滇国青铜文化介绍有关古滇国的来龙去脉，以前在我国的古代历史研究中几乎属于空白。

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8226;西南夷列传》里有过对古滇国的片断的记载。

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域文明，在今天我们仍然知之不多，李家山古滇国墓地的发掘，让人们对滇文化的了解变得逐步清晰和丰富起来。

江川县李家山墓地分别于1972年和1991年进行两次发掘。

共发掘古滇国墓葬87座，这些墓室大小不一，随葬品种与数量也有很大差别，出土文物品类繁多，其中又以青铜器最多。

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掩盖了的真相就象潮水一般不可遏制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500年，即出现于战国初期而消失于东汉初年（既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

当时的古滇国范围包括滇池和“三湖”区域及其周边地区，是具有独立王国形式的地方政权。

一个地区的文化，也必须有自己的支撑点。

“有人认为车水捕鱼、铜锅煮鱼是属于滇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说法有点牵强附会。

古滇文化必须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界定。

其实所有这些千古之谜与现代的联系线索有两个，一个是花腰傣，另一个就是铜鼓。

顺着这两条线研究下去，滇文化研究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成果。

”铜鼓是古滇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证据，世界公认中国云南是起源地。

铜鼓，由实用器逐步演变成礼器、重器，最后上升为权力和实力的象征。

铜鼓从云南一直流传向广西、东南亚一带，现在的考古发现当时铜鼓的影响力已经蔓延到了南亚的巴基斯坦。

怎样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铜鼓的起源、铸造、演变和传播整个过程还原出来，再现世人的面前，是当前最需要做的一大课题。

由此我们还可以联系到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和我们很熟悉的茶马古道，从李家山墓地发掘出的琥珀珠和贝币来看，更证明了当时与缅甸有商道可通，这些信息反映了古滇国的一种远距贸易。

古滇国文明还直接渗透和影响了越南的东山文化……（以上摘自百度百科，作者不明）古滇国的中心区域在滇池和澄江二处，西达楚雄。

彩云之南，滇国故地——云南省博物馆馆藏20件珍宝

彩云之南，滇国故地——云南省博物馆馆藏20件珍宝云南位于西南地区，是全国边境线最长的省份之一，云南动植物种类数为全国之冠，素有“动植物王国”之称，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国”，历史文化悠久，自然风光绚丽，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猿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和亚洲最早人类之一。

云南省博物馆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广福路6393号，集文物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服务于一身，收藏有青铜器、古钱币、陶瓷器、古书画、碑贴、邮票及各类工艺品共计20余万件。

以下就对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20件珍宝进行盘点。

1. 新石器时代鸡形陶壶此陶壶长12.6厘米、宽9厘米、高12厘米，夹砂灰陶，制成母鸡形，呈蹲踞状。

器口两侧各有一枚泥泡，状似鸡眼；遍体饰点线纹，象征羽毛；背部和尾部饰三行乳钉纹，作为鸡翅。

在大墩子遗址里出土了鸡、牛、羊、猪的骨骼，除马之外，几乎六畜俱全，说明家禽饲养业在当时尚为发达，鸡形陶壶便是家禽在原始造型艺术上的反映。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大墩子遗址，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此壶构思奇巧，制作精致，造型优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原始社会的艺术精品，是云南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陶器。

2. 战国牛虎铜案此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为古滇战国时期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此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

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李家山24号墓，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此器奇特造型，新颖构思，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国宝级文物。

“滇国相印”封泥出土！揭秘消失的云南古滇国

“滇国相印”封泥出土！揭秘消失的云南古滇国两千多年前，在中国西南一隅的某个小国，一位可爱的国王问远道而来的汉使：“汉孰与我大？”这个“夜郎自大”的故事人人皆知。

但很多人不知道，最先提出这一历史性疑问的并非夜郎国，而是古滇国。

有趣的是，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国和古滇国疆域相近，而且确实都是该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国”。

