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2019年文档资料
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梁仁志
【期刊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39)003
【摘要】徽州绅商早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这是商、绅合流的产物..徽商通过捐纳或捐输等途径转变为"绅商",并由此在地方获得权威和民众认可,而近代的绅商,往往借助商会等组织提升自己的权威.微州绅商推动了明清徽州士绅社会的建构,特殊的"绅商"身份也有助于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但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又强化了徽商的封建性,从而阻碍了徽商向近代的转型.
【总页数】5页(P271-275)
【作者】梁仁志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9
【相关文献】
1.中国近代社会群体研究的新成果--读《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 [J], 郑成林
2.晚清徽州的绅商冲突——以《陶甓公牍》中记载的屯溪水灾救助纠纷为例 [J], 张萍
3.明清徽州绅商投资家乡农业水利状况及原因 [J], 梁诸英
4.绅商阶层与民族主义的地方化书写——以清末民初修建个碧石铁路的绅商为例[J], 吴兴帜
5.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以绅商社会流转观念的变迁为例 [J], 刘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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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乡村自治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精品
乡村自治：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诠释[摘要]本文认为，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主要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绅权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关键词乡村自治保甲制宗族士绅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
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
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
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形成乡村领袖管理的。
宗族政治则认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在宗族统治控制下，国家只不过是个放大的宗族组织。
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
但是，如果根据这些特征来描述乡村社会的政治模型，则有以偏代全之嫌。
因为，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应该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一、保甲制度乡村自治的载体清末的保甲制度作为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是与官治体制相区别的自治体制。
中国传统社会自废封建建立郡县制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一般只到县一级，皇权止于县政，县以下建立的正式组织是保甲制度。
但各朝各代设立保甲制度的目的并不一样，在同之政主于教，齐之政主于兵，秦之政主于刑，汉之政主于捕盗，魏晋主于户籍，隋主于检查，唐主于组织，宋始正其名，初主以卫，终乃并以杂役，元则主于乡政，明则主于役民，清则主于制民，且于历朝所用之术，莫不备使。
清代康熙四十七年，清圣祖玄烨下诏曰弭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变通。
中国的绅士政治与现代农村管理
中国的绅士政治与现代农村管理提要：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经验、做法层出不穷。
农业学大寨、学习大邱庄、华西经验、刘庄做法、南街典型。
但是这些基本上都属于农村事业上的经验。
具体到农村如何管理，一直都是在探索中前进。
只有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方法，才能真正落实中央、省委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适应农村工作的新形势，顺应农民群众的新期盼。
关键词:绅士政治农村管理几千年的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农村、农业构成社会和经济的主体。
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和农业受到很大冲击。
但是，农村、农业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仍然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大问题。
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其中前十六字都属于物质层面的东西，说的是和经济息息相关的不同侧面，只要经济搞上去了，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而管理民主，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中国绅士政治的形成及发展中国古代农村其实都是靠“自治”的。
