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心(素材)

木心

木心(1927年2月14日--- 2011年12月21日)，本名孙璞，字仰中，号牧心，笔名木心，诗人、文学家、画家。1927年生于乌镇东栅，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82年定居纽约。木心先生在台湾和纽约华人圈中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和传奇人物。2011年12月21日凌晨3时，木心在故乡浙江乌镇逝世，享年84岁，是陈丹青的导师，曾出版多部著作。

木心先生出身首富之家，舅舅是作家茅盾。1948年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是林风眠的学生。毕业后，任教于浦东高桥中学。1950年代起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任职。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于1971年被逮捕入狱，原先他自订的二十二册文学作品也都被查抄。出狱后继续从事美术工作。他还曾任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等职。[1]

1982年起前往美国纽约定居，继续其绘画及文学创业。当时，木心的诗歌已经有脱离现代诗的端倪。80年代他开始以一句话的形式写作俳句，1986年于台湾出版《琼美卡随想录》，首度发表了他的一行式俳句，影响了日后台湾的自由句发展，与隐地并列为自由句的先驱。此后他出版了包括《散文一集》、《琼美卡随想录》等在内的十余部作品。他还曾在各地举办个人画展，他也是首位作品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的20世纪中国画家。此外，他还于1989年至1994年间为旅居纽约的一群文艺爱好者讲授《世界文学史》，其中包括著名画家陈丹青等。2005年他受家乡乌镇的邀请回国定居。2011年10月因肺部感染住进桐乡第一人民医院，同年12月21日凌晨三时该医院病逝。[2]

美术作品《塔中之塔》

从技法上看我们又很难将之称其为国画，因为木心先生很少单纯地使用笔墨而是将中国传统与西方当代艺术中的多种绘制技巧融为一体，以创造出他想象中的风景，而这风景是他精神的唯一安顿。与这批风景一同展出的还有木心先生写于狱中的诗文杂记，这里面完全没有对时世不平的抱怨，而是想象了大量世界精英分子间的对话：托尔斯泰、莱奥那多、沃尔夫、托斯妥耶夫斯基、瓦格纳。

木心先生将2008年的画作展览命名“塔中之塔”，一个是生活中囚禁他的“雷峰塔”，一个是他内心营造的“象牙塔”。正如巫鸿所说，木心先生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对现实的反抗，而是精神的升华。

“你们看画，我看你们的眼睛。”木心曾对前来观看画集的访问者说。评说木心的绘画便不免有点惶恐，因为他在天上洞彻地看着我们的眼睛，是否聪明，是否诚实。

木心传世的绘画，能看到的不多。我手头有三种他的画集，第一种是《The Art of Mu Xin：Landscape Paintings and Prison Notes》，收入了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收藏的33幅作品，据木心说半数创作于“文革”浩劫中；第二种是《Mu Xin Landscapes of The Mind》，收入4幅作品，均标明画于1979年；第三种是《Celebrating the Life and Art of Mu Xin》，收入40幅作品，为2002年至2003年创作，彼时旅居纽约。感谢美国收藏家郭莱德(Frederick Gordon)先生，他让我在上海看到了木心绘画的一件长幅原作。

木心先生所有以上绘画，全部是中国水墨，对象一律是自然山水。无论在文

章中还是在访谈中，木心毫不掩饰对中国山水和中国水墨的喜爱，尽管他早年在上海美专和杭州艺专是学西画出身。初看他的水墨绘画，令人耳目一新。这不是流俗的套话，他采用的是宣纸、毛笔、墨色，但基本上全无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笔触，构图的视角则完全是西画的方式。他的画风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以具象为审物表意的主要依托。

木心先生与建筑大师贝聿铭

木心先生博才多艺，有各种途径可以抒发胸臆，诗、散文、小说、文论、戏剧、音乐皆擅，绘画只是其中之一，也是他初入艺术创造之门首先掌握的一门专业，但他相当看重自己的画家身份，对哈佛大学东方学术史教授罗森菲奥所说“这是我理想中的中国画”颇为得意，绘画在他全部的艺术成就中，其地位与文学不分伯仲。他说过，“文学既出，绘画随之，到了你们热衷于我的绘画时，请别忘了我的文学。”反之，热衷于他的文学时，亦须记住他的绘画。

《文学回忆录》

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八十年代末，木心客居纽约时期，亦自他恢复写作、持续出书以来，纽约地面的大陆和台湾同行在异国谋饭之中，居然促成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忽忽长达五年的一场“文学的远征”——从1989年1月15日开课，到1994年1月9日最后一课，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在座者有画家、舞蹈家、史家、雕刻家等等。

听课学生陈丹青说，“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菜单开出来，大家选。从古希腊神话、新旧约，到诗经、楚辞，从中世纪欧洲文学，到二十世纪文学世界，东方西方通讲，知识灵感并作。其中听的听，讲的讲，“金句”纷披，兀自燃烧。“讲完后，一部文学史，重要的是我的观点。”木心说。古代，中世纪，近代，每个时代都能找到精神血统，艺术亲人。