2020年初，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滇国相印”封泥等重大考古发现，从实物史料上证实了传说中古滇国的真实存在，也再一次让人们的目光聚焦到那一段神秘而灿烂的青铜文明。

1956年出土的“滇王金印”和2020年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自给自足的部落生活自上世纪50年代开启古滇国考古发掘至今，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古滇国核心城区聚集在今天云南的石寨山、金莲山、李家山三座遗址构成的三角形区域中。

其中，石寨山是王室墓地，李家山是贵族墓地，金莲山是平民墓地。

这个“三角形”的旁边，则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深水型淡水湖——抚仙湖，湖下有一座已沉寂千年的古城。

就在这个山水明丽的地方，古滇国延续了近四百年文明史，聚落里的百姓过着快乐而丰裕的生活。

通过分析生活区遗址的灰坑遗迹，通俗地说就是生活垃圾，考古学家们发现，滇人的食材相当丰富，他们喜欢吃美味的猪肉、肉质细腻的鱼肉，还有精细的大米。

因此，滇人的牙齿磨损很轻微，不少人还患有龋齿。

比如，这件再现祭祀场景的房屋模型铜扣饰：在一座造型奇特的房屋里，一场饕餮盛宴正在举行，栏杆上摆着肥美的牛腿，墙上挂着牛头和风干的鱼脯。

在本该严肃庄重的祭祀场合，滇人却把对“吃”的执着追求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房屋模型铜扣饰古滇人骨骼上遗留的劳作痕迹表明，当时男子最常作的劳动是划船打鱼，女性的劳动相对轻松但同样重要，比如制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具——陶器；而从墓葬中出土的耕犁等明器，我们也能想象出那繁忙的田间劳作景象，这一切绘成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画卷。

（左）金莲山出土的陶器，（右）只有原器物十几分之一大小的耕犁明器青铜器上的巧思古滇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高中历史史学动态云南大理太和城遗址考古发现青铜时代遗存素材

云南大理太和城遗址考古发现青铜时代遗存云南考古日前又公布了新的重要发现。

此前，根据《太和城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16年11月中旬至2017年1月下旬，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大理州、市两级文物管理所对2015年勘探中发现的太和城遗址二、三号两处大型建筑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

日前，专家们公布了此次考古成果，初步认为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在太和城遗址区域青铜时代已有人类生活居住和南诏国时期的宗教建筑遗址。

南诏是中国唐代西南边疆的一个地方王国，唐王朝于公元738年册封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政权由此建立，其管辖范围包括今日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两省与云南相邻的区域，西、南亦到今天越南、老挝、缅甸等三国与云南接壤的部分区域。

南诏时期，佛教(密宗)传入南诏，逐渐成为南诏统治者推崇的国教，是南诏国最盛行的宗教。

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建寺庙，铸造佛像，佛教成了南诏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据负责领队发掘的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金龙介绍，本次发掘的两处大型建筑遗存发掘面积共2000平方米，其中二号建筑遗存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三号建筑遗存发掘面积约900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号建筑遗存发掘区中南部南诏时期堆积层之下发现一处青铜时代的残圆形建筑石墙基遗迹，在附近的同一地层中出土青铜钺、青铜镞等各一件，表明青铜时代即有人类在太和城遗址区域居住生活，这为太和城遗址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

何金龙说，这次出土的文物主要出土于三号发掘区内，有汉晋时期纹饰残墓砖2块、南诏有字残瓦338片、南诏残花纹砖7块、残方砖21块、残绿釉砖2块、残陶鸱吻10件、残红砂石佛首1件、完整青铜鎏金杨枝观音立像1件、青铜金刚杵1件、残绿釉陶瓶2件、残绿釉陶碗1件、残黄釉陶盏1件、残灰陶盏1件、贴金箔夹砂陶片4小块、开元通宝2件、残滴水16件、残瓦当24件等。

