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陈独秀与五四运动蒋文祥【论文提要】五四运动前，陈独秀首创《新青年》杂志，明确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旗手；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先后撰写各类文章和随感录多达四十篇，还亲自起草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首倡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设计师和创始人。

【关键词】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曾经盛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今天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当然不能忘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

本文仅就陈独秀与五四运动作些研究与探讨，以求教于识者方家。

一、五四运动前，陈独秀首创《新青年》杂志，明确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旗手说到五四运动，不能不说到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

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又是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的。

《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这个刊物起初完全由陈独秀个人主办。

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并委以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编辑部便随之由上海移到北京。

1918年1月由个人刊物改为同人刊物。

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参加了编辑部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这样就以《新青年》为中心，大体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

《新青年》创办伊始，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到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当时影响最大的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是五四以前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

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陈独秀宣扬的就是这种思想。

他在《新青年》创刊号首篇文章《敬告青年》中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1]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

”[2]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科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曾经给以极高的评价。

列宁明确指出：“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继性。

”[3]当然，陈独秀的功绩并不在于宣扬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而在于向西方寻找真理，明确提出了“民主”、“科学”两大口号，即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

陈独秀明确宣告“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4]陈独秀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说：“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5]陈独秀最向往的是人权说，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发布的《人权宣言》。

所谓“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的说法，在当时十分流行，也深深地吸引着中国的启蒙思想家。

陈独秀强调，为了使中国脱离蒙昧时代，应该急起直追，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来反对中国固有的旧文化。

他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说：“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

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

”[6] 他以人权说为武器，要求仿效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国的共和。

他说：“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

”[7] 他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加以比较，做出如下概括：（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恶斗死，宁忍辱。

（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

（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

”[8] 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他又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9] 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把“勤”、“俭”、“廉”、“洁”、“诚”、“信”六个字作为根本的救亡之道，其中有些话至今仍不失思想的光辉。

陈独秀既向往民主，更崇尚科学。

他在《敬告青年》中说得很直截了当：“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

”[10] 他积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在《新青年》创刊后不久，便开展了一场和有鬼论的斗争。

陈独秀写了《有鬼论质疑》，他向有鬼论者提出了八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诸如，他向有鬼论者问道：“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而何以今之有鬼者，只见人鬼，不见犬马鬼耶？”[11]孔家店是民主和科学的大敌，针对五四前的尊孔逆流，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陈独秀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对康有为的尊孔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针对康有为恣意要将孔教定为国教，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孔教与帝制的关系，他说“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这些孔教思想，正为历代帝王所利用。

袁世凯帝制虽然失败了，可是“康先生”却很怕人们丢掉“帝制根本思想”，所以仍然“锐意提倡”。

陈独秀根据西方国家信教自由的原则，驳康有为请尊孔教为国教的种种理由说：“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

强迫信教，不独不能行之本国，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

”[12] 康有为虽然自夸他曾“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但陈独秀却嘲笑了他的无知，说他“不通外国文，于外国之伦理学、宗教史、近代文明史、政治史，所得甚少，欲与之析理辩难，知无济也。

”[13]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指出：“盖宪法者，全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也，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

”[14] 陈独秀说：“世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数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

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5]《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陈独秀从现代经济生活和现代伦理关系上论证了孔教之道不适用于现代经济生活。

现代经济生活，是“个人独立主义”，与此相适应，现代伦理学也是“个人人格独立”、“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

”但是孔教宣扬的却是“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这都不符合现代的“个人独立之道”。

陈独秀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生活之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

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

”[16] 他已认识到开展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清除人们思想中封建主义毒素的重大意义。

在打倒孔家店、批判吃人礼教的同时，以《新青年》这阵地还开展了一场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的斗争。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鲁迅也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些小说，“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陈独秀领导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曾经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空前之大变动。

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17] 毛泽东也曾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过：“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

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这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

”[18]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先进的中国人克服狭隘的盲目的民放自大心理，勇敢地眼开眼来正视现实，老老实实地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比我们固有的文化先进的新文化。

这种新文化，对当时中国人来说，虽然是陌生的，“非我族类”的，但是因为它先进，就应当把它移植到中国来。

陈独秀以极大勇气宣传了这种外来文化的先进性，使科学帮民主的精神，在中国得到了空前广泛空前深入的传播。

陈独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一场震古铄今、振聋发聩的思想运动和启蒙运动，它对蒙昧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孔家店和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使广大青年从沿袭几千年的孔孟之道的严重束缚下解脱出来，难怪当时人们称赞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为青年的“良师益友”。

新文化运动后期逐步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形成了科学的认识。

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坚决走上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社会主义这一新生事物的热烈拥护者。

陈独秀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成为中国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是历史的必然。

诚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杰出意义还在于它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直接衔接起来了，它在思想上直接启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

二、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先后撰写各类文章和随感录多达四十篇，还亲自起草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