木心先生

他爱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作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木心开讲时六十二岁。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他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纽约世界文学史讲座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乎濒于徒劳。

如今，听课学生陈丹青整理那五年那五册听课笔记，共八十五讲，逾四十万字，结集这本大书时，已不再将之仅仅看做“世界文学史讲座”。诚如木心所最早时设想的那样，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这也是木心留给世界的礼物，文学的福音书。

本书首次披露的木心先生及其亲属的珍贵照片，由陈丹青先生和木心的外甥

王韦先生提供。附印民国版本的世界文学书影，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的私人旁证。

（该书在大陆出版时存在删节，暂无台湾版本。）

5其他相关

编辑

世界必得停下来

“星期六夜色未央，其实已经是星期日了，此时此刻，这世界必得停下来，让我（们）讲几句对木心表示钦佩的话。”

——罗伯特·康蒂（Roberto Cantie），《鱼丽之宴》

——Holland Cotter，《纽约时报》

“什么是一个木心绘画风景的新元素？是一种情绪和风格，类似于北欧版画那灯火辉煌的空间，是一种辉煌的文艺复兴式作品。毫无疑问，在艺术家的处理材料的严峻条件下（”文革“），木心的景观具有逃亡的光辉性。但也涉及了一位艺术家的感性图像——挽歌——亚历山德拉·芒罗，林肯中心的主要策展人，论起这些山水画作为一种“中国曩昔文化的安魂曲，”这是事实。呈现了中国文艺人士如何借助西洋精神，作为尝试，祭奠过去已经不可逆转的纷繁记忆。”

——Hilton Kramer，《中国囚徒轻振衣冠》

“他像是来自遥远古代的神祇──在某个意义上说，木心的那个世界，那个精致的、熠熠为光的、爱智的、澹泊却又为美为精神性叩问而骚乱的世界，在他展开他那淡泊、旖旎的文字卷轴时，早已崩毁覆灭，「世界早已精致得只等毁灭」──他像一个孤证，像空谷跫音，像一个「原本该如是美丽的文明」之人质。有时悲哀沉思，有时诚恳发脾气；有时嘿笑如恶童，有时演奏起那绝美故事，销魂忘我；有时险峻刻诮，有时伤怀绵绵。”

——台湾印刻杂志社

木心先生“木心先生是一位全方位的艺术家，他的小说很早就碰触西方现代小说常探讨的议题，包括辜负、遗憾、忏悔及追忆，也讨论人如何站在现代荒原中，仍能保持文明人的尊严。”

——骆以军

“但是我看到他那张50来岁的照片非常非常怪，怪在什么地方呢，那张50岁的照片，你不觉得这个人像坐过牢似的，1978年刚刚从文革中结束苦恼回来的很多作家，难免身子会有点往前驼下去，有点曲髅，难免神情上会有点沮丧，有点失落，有点恐惧，有点担心，有点惶恐、惶惑，但是木心没有，他整个状态你觉得他的精气神很足一样，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香港作家梁文道

（“现在流行‘小清新’，木心有点‘老清新’。……其实木心这种小机灵也蛮好，就像是风铃一样，叮当作响，很惬意，但“木铎金声”才令人震撼的，不是风铃的那种叮叮当当。”

——大陆评论人张柠）

与林风眠

“茶？还是酒？”

一到画室坐定，林先生惯于这样问，我择其一，从不说一个“随便”，如果我问客人，也愿他有所指定——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能一坐下来就得到主人亲手倒给你的一杯莱姆（柠檬）或白兰地，感到分外瑰美，真是愚不可及了。酒、茶、言、笑，有时去附近的川菜馆“洁而精”共餐，最快乐的当然是看林先生的新作，一位画家，必定是一位批评家，创

作的过程原系批评的过程，尤其画到中途，这位批评家岸然登场，直到最后画完，他还理所当然地逗留不去，至此，画家退开，画装框，上墙，画家成为观众之一。除了这种态度，还可另有态度：当别人看他的画时，他在旁看别人的表情（面部的、肢体的），听别人说话（无论是贬是褒是理解是误解），那时，他等于借了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话，凭借别人的心智来掂估自己的精神产物——林先生之喜欢我们看他的画，说他的画，大致由于上述的缘故，他叼着烟斗，双臂交叠在胸前，微微笑，时而大笑。

画平摊在客厅的地毯上，我们站着，弯腰俯视，林先生立于对面，他看到自己的画是倒向的，他在看我们，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画面，没意识到画家在借用观者的眼，甚至心，我意识到，也不多想，似乎想是不敬的，不礼貌，仅仅觉得一个画家最欢乐的时刻，大概便是这样的时刻，而这样的时刻也是轮流获得的，当我以自己的画求教于林先生，我也偷借了他的法眼，评骘了自己的作品。在画家的一生中，这样的欢乐时刻终究是嫌少不嫌多。

