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浅谈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 陇东学院历史系06历史本2班贺九勇）

内容摘要：北宋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大宋王朝困难重重，于是统治者便倡导改革。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不顾个人安危，直言进谏，便以核心人物倡导庆历新政。此改革虽然昙花一现，但在北宋的政治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究其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仁宗皇帝的昏聩视听、动摇反复；二、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方法上缺乏整体规划，过于主观；三、守旧势力的强大。

关键词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

宋仁宗时期，范仲淹所倡导的庆历新政，在北宋的政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关系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是针对宋代弊政有感而发，可谓：“宏且深、详且薄”，[1]然而，新政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终。对于新政的失败历来受到学术界和广大史学爱好者的关注，曾有学者把新政失败的原因简单归纳为一条——因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所致，[2]也就是由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妥当。本文仅谈谈自己对庆历新政失败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庆历新政的前夜及其短命的庆历新政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称帝建立北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随着历史的演进其强权举措功效不断衰微。到北宋中期社会矛盾重重。尤其到仁宗执政时期，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已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史载：“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北虏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官吏猥滥，人民疾苦，未尝省察”。

[3]宋王朝屡吃败仗后，以巨额额“岁币”、“岁赐”，买得苟安。于国内则加紧搜括，横征暴敛。由于宋初以来不立田制，不抑兼并，遂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卓锥之地”的两级分化的严重的现象，加之赋役不均，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正如郭文佳在《也谈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一文中引用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话曰“窃惟四民之中，惟农最苦”。的确，在宋仁宗庆历初年，尽管宋夏议和，西线的战事暂时得到缓和。但北宋要为西夏每年支付大量的银两、茶绢等物，这也无疑给广大农民群众加重了负担，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举行起义。加之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北宋对官僚阶层的优厚报酬等，使北宋中期财政困难。当时北宋便沉现的是一副“积贫”、“积弱”的局面。要想摆脱困境，有所作为，则必须改革。心系天下的范仲淹，敢为人先，在此形势下便担当起了这次改革的核心人物。

宋仁宗面对复杂的形式和朝野要求改革的呼声，为了社会的安稳和帝业的长存，“欲更天下弊法，以兴致太平“。[4]庆历三年六月，仁宗便调范仲淹等商讨改革，范仲淹便曰：“若不早革其弊，诚国家之深忧也”[5]经过准备，范仲淹范仲淹便针对当时最严重的吏治问题，采取对策。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具体方案，于庆历三年九月上奏仁宗，这也可以说是新政的政治纲领其主要内容是：一、明黜陟。改变不分政绩好坏循例升迁的局面，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二、抑侥幸。改变恩荫之滥，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作官；

三、精贡举。改革科举内容和程式，以除只中词赋而忽视能力和品德取士的弊端；四、择长官。加强各级长官的包举和选派，罢免老病无能者。五、均公田。调整多寡悬殊的外官职田，防止贪污，督其善改；六、厚农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七、修武备。招募士兵，并组织士兵务农；八、减徭役。裁州并县，减轻徭役；九、覃恩信。督责地方执行朝廷赦令等恩政；十、重命令。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

上述十项政令涉及面极广，其中前五项是整顿吏治问题，也是《答手诏条陈十事》的重点。仁宗皇帝除“修武备”一项没有实行外，其余各项都颁行全国。但不幸的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此改革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二、庆历新政失败的三大原因

1、仁宗皇帝的昏聩视听及其在庆历新政实施过程中的动摇反复

庆历三年九月，仁宗开天章阁，手诏令大臣条上时政，范、富等退而条上扎子之际，朝廷重臣欧阳修就预见到浮议谗言，必将横行；维护既得利益者必将阻挠反对新政的实行，他就上书恳请仁宗信任范、富等人专一行事，不为横议所动。但优柔寡断的仁宗皇帝却听信谗言，惑于朋党之论而难以自拔，导致了新政流产。欧阳修云：“范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数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6]庆历四年十一月，尹洙针对欧阳修、蔡襄等相继外放，预感到仁宗皇帝对改革心存疑心，谗诬一人，即犹豫动摇，对朋党之论敏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庆历新政有中途夭折的危险，遂上《论朋党疏》云：人主“知贤而不能任，任而不能终，于治国之道，其失一也”。有论所谓朋党称：“公论之与朋党，常系于上意，不系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仁宗皇帝，实无多大作为，对贤能之大臣任之不专，反加猜疑防范，明明为中君爱国的正言谠论，却怀疑为心怀叵测的朋党之论。仁宗的昏聩视听优柔寡断，给奸邪小人的进谗创造了有利条件。较之后来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之笃，他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和依赖实在很有限。

就历代改革而言，皇帝的政治态度对于改革的成败至为关键。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知之深古今无二，乃至对吕惠卿说过“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而最后也落得个再次罢相，曲终人散的下场。而忧深思远，对改革充满信心的范仲淹与仁宗的际遇，远未达到这种心心相印的程度，反听取小人谗言，加之其行事优柔寡断，最终解除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一职，始用而终弃，这便是以范仲淹为核心改革派的历史悲剧。

2、改革派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对任何一项革新来说，主观诸方面条件的具备，对其成功与否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改革的核心人物，范仲淹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他当时已有二十八年的任官生涯。从地方小吏到朝廷重臣，从他在地方上兴利除弊到西线疆场的御夏壮举，都可以看出他已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人们以“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7]来推崇他，所以范仲淹就其个人品质、才能方面是能胜任改革大业的。

而且范仲淹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洞察也比较深入，他把吏治当作关键问题。因为宋代官制到任宗时已空前冗滥，“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才。”[8]清代学者赵翼叹曰：“宋时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如此猥滥，非唯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费。”[9]这就充分说明了其一是官吏的膨胀，其二是管理的腐朽。这也是宋代统治机体上的恶性肿瘤。它不仅耗费和侵蚀着国家和人民的大量钱财，成为宋“积贫”的因素之一，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