从地层来看，三号发掘区的1号房址被包含有南诏有字瓦的瓦砾堆积层覆盖，故其时代应为南诏时期。

云南考古文献

云南考古文献一发掘简报综述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6期。

刘绍南：《云南考古的新发现》，《考古》1955年4期费孝通：《云南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考古》1957年3期云南省博物馆：《近年来云南出土铜鼓》，《考古》1981年4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的清理》，《考古学集刊》第3集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弘胜寺塔清理报告》，《考古学集刊》第8集黄德荣：《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云南晋宁梁王山出土的青铜器》，《考古学集刊》第10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2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3期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南华县孙家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1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1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大理市凤仪镇大丰乐墓地》，《考古》2001年1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泸西县和尚塔火葬墓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12期戴宗品：《云南云县曼干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8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中甸县的石棺墓》，《考古》2005年4期田怀清等：《云南永平县出土青铜器》，《考古》2006年1期黄德荣：《云南发现的大理国纪年文物》，《考古》2006年3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永平新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2期旧石器时代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宜良的旧石器》，《考古》1961年12期崔海亭：《云南腾冲县发现石器》，《考古》1982年4期新石器时代游有山：《巧山县发现新石器晚期墓葬》，《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2日。

云南省博物馆藏古滇国历史文物之四

云南省博物馆藏古滇国历史文物之四鎏金双人盘舞扣饰西汉国家一级文物高12厘米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器物主体造型表现了两男子双手各持一圆盘，交错舞蹈。

人物发，无冠，着紧身裤，系腰带，佩长剑，跣足，足下饰一蛇。

人物通体鎏金，线条曲折富于变化动感十足。

三枝俑灯东汉国家一级文物高42厘米个旧黑蚂井出土器物为一裸体男子呈跪坐状。

腹部和跨下有带缠绕；双手分别向两侧平伸，手中各持一圆形灯盘；头昂立；头顶上又立一圆形灯盘。

灯与俑搭配和谐，给人一种美感。

持伞女俑西汉高26.5厘米晋宁石寨山18号墓出土绿松石扣串西汉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铜镯战国剑川县沙溪113号墓出土三鸳鸯饰铜盒西汉晋宁石寨山11号墓出土金臂甲西汉国家一级文物高18.8厘米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防护类兵器，呈圆筒状，上粗下细，与人的手臂相合；通体无纹饰；筒侧开口，边沿有长方形穿孔，造型规整，做工精细。

陶漆盒西汉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113号墓出土长方形狐边铜扣饰西汉晋宁石寨山探方二出土虎鹿牛储贝器战国国家一级文物高34.5厘米江川李家山22号墓出土筒形，束腰，底有三足，足作人形，头部及双手上托器身。

腰部阴刻人物、动物等花纹三组：一组为6只孔雀衔蛇；一组为4人，有牵牛者、赶牛者及持斧者；一组为鹿、牛及绳纹。

直径16.6厘米器盖上圆雕一组动物造型：一牛体型较大，居中，周边一虎三鹿，逆时针环绕大牛。

铸造精细，纹饰华美。

海贝西汉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孔雀盖尊西汉国家一级文物高52.4厘米昆明官渡区羊甫头13号墓出土云南羊甫头墓地规模宏大，总面积4万余平方米，发掘面积10700平方米，清理滇文化墓葬488座，东汉时期墓葬36座。

六牛铜枕战国江川李家山23号墓出土虎噬牛铜枕战国国家一级文物江川李家山出土器物整体似马鞍状,两端上桥翘,各雕铸一牛,牛静立状,恬静、可爱；枕一侧以云纹为底，饰浮雕三组虎噬牛图像，另一侧饰云纹。