海外人士一定会诧异，纸本的未经装裱成轴的画，等于是张薄纸，一百张一千张，也有地方可以匿藏，只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受难者，才知道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红卫兵、造反派轮番搜查抄，手段之横蛮泼辣，方法之刁钻精到，却是史无前例，墙壁凿破，地板撬开，瓦片翻身，连桌上的一盆菜也倒出来用筷子爬拨，是否有罪证混在菜里，要想保存一幅画都不可能，何况十幅百幅，海外人士虽然看过很多“文革”史料，知识分子如何关入牛棚，强迫劳动，艺术家如何受尽侮辱，精神失常，但难于想像一个画家会轮到不得不亲手毁掉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这比消灭自己的肉体更其惨痛酷烈，因为“自杀”是一种选择，放弃生命万事皆休也可说得到了解脱，而当一个画家正处于成熟期，创作欲如火如荼，前景无限辉煌，突然，他的画即是他的罪，要生存，必得将画毁去——人人都是第一次遇到“文革”，中国的历史经验是秦朝的焚书坑儒，明清的文字狱，西洋的历史经验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庭，二次大战德国法西斯，这些过时的平乏的常识，根本不能应付“文革”的险恶暴乱，愈想愈觉得这些画必定会致自己以死命，本来林先生在家中画，晚上画，外界不明底细，到了这个举国疯狂的时刻，破四旧，清算洋人古人，打到反动学术权威，有海外关系的，叫做“里通外国”，间谍特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林先生的画，单是一张，就可以罗织多种罪名，我以自身的体会，完全理解林先生当时恐惧心理的压力，全上海市到处是游行的锣鼓声，口号声，人潮汹涌，马路和街道里弄火光烟气弥漫，批斗、示众、游街、押赴刑场、各派系争权、流系之中内讧，真枪实弹、血肉横飞……在这样的时空中，再看看自己的画，如果暴露在红卫兵造反队的面前……

人画俱亡画亡人在

三种可能，必须立即作出判断而定抉择，第一种其实就是第二种，人因画死，画不会留下来，所以，什么“只求画能保存，宁顾牺牲性命”，此种迂腐之见是自欺而已，当时也会蓦然记起中国古谚：“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之手”（林先生辞教授之职而退隐申江，庶几不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训），唯有放弃画，减轻罪名，人才有望活下来，才符合为艺术殉道的精髓，林先生当时的决策，不外乎上述的原委，他说得简明：“只要人活着，还可以再画。”——这是明智的，大无畏的，艺术家下了最沉痛最激烈的狠心，他独自在南昌路寓所的浴室里，用火，用水，烧毁和冲走了十年十五年累积下来的杰作，在中外古今的美术史上，没有比这件故实更悲催的例子，而悲惨的事，还在后面。

以林风眠先生漫长一生的艺术劳作的全过程而论，六十岁前后可说是他个人

的“壮年期”，八十、九十岁才是晚年，自从他到了香港以后，我衷心祝福他身心得以康复，优游颐养于新天地，出新作品——据可考的记载，文士史家造兵燹火灾而著作尽失的实例，不算太少，后来由本人凭记忆重写而毕功者亦历历可指，那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向来是成诵成吟的，容易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况且叙述性的记录员，资料性的搜纂，还可以有所摸索攀援，唯独绘画，非写实的画，即兴式的画，超越画家自身的正常水准的画，当时下笔若有神助，过后则鬼神不灵，无可奈何——是故劫后余生的艺术家所能再尽的努力，在于捕捉新灵感，创造新作品，反之，牵萦于对过去的杰作的悼念，总是想着“以前我是怎样的画的”——自己模仿自己，自己拷贝自己，即使做到貌合，总归落得神离，一片公式，一滩概念，模仿自己比模仿别人更不济。“灵感”是无上矜贵的，只在清新的心智湍流处，它才偶尔轻轻掠过，它从不肯停栖于僵木枯枝上，“灵感”是最难邀请的，如梵乐希所吟咏，多少个夜晚的虔诚等待，一次青春怎够用，必得期之于二度三度的青春。

——木心先生《双重悲悼》

《狱中笔记》

“我还没有像我在音乐里所表达的那样爱你”——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我在这个牢房里，完全没有办法找到瓦格纳的原文，虽然我相信这和他原来的词句差不多。音乐是通过自身的消失构成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在其最深处和本质上，音乐和“死亡”是最接近的。我在四十岁之前没有过写回忆录的计划，尽管卢梭最后的一部作品《孤独漫步者的幻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是那么单薄的一个小册子，开始我感到不一定非读不可，没想到它如此引人入胜。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遵循福楼拜的忠告：“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

“‘人为什么会是波斯人呢’——孟德斯鸠这一问可问得好。梅里美也要问‘人为什么会是西班牙呢’，而去了西班牙，写出三篇书简（斗牛，强盗，死刑），一腔疑惑涣然冰释。我还要问什么，只以为‘幸福’是极晦涩以致难付言传的学殖，且是一种经久磨练方臻娴熟的伎俩，从古埃及人的脸部化装，古希腊人的妓女学校，古阿拉伯人的卧房陈设，古印度人华丽得天老地荒的肢体语言，人类或许已然领略过并操纵过‘幸福’。史学家们粗鲁匆促地纂成了‘某某黄金时代’，‘某某全盛时期’，但没有纪录单个的‘某幸福人’——因为，能知幸福而精于幸福的人是天才，幸福的天才是后天的天才，是人工训导出来的天才，尽管这样的表述不足达意万一，我却明明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后天的天才’曾经在世上存身过，只是都不肯写一帖《幸福方法论》，徒然留下几道诡谲的食谱，烟魅粉灵的小故事，数句慈悲而毒辣的格言，其中唯伊壁鸠鲁较为憨厚，提明‘友谊，谈论，美食’三个快乐的要素，终究还嫌表不及里，甚至言不及义，那末，能不能举一则眼睛看得见的实例，来比仿‘幸福’呢，行，请先问：‘幸福'到底是什么个样子的？答：像塞尚的画那样子，幸福是一笔一笔的……塞尚的人，他的太太，是不幸福的。”

——木心先生《狱中笔记》片段

“如无‘幼功’，就成不了大器。读完大学，即来纽约留学，然后再去英国取博士学位。为时虽尚早，而要立定志向。你有极佳的天赋，是台湾青年中的‘异数’。可惜以前没有得到好的指导，所以急需重新启程。举些小例子，写字要临碑帖的根基，你得安排出时间来练习（毛笔字）。照理应从篆隶起手，再转楷书、行书、草书。但已不可能。你就临王羲之的《圣教序》吧。写信呢，也得符合基

本的格式。起首没有称谓是不礼貌的。”

——《木心致台湾读者信》节录

历史的荒诞

木心先生木心先生评论“狱中笔记”与图画的并置展出：“札记与图画并置，不是我的主意，而我非常感谢这样的提议和筹办展览的诸位贤达，使这个巡回展延伸为对某种文化的委婉而冷峻的省思，事件的象征性已非个人所能负荷，我只好垂手静立在旁，看这部手稿的第一重意义徐徐褪落，……”。

但对于札记意义的解读，他又说：“某一事物具有象征性时原应是其意义的开放，却很容易只落得一个疲倦的概念。我不会让札记用以作任何一种形态的抗衡，而愿它以朴素原型获得存在的位置，独立自守于无以名之的观念中。……

艺术就在于直观，而且只在于直观。”罗森先生评论展出：“若将狱中笔记与绘画并置，就是对‘十年灾难’的一种既有高度个性又有概括意义的回应，这也许是二战以后到‘文革’之间，最有戏剧性的事件。”

木心先生的回应：“罗森先生的这段话指涉深广，概括力极强，而在‘高度个性’和‘概括意义’那两点上，我确曾亲身经验过这样荒诞的‘戏剧性’，如今痛定思痛，事件的悲惨，实乃人性之所万难承受，人性不要有此种担当，没有此种担当才是人性的自然生态，但‘文革’到来，只能奋起搏斗，在大难中把自己的生命衔在自己的牙齿之间，凡道义的事率先见证决不退却，这样，生命连接着生命，永不断绝——对于人，生命和文化是同义的，……反之，如果生命与文化歧义，生命便将相互残害，又将自暴自弃，所以毁灭文化即是毁灭生命。……相对于‘死亡’而言，‘生殉’可不是一种力争，宁是一种智斗，避过杀机以保全身心，像大战之后瓦砾场上的星星点点蒲公英，文化艺术的植物性战略终于胜出。”

二十三年前，1989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初起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十八年前，1994年元月9日，木心讲毕最后一课。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课后，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礼帽，我们送他下楼。步出客厅的一瞬，他回过头来，定睛看了看十几分钟前据案讲课的橡木桌。此后，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没出席过一次演讲。

那桌子跟我回了北京，此刻我就在桌面上写这篇后记。

另有一块小黑板，专供木心课间书写各国作家的名姓、生卒年、生僻字，还有各国的诗文，随写随擦，五年间辗转不同的听课人家中。今年夏初，我照例回纽约侍奉母亲，7月，母亲逝世。丧事过后的一天，清理母亲床边的衣柜——但凡至亲亡故而面对满目遗物的人，明白那是怎样的心情——在昏暗壁角，我意外看见了那块小小的黑板。

听课五年，我所累积的笔记共有五本，多年来随我几度迁居，藏在不同寓所的书柜里，偶或看见，心想总要静下心再读一遍，倏忽近二十年过去了，竟从未复读。唯一读见的老友，是阿城，1991年，我曾借他当时写就的三本笔录。

木心开讲后，则每次摊一册大号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字，是他备课的讲义。但我不记得他低头频频看讲义，只目灼灼看着众人，徐缓地讲，忽而笑了，说出滑稽的话来。当初宣布开课，他兴冲冲地说，讲义、笔记，将来都要出版。但我深知他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日后几次恳求他出版这份讲义，他总轻蔑地说，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兴出。前几年领了出版社主编去到乌镇，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