是滇国特有的专供随葬用的枕具。

圆形镶石卷云纹铜扣饰西汉晋宁石寨山15号墓出土滇王玉衣西汉国家一级文物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玉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周时的“缀玉面幕” 、“缀玉衣服”，从汉朝开始皇帝和王侯等贵族盛行以玉衣作为殓服。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谢谢观看
2022年1月5日，经研究，国家文物局同意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资质证书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正雄，主管单位变更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并更换《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资质证书》，对相关机构信息进行变更。
业务范围
1、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2、考古发掘； 3、文物建筑维修勘察设计和咨询； 4、文物建筑（古建筑、桥梁、石窟）迁移保护； 5、石质文物（石刻、石雕、石碑幢等）保护； 6、文物建筑群和文物遗址保护规划； 7、文物考古研究； 8、文物（陶器、瓷器和青铜器）修复；门从事文物考古发掘与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化石的发掘与研究，古建筑的勘察和维修设计的科学研究机构。1959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成立，1988年9月4、详细8日，该所经云南省编制委员会批准在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同年12月8日，云南省文化厅任命了第一任所长胡振东。所内现设有田野考古研究室、文物保护研究室、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标本资料室和办公室。
详细
昆明市西山区春苑小区春明里15栋1单元
工作成绩
1988年后云南文物考古进入快速发展期，江川李家山青铜墓地第二次发掘和昆明羊甫头青铜墓地发掘分别入选1992年度和199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0年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围绕“滇文化起源考古”、“云南边疆考古”、“人类起源”、“云贵高原史前考古”等重点课题，积极开展主动性考古。“十五”期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主持完成了50多条高速和高等级公路、两条铁路、10个水电站淹没区以及6个电厂扩建区的文物考古调查。富源大河旧石器遗址发掘、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分别入选2006年度和2008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机构资质机构现有在职人员有32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11人、中级研究人员12人、初级研究人员5人、管理人员4 人。

云南的青铜时代

研究云南的青铜时代■张吉洪①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和江川的李家山等地古墓群遗址进行先后发掘，出土了大量战国到西汉时期的青铜器、陶器等遗物，神秘的古滇青铜器慢慢撩开历史的面纱，携着尘封数千年的古滇文明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中国和世界青铜文化的内涵，它是中华民族古代艺术文化中的一支艳丽奇葩，它的艺术魅力和辉煌灿烂开创了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先河，我们看到的这些青铜器，每一件都体现出这种独有的精湛技术和地域文明，充分地彰显滇国工匠的聪明与才智。

①关键词：古滇青铜中国的青铜雕塑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距今约5000年。

20世纪中叶，在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第二期青铜器，据考证距今3800年（即夏代早期）。

1955年至1960年先后4次在晋宁县（今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和江川的李家山等地古墓群遗址进行先后发掘，出土了大量战国到西汉时期的青铜器、陶器等遗物，神秘的古滇青铜器慢慢撩开历史的面纱，携着尘封数千年的古滇文明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一、滇国历史渊源云南是汉文化深入较晚的地区之一，秦汉时期中原王朝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使汉文化不断向边远地区扩展，但当时地处西南边陲的滇国却未受汉文化影响，一直处于相对的繁荣和稳定。

公元前4世纪末的战国时期，西北地区的秦国即开始扩张西南边疆，秦军一举进入滇国，开“五尺道”以通南中，当时不断有汉族移民入滇。

“五尺道”是秦汉时期由内地通云南的主要交通干线，即从今天的成都经宜宾进入云南曲靖，全长两千余里，多为高山峡谷。

秦末汉初的时候，云南还是内地流放罪犯和商贾活动的地区之一，其中很多汉人来到云南后就留居云南，和边疆民族通婚，成为云南最早的中原文明的传播者。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灭滇国，并置益州郡，滇王仍能“复长其民”。

滇国青铜文化并没①张吉洪，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雕塑系主任。

有因益州郡的设立而急剧衰落，而是一直保持稳定和繁荣。

据《史记》《汉书》等记载，其统治中心就在今天的晋宁县城附近。

云南盐津夷都山及周边区域文物考古调查报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云南盐津夷都山及周边区域文物考古调查报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关于《云南盐津夷都山及周边区域文物考古调查报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通市文物管理所及盐津县文体广电旅游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位于盐津县普洱渡镇夷都山怀疑为乌蒙王府的石马埂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在发掘的同时，为了全面了解夷都山区域的文物分布情况，建立起各文物点时间和空间二维框架，我们对夷都山以及附近区域进行了全面踏查。