先生的意思，我不违逆。但我确信我这份笔记自有价值：除了讲课内容，木心率尔离题的大量妙语、趣谈，我都忠实记录：百分之百的精确，不敢保证，但只要木心在讲话，我就记，有一回甚至记下了散课后众人跟他在公园散步的谈话。

去年岁阑，逾百位年轻读者从各地赶来，永别木心。在乌镇昭明书院的追思会上，大家恳请我公开这份笔录，我当即应承了——当年讲课时，木心常说将来怎样，回国后又怎样，那天瞧着满屋子陌生青年的脸，戚戚然而眼巴巴，我忽然想：此刻不就是先生时时瞩望的将来吗？

今年春，诸事忙过，我从柜子里取出五本笔记，摞在床头边，深宵临睡，一页一页读下去，发呆、出神、失声大笑，自己哭起来：我看见死去的木心躺在灵床上，又分明看见二十多年前大家围着木心，听他讲课……我们真有过漫漫五年的纽约聚会么？瞧着满纸木心讲的话，是我的笔记，也像是他的遗物。

电子版录入的工作，细致而庞大。速记潦草，年轻编辑无法辨读，我就自己做。或在纽约寓所的厨房，或在北京东城的画室，朝夕录入，为期逾半年。当年手记无法测知字数，待录毕八十五讲，点击核查，逾四十万字。为纪念木心逝世一周年，近日忙于编校、排版、配图、弄封面，12月必须进厂付印了：眼前的电子版不再是那叠经年封存的笔记，而是木心读者期待的书稿——“九泉之下”这类话，我从不相信的，而人的自欺，不过如此。喂，木心，恕我不能经你过目而首肯了，记得你当年的长篇大论吗？年底将要变成厚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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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交代这场“文学远征”的缘起和过程了。

1982年秋，我在纽约认识了木心，第二年即与他密集过往，剧谈痛聊：文学课里的许多意思，他那时就频频说起。我原本无学，直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愿独享着这份奇缘，未久，便陆续带着我所认识的艺术家，走去见木心——八十年代，纽约地面的大陆同行极有限，各人的茫然寂寞，自不待说——当然，很快，众皆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

自1983到1989年，也是木心恢复写作、持续出书的时期。大家与他相熟后，手里都有木心的书。逢年过节，或借个什么由头，我们通宵达旦听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强撑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铄。

木心在大陆时，与体制内晚生几无来往，稍事交接后，他曾惊讶地说：“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样子，过了几年，终于有章学林、李全武二位，纠缠木心，请他正式开课讲文艺，勿使珍贵的识见虚掷了。此外，众人另有心意：那些年木心尚未售画，生活全赖稿费，大家是想借了听课而交付若干费用，或使老人约略多点收益。“这样子算什么呢？”木心在电话里对我说，但他终于同意，并认真准备起来。

劝请最力而全程操办的热心人，是李全武。他和木心长期协调讲课事项，转达师生间的种种信息，改期、复课、每课转往谁家，悉数由他逐一通知，持续听课或临时听课者的交费，也是他负责收取，转至木心，五年间，我们都称他“校长”。

事情的详细，不很记得了。总之，1989年元月15日，众人假四川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的启动。那天满室哗然，很久才静下来。木心，浅色西装，笑盈盈坐在靠墙的沙发，那年他六十二岁，鬓发尚未斑白，显得很年青——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课。

开课后，渐渐发现或一专题，一下午讲不完。单是圣经就去两个月，共讲四课。上古中古文学史讲毕，已逾一年，越近现代，则内容越多。原计划讲到十九世纪收束，应我们叫唤，木心遂添讲二十世纪流派纷繁的文学，其中，仅存在主义便讲了五课。

那些年，众生多少是在异国谋饭的生熟尴尬中，不免分身于杂事，课程改期，不在少数，既经延宕，则跨寒暑而就春秋，忽忽经年，此即“文学远征”至于跋涉五年之久的缘故吧。到了最后一两年，这奇怪的小团体已然彼此混得太熟，每次相聚有如小小的派对，不免多了课外的闲聊，我的所记，则仍是木心的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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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追踪记忆，由年龄顺序排列，大致是全程到课、长期听课的学员名单：

金高（油画家）、王济达（雕塑家），五十年代年中央美院毕业，1983年来美。

章学林(版画家)，六十年代浙江美院毕业，1980年来美。

薄茵萍、丁雅蓉，来自台湾的女画家，1977年来美。

陈丹青、黄素宁（国画家），1980年中央美院毕业，1982年来美。

曹立伟（油画家）、李菁，1982年中央美院毕业，1986年来美。

李全武（油画家），1984年中央美院毕业，1985年来美。

殷梅（舞者、编舞家），来美年份不详。

黄秋虹，广东女画家，1980年来美。

陈捷明，广东画家，1980年来美。

李和，不详。

其中，殷梅由全武介绍而来，黄秋虹、陈捷明，由别人介绍木心认识。五年间，因呼朋唤友而听过几课、不复再来，或中后期听说而加入的人，也颇不少。我所熟悉的是上海画家李斌，南京画家刘丹、钱大经、薛建新，北京人薛蛮子、胡小平夫妇。两位木心的旧识：上海画家夏葆元（“文革”前与木心同一单位）、上海留学生胡澄华（其父是木心的老友），也来听过课，久暂不一。人数最多的一次是讲唐诗，也在我的寓所，来三十多人，椅子不够，不记得终于是怎样安排落座的。

这是一份奇怪的组合：听课人几乎全是画家，没有迹象表明有谁听过文学史，或职志于文学，课中说及的各国作家与作品，十之六七，我们都不知道——木心完全不在乎这些。他与人初识接谈，从不问起学历和身份。奇怪，对着这些不相干的脸，他只顾兴味油然地讲，其状貌，活像谈论什么好吃透顶的菜肴。我猜他不会天真到以为众生的程度与之相当，但他似乎相信每个人果然像他一样，挚爱文学。

木心讲课没有腔调——不像是讲课，浑如聊天，而他的聊天，清晰平正，有如讲课——他语速平缓，从不高声说话，说及要紧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语气，如宣读早经写就的文句。录入笔记的这半年，本能地，我在纸页间听到他低哑苍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记得，他在某句话戛然停顿，凝着老人的表情，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

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竭力克制着，等自己平息。

讲课与聊天究竟不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木心在上海高桥做过几年中学老师，此后数十年再没教过书——起初几堂课，谈希腊罗马、谈诗经，他可能有点生疏而过于郑重了，时或在读解故事或长句中结巴、绊住，后来他说，头几课讲完，透不过气来——两三课后，他恢复了平素聊天的闲适而松动，越讲到后来，越是收放自如。

我的笔记，初起也颇仓促，总要三四课后这才找回画速写的快捷，同其时，与木心的讲述，两皆顺畅了——好在木心说话向来要言不繁，再大的公案、史说、是非、纠葛，由他说来，三言两语，惊人地简单。

而笔录之际最令我感到兴味的瞬间，是他临场的戏谈。

木心的异能，即在随时离题：他说卡夫卡苦命、肺痨、爱焚稿，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他说西蒙种葡萄养写作，昔年陶潜要是不就菊花而改种葡萄，那该多好！在木心那里，切题、切题、再切题，便是这些如叙家常的离题话。待我们闻声哄笑，他得意了，假装无所谓的样子——且慢，他在哄笑中又起念头，果然，再来一句，又来一句——随即收回目光，接着往下说。

如今座谈流行的录音、摄像，那时既没有器具，木心也不让做。他以为讲课便是讲课。五年期间，我们没有一张课堂的照片，也无法留存一份录音。

“结业”派对，是“李校长”安排在女钢琴家孙韵寓所。应木心所嘱，我们穿了正装，分别与他合影。孙韵母女联袂弹奏了莫扎特第23号钢琴协奏曲。阿城特意从洛杉矶自费赶来，扛了专业的机器，全程录像。席间，众人先后感言，说些什么，此刻全忘了，只记得黄秋虹才刚开口，泪流满面。

木心，如五年前宣布开课时那样，矜矜浅笑，像个远房老亲戚，安静地坐着，那年他六十七岁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与全体听课生最后一次聚会。他的发言的开头，引瓦莱里的诗。每当他借述西人的文句，我总觉得是他自己所写，脱口而出：

你终于闪耀着了么？我旅途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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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之交，国中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早经恢复。文学专业的硕博士，不知用的什么讲义，怎样地讲，由谁讲——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木心也从未修过文学课。讲毕唐诗一节，他送当时在座每位学员一首七绝，将各人的名字嵌入末句，这次录入，我注意到他也给自己写了一首：

东来紫气已迟迟，群公有师我无师。

一夕绛帐风飘去，木铎含心终不知。

木心所参考的郑振铎《文学大纲》，最早出版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想必是少年木心的启蒙读物之一。前年得到这两册大书的新版，全书体例与部分资料，大致为木心所借取，我翻了几页，读不下去。“可怜啊，你们读书太少。”暮年木心又一次喃喃对我说。那时他已耳背，我大叫：“都听你讲过了呀！”他一愣，怔怔地看我。

听课五年，固然免除了我的蒙昧，但我从此愚妄而惰怠。说来造孽：木心所

标举的伟大作品：古希腊，圣经，先秦诸子，莎士比亚，尼采，拜伦，纪德……二十多年过去，我一行也不曾拜读。年来字字录入这份笔记，我不再将之看做“世界文学史”，诚如木心所说，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眼下全书付印在即，想了很久，以我难以挽回的荒率，无能给予评价。实在说，这是我能评价的书吗？