通过这次工作，并结合前人的成果，发现夷都山及周边区域分布了众多宋以后的文物遗迹，其中以大量的石室墓（不包括有碑刻纪年的清墓）为主，另有一建筑基址和垒石遗迹（彩版一）。

下载论文网夷都山区域的石室墓以分布较为稀疏的墓群形式出现，几乎全部被盗。

除乌蒙王疑冢外，其余的石室墓主要集中在两大区域。

一为明天启镇远将军墓附近区域，也就是夷都山腹地，此区域土层深厚，视野开阔。

该区域分布的石室墓有个特点，就是除了大量小型双室墓外，还有若干诸如镇远将军墓具有硕大封土堆的多室墓，这种较大型的墓葬主要集中在将军墓所在的土梁上，也就是前人报告中的将军陵区。

小型石室墓在此区域大多零散分布，而在此区域之混龙山则相对集中，三个被盗后裸露在地表的墓室集中在几十平方米的范围内（彩版五，1）。

另有一座保存有较完整的封土堆，封土上长满竹子，不见明显盗洞。

第二个区域位于青冈坝，也就是夷都山小学校附近区域。

此处的石室墓从发现的情况看均为小型墓，主要分布在青冈坝缓坡与山体的过渡地带（彩版五，2）。

另外在夷都山西面与之隔沟相望的大坟包也分布有大量的石室墓，其中以明正德耆老墓规模最大。

建筑基址位于石马埂建筑遗址发掘区域南边约100米的屋基田，北边与遗址隔沟相望（彩版五，3、4）。

遗址破坏严重，地面建筑及基础全部不见，现只见一开凿在石板上的排水沟，另在附近垒梯田保坎的石料中发现了若干条石、柱础之类的建筑石构件，其形制、制作风格等与建筑遗址发现的相同，两者时代差异不大，甚至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共存。

再看滇国墓葬中出土的几件文物

作者：于兰
作者机构：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云南昆明650091
出版物刊名：思想战线
页码： 125-126页
主题词：出土;墓葬;滇国;文物;考古学家;70年代;石寨山;器物
摘要：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属于滇国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几种很特殊的器物：蚀花的肉红石髓珠、带有异域风格的列瓣纹金属盒、有翼虎纹银带扣。

蚀花的肉红石髓珠先后在广东的广州、新疆、四川、重庆等地有出土，但是数量较少。

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最先注意到国内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并对此进行了研究。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四卷)校读七则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四卷)校读七则佚名【摘要】此文为课题组所著《云南契约文书疑难字考辨十五则》等的续篇.通过核对《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图版,校勘释读该书第4卷录文中带有规律性的文字讹误,以期恢复云南契约文书的本来面貌,提高文书整理和研究的质量.【期刊名称】《皖西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4)006【总页数】3页(P87-89)【关键词】云南省博物馆;契约文书;文字;校勘释读【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77由吴晓亮、徐政芸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收有自1840年以来3000余件契约文书[1]，为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等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原始性文献资料。

然而由于这些契约文书字迹潦草、漶漫，难以识读，客观上给契约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除第4卷外，课题组已针对《汇编》其他5卷录文撰写了系列校读文章[2-7]。

笔者在阅读该书第4卷录文时，发现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字讹误。

为了给该书将来修订再版时提供参考，也为契约文书的社会史、经济史等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研究文本，笔者不揣浅陋，对该卷契约录文中的疏讹之处进行校读，并求教于方家、同好。