如今我也接近木心开课时的岁数，当年愚昧，尚于讲课中的若干信息，惘然不察，现在或可写出来，就教于方家，也提醒年轻的读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战初期，十三四岁的木心躲在乌镇，几乎读遍当时所能到手的书，其中，不但有希腊罗马的史诗、神话，近代以来的欧陆经典，还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日本的文学。郑本《文学大纲》所列举的庞大作者群，当年不可能全有汉译本，木心也不可能全都读过，他诚实地说，哪位只是听说，哪本没有读过，但他多次感慨：“那时的翻译家做了好多事情哩。”最近承深圳的南兆旭、高小龙二位提供数百册私藏民国旧书，供我选择配图，虽难测知其中哪些曾是木心昔年的读本，但他的阅读记忆，正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的私人旁证。

讲述圣经时，木心念及早岁与他频繁通信的十五岁湖州女孩，使我们知道早在四十年代的浙江小城，竟有如此真挚而程度甚深的少年信徒，小小年纪，彼此辩说新旧约的文学性。提到《易经》，他说夏夜乘凉时教他背诵《易经》口诀的人，是她母亲，抗战逃难中，这位母亲还曾给儿子讲述杜甫的诗，这在今日的乡镇，岂可思议。他忆及家中仆佣对《七侠五义》之类的热衷，尤令我神旺，他的叔兄长辈居然日日去听说书，此也勾连了我的幼年记忆：五六十年代，沪上弄堂间尚且隐着简陋的说书场所……这一切，今已荡然无存，而木心的记忆，正是一份民国青年的阅读史。

这份阅读史，在世界范围也翻了过去。木心的生与长，适在同期步入印刷时代与新文化运动的民国，他这代人对文学的热忱与虔敬，相当十五至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电子传媒时代的芸芸晚生，恐怕不易理解这样一种文学阅读的赤子之情了。

以上，是木心生涯的上半时，下半时呢？

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欧美文学的译介几乎中止，其间，值木心盛年，惟以早岁的阅读与文学相濡以沫（他因此对五十年代专事俄罗斯文学的推介，甚表好意）。讲课中一再提及的音乐家李梦熊先生，也是此等活宝：他俩听说乔伊斯与卡夫卡，但“文革”前夕的大陆，哪里读得到。而早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就知悉欧洲出现意识流、意象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新潮，之后，对铁幕外的文学景观该是怎样的渴念。浩劫后期，战后文学如“黑色幽默”与“垮掉的一代”，曾有内部译本（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总之，就我所知，五六十年代，各都市，尤其京沪，尚有完全在学院与作协系统之外，嗜书如命、精赏文学的书生。而木心出国前大量私下写作的自我想象、自我期许，竟是遥不可及的西方现代主义。

“文革”初，木心早期作品被抄没。“文革”后，大陆的地下文学与先锋诗，陆续见光，渐渐组入共和国文学史话。现在，这本书揭示了更为隐蔽的角落：整整六十多年目所能及的文学档案中——不论官方还是在野——仍有逍遥漏网的人。

漫长，彻底，与世隔绝，大陆时期的木心没有任何举动试图见光。到纽约后，带着不知餍足的文学的贪婪，他在恢复写作的同时，靠台湾版译本找回被阻隔的现代文学图景，与他早年的阅读相衔接。久居纽约的港台文人对他与世界文学的不隔，咸表惊异，他们无法想象木心与李梦熊在封锁年代的文学苦谈——“出来了，我才真正成熟”，木心如是说——私下，我完全不是可以和他对话的人，他几次叹息，说，你们的学问谈吐哪里及得上当年李梦熊。但木心要说话，要以他所能把握的文学世界，映证自己的成熟，不得已，乃将我们这群人权且当做可以聆听的学生。

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木心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本书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几乎濒于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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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八十年代出道的文学家，能否设想木心的历程？一个研修文史专科的学者，又会如何看待这份文本？木心不肯放过文学，劫难也不曾放过他，但我不知道他怎样实践了尼采的那句话：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固然，尼采另有所指，尼采也不可能知道这句话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境——在这大语境中，木心怎样营造并守护他个人的语境？去年秋，木心昏迷的前两个月，贝聿铭的弟子去到乌镇，与他商议如何设计他的美术馆。木心笑说：

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不是反讽，而是实话，因为实话，有甚于反讽——讲课中，他说及这样的细节：五十年代末，国庆十周年夜，他躲在家偷学意识流写作（时年三十二岁）；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他与李梦熊彻夜谈论叶慈、艾略特、斯宾格勒、普鲁斯特、阿赫玛托娃；七十年代他被单独囚禁时，偷偷书写文学手稿，我亲眼看过，惊怵不已：正反面全都写满，字迹小如米粒；八十年代末，木心年逾花甲，生存焦虑远甚于流落异国的壮年人，可他讲了五年文学课——我们交付的那点可怜的学费啊——九十年代，他承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妄想，满心狂喜，写成《诗经演》三百多首；新世纪，每回走去看他，他总引我到小阳台桌边，给我看那些毫无用处的新写的诗。

在与笔记再度相处的半年，我时时涌起当初即曾抱有的羞惭和惊异，不，不

止于此，是一种令我畏惧到至于轻微厌烦的心情：这个死不悔改的人。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这本书，布满他始终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数家珍的文学圣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样持久地影响了这个人。

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魏晋或唐宋文学、伊丽莎白或路易王朝文学，各有专家。其他国家所修的世界文学史又是怎样讲法呢？当年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想必也多所参照了外国的写本。迄今，我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史，除了听木心闲聊。若非年轻读者的恳求，这五册笔记不知几时才会翻出来：其实，每次瞧见这叠本子，我都会想：总有一天，我要让许多人读到。

或曰：这份笔记是否准确记录了木心的讲说？悉听尊便。或曰：木心的史说是否有错？我愿高声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或曰：木心的观点是否独断而狂妄？呜呼！这就是我葆有这份笔录的无上骄傲——我分明看着他说，他爱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作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我真想知道，有谁，这样地，评说文学家。我因此很想知道，其他国家，谁曾如此这般，讲过文学史——我多么盼望各国文学家都来听听木心如何说起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不断不断与他们对话、商量、发出诘问、处处辩难，又一再一再，赞美他们，以一个中国老人的狡黠而体恤，洞悉他们的隐衷，或者，说他们的坏话。真的，这本书，不是世界文学史，而是，那么多那么多文学家，渐次围拢，照亮了那个照亮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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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完结后，1994年早春，木心回到远别十二年的大陆，前后四十天，期间，独自潜回乌镇，那年他离开故乡将近五十年了。回纽约后，又两年，他搬离距我家较近的寓所，由黄秋虹安排迁往皇后区一处宽敞的公寓，在那里住了十年。到了七十九岁那年，2006年9月，我陪他回国，扶他坐上机场的轮椅，走向海关。黄秋虹，泣不成声，和年逾花甲的章学林跟在后面：自我2000年回国后，就剩他俩就近照看木心。

同年春，听课生中年龄最大的金高女士，逝世了。其他学员早经星散，很少联络了。之后，每年春秋我回纽约侍母，走在街上，念及木心经已归国。去年木心死，我瞧着当年众人出没的街区，心情有异——今夏侍奉母亲，黄昏散步，我曾几次走到木心旧寓前，站一站。门前的那棵树，今已亭亭如盖，通往门首的小阶梯砖垛，放满陌生租客的盆栽。这寓所的完整地址是：

25-24A, 82 Street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中译：纽约市，杰克逊高地，八十二街，邮编11372）

木心讲课时，还给众生留下这里的电话：718-526-1357。

如今不能上前叩门了。木心在时，书桌周围满是花草，卧室的小小书柜旁竖一枚乐谱架，架上摊着旧版的苏东坡字帖——在我见过的文人中，木心存书最少最少——自1990到1996年，文学课讲义、蓄谋已久的《诗经演》，都在这里写成。凡添写几首诗经体新作，他会约我去北方大道南侧一张长椅上见面，摊开我根本看不懂的诗稿，风寒街阔，喜滋滋问我：味道如何？

讲课中，他两次提到与他相熟的街头松鼠，还有寓所北墙密匝匝的爬墙虎：“它们没有眼睛哎！爬过去，爬过去！”每与我说起，木心啧啧称奇。忽一日，房主未经告知，全部拔去了，他如临大事，走来找我，狠狠瞪大眼睛：

“那是强暴啊！丹青，我当天就想搬走！”

木心绝少诉说自己的生活。五年讲课间，难得地，他说出早岁直到晚年的零星经历，包括押送与囚禁的片刻。他说，和朋友讲课，可以说说“私房话”。本书编排时，我特意在每讲之前排几行摘录，并非意在所谓“关键词”，而多取木心谈及自己的略略数语，俾使读者走近他：经已出版的木心著作，刻意隐退作者，我相信，这本书呈现了另一个木心。

有次上课，大家等着木心，太阳好极了。他进门就说，一路走来，觉得什么都可原谅，但不知原谅什么。那天回家后，他写成下面这首“原谅”诗，题曰《杰克逊高地》：

五月将尽

连日强光普照

一路一路树荫

呆滞到傍晚

红胸鸟在电线上啭鸣

天色舒齐地暗下来

那是慢慢地，很慢

绿叶藂间的白屋

夕阳射亮玻璃

草坪湿透，还在洒

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

都相约暗下，暗下

清晰和蔼委婉

不知原谅什么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选这首诗，因为木心、金高、全武、立伟、我，均曾是杰克逊高地的居民，当年辗转各家的上课地点，多半散在那片区域：二十年前，木心这样地走着，看着，“一路一路树荫”，其时正在前来讲课的途中；下课了，他走回家，“天色舒齐地暗下来”。木心的所有诗文，只字不提这件事，纽约市、杰克逊高地，也从不知道一小群中国人曾在这里听讲世界文学课。如今木心死了，母亲死了，金高死了，此后我不会每年去到那里——“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现在，惟愿先生原谅我擅自公开了听课笔记，做成这本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