1)【】【】(花押)《新平杜卖村田文约李显智李显名李显祖李显荣将祖遗田杜卖与蔡文达蔡文瑛》录文：“凭中人：方有□实……李湛忠。

”[1](P21)按：上揭契约录文中的“实”“忠”图版分别作“”“”。

此二图版皆乃花押符号，并非“实”“忠”字。

花押是古代契约文书中带有私人性质的记号，故所画的记号形状因人而异，但不是某个具体文字[8]。

又如《汇编》第4卷《新平杜卖田契李显名将本面田杜卖与白若耶业巴施名荣》中“显荣忠”[1](P24)，《新平杜卖坐基文约李世美李世艳将祖遗坐基山地出卖与何超群》中“陈岩竜夺；李世美忠”[1](P28)，《新平卖炉分文约谢天仁将己面分获炉分卖与李世美》中“马明忠”[1](P30)，《新平杜卖粮田文契沐铭箴同侄朝选将祖遗田杜卖与张元芳》中“白润堂实；仝侄：朝选实”[1](P36)，《新平杜卖田产文契白世昌白兆昌白富昌白贵昌同侄中华等将父遗田产杜卖与李治安》中“许连珍实；郭世祯实”[1](P40)，《新平当田契文约李文光将祖遗田出当与戴荣》中“张焕玉忠”[1](P56)，《新平典年限文约李秀山李文宜同侄国相国珍国修将祖遗山场芦地出典与田翠吴正明王开国吴成义》中“国玺忠”[1](P58)，《新平当荒场陆地文约李国太李国光李国兴将祖遗荒场出当与吴正明》中“普映祚花”[1](P60)，《新平转当田契文约李国宝将当来之田当与徐文发》中“侄李有道忠；李国宝花”[1](P74)，《新平归并房契文书方氏同五子李国宝将分得房屋归并与长子李国相》中“国华忠”[1](P90)，《新平归并文契李国修将祖遗坐基田园并与耀廷》中“国华忠”[1](P92)，《新平归并文约李国修将祖遗粮田归并与李有勋》中“族侄：李有福花”[1](P98)，《新平归并田地山场文约李国修将祖遗田地山场归并与李有勋》中“仝侄：李有发上；过付人：杨祯上；仝侄：李有福忠；仝侄：李有明上”[1](P100)，《新平归并文书李安衡将分获之田归并与李有勋》中“李安衡花”[1](P104)，《新平借银文约李尊五向白大嫂借银》中“包汝龙文”[1](P108)，《新平借银文约李国玺向李树借厂银》中“陈照化(花)”[1](P112)，《新平借银文约李翠亭向三弟媳借银》中“黄汝安实”[1](P114)，《新平借银文约李正荣向白小二借纹银》中“借银文约人：李正荣亲笔花”[1](P116)，《新平吐退文契李世发同姪棠将自己分获坐居吐退与李世美》中“同血姪：李郁宋”[1](P124)，《新平吐退文契李有香将抵换所获田吐退与李有福李有禄弟兄》中“王学联平；李有香忠”[1](P132)，《新平分单田地山场文约鲁氏将自有田产地业均分四分三子显明执单》中“分单人母：鲁氏丰”[1](P392)，《新平田地山场分单鲁氏将自有田产地业均分四分三子显名执单》中“婶母：鲁氏丰，堂侄：李登引忠；李登元”[1](P394)，《新平分单文书鲁氏将自有田产地业均分四分五子显荣分得杏练东半庄等处山场》中“堂侄：登弘忠；仝男：显祖应”[1](P396)，《新平遗嘱分关文书嫡母方氏四子及庶母方氏一子分家析产》中“李文宜忠”[1](P404)，《新平顶袭功劳合同李世艳四兄弟选一人顶袭祖遗功劳》中“冯义忠收；李世艳忠”等[1](P428)，其中的“忠”“夺”“实”“花”“上”“文”“化(花)”“实”“宋”“平”“丰”“”“应”“收”皆为花押的不同形体，但编者均录作具体的文字，误。

“七彩云南”的历史见证——云南文物学术领域60年的主要成果

The Seven Major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Cultural Relics in Yunnan in the Past Sixty Years 作者：邱宣充
作者机构：云南省文化厅,云南昆明650031
出版物刊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31-36页
主题词：云南文物;文化;学术成果
摘要：新中国建立60年来，云南文物学术领域日益彰显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特点。

其主要成果为：我国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多元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独树一帜的云南青铜文化，南诏大理的佛国时代，云南古驿道的历史遗迹，近代史上的光辉篇章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精萃等七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