那时官员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行政职权只到县一级。
村里搞得好不好，完全靠“村民自治”。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管理靠的是儒家思想和泛神崇拜作为精神支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作为组织结构，小农经济、小手工业作为经济基础的。
每当社会出现辉煌时期，都有一批当地的精英在管理。
这些精英包括经商有道的富商、退休返乡的官员以及乡间文人、宗族里的长辈。
这些人或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是有文化和见识，或是辈分高有威望，他们热爱家乡，对家乡的公共事业热心资助和认真规划。
地方自治主要体现为绅士政治。
当时能成为绅士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读书人。
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管理学的内容。
古人尚贤，认为读书人就知书达理。
那时候的读书人不简单，既要为人师表，还要知晓礼俗，有些还会治病，深通岐黄之术，还能挥笔成文，写状子、写对联，一手好书法，古代农村治理的重任就由这些绅士们承担着。
古代乡绅治理的特点及对现代农村治理的启示
（ Ｓ ｅ ｈ ｏ ｄ ｏ ｆ Ｌ ａ ｗ ａ ｎ ｄ Ｐ ｏ ｈ ｔ ｉ ｅ ｓ ， Ｏ ｃ ｅ ａ ｎ 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ｏ ｆ Ｃ ｈ ｉ ｎ ａ ， Ｑ ｉ ｎ ｇ ｄ ａ ｏ ２ ６ ６ １ ０ ０ ， Ｃ ｈ ｉ ｎ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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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的分化与地方社会
“不特用世之志虚， 当此之时， 皖省境内士绅 虽欲仍与朋 好相 砥 以 安 经 生 文 士 之 常， 而 亦 不 可 复 得， 其可悲也
② 更为可悲的是， ” 哉。 这一群体面对突发的社会动荡，
分下层知识分子出于宗族利益的考虑， 加入到捻军起义 队伍中。或竖旗起义响应太平军， 这种情况在皖北居多。 安庆失守后， 皖北各州县“土匪蜂起， 肆行抢掠， 千百成
⑨ ； 时人方江 ……其中兼有生监武举为首 ” 《家园记 》 群，
在乡居生活与地域政治价值取向方面不得不做出选择： 一是消极避世。面对乱局， 部分士绅既感无奈， 亦觉 无助， 不得已而裹粮携眷窜走深山， 避乱乡野， 如祁门郡 庠生汪景受背母避于孝子山； 滁州许铨年、 镛年兄弟同避 乱于北乡； 当涂附生孙澐奉母避乱金堡圩 、 诸生顾达荣避 乱乌溪、 增生吴树滋避乱江右； 宿州廪贡生邵景舜避至彭 城， 贡生马安邦“咸丰丁巳避乱城居， 疏食饮水， 批阅古 ； 南陵增贡生刘树棠避难省城； 桐城 书， 缄口不谈时事 ” 儒生赵献、 朱道文避乱附近山中， 学者方宗诚先是避乱鲁 谼山中， 后又游学山东、 直隶、 河南、 湖北等地； 舒城举人 程枚避于宁国之方村； 怀宁儒士张力贤逃至浙江觅地避 乱； 潜山郡庠生朱彬挈家隐四望山 ③ 等。 也有一些士绅 明哲保身， 对于时局漠然不闻。如太平军围困庐州城时， 巡抚江忠源屡从围城中出手书向主持团练的四郊士绅求 援， 卒无应者； 合肥名士朱景昭与旧识数人往赴诸练首家 ， “涕泣言城中危苦状， 中 且言城破后必为乡民大患， 求
还有合肥王世溥徐子苓朱景昭桐城方宗诚孙云锦另一方面安徽作为屏障天京的腑脏之地以及太平徐宗亮韦定策霍山黄云锦宋鸿卿定远方士鼐庐江军粮饷兵源储存基地位置十分重要太平天国定都天吴廷香六安李元华霍邱王则侨灵璧张锡嵘毫州李承京以后很快就在这里建立省郡县三级地方政权和基层乡谟蒙城李南华寿州张锡嘏怀远年贵行泾县瞿增荣官政权施政范围涉及州39县
绅权与乡土社会关联.pdf
内容提要 关于鲁迅小说意义的阐发不能脱离对其所展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知。
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来认识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关系，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
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尤其是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
对于鲁迅小说中“士绅”这一人物类型及其嬗变尚有待系统研究。
关键词《离婚》“士绅”“绅权”乡土社会 《离婚》写于1925年，是鲁迅小说集《彷徨》的最后一篇。
关于鲁迅的每一篇小说的研究都已相当充分，不过贴近《离婚》这一短篇小说来分析，依然有含混模糊的地方。
在既有研究中，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慰老爷、七大人一般被视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形象”，“体现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爱姑则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同时又有局限性的劳动妇女形象，“她对压迫她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并没有本质的认识，而却又幻想用个人的力量去反抗压迫”。
关于小说讲述的故事，林非先生的阐释具有代表性，他指出爱姑找慰老爷、七大人裁决婚姻矛盾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不觉悟”，对于七大人的信任是“多么严重的误解”；而作为封建阶级的代表，七大人“一方面十分腐朽，另一方面又很有权威，这种权威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一种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
”那么，被压迫者何以“不觉悟”而对统治者抱有信任呢?被压迫者对统治者的“误解”与后者权威的建立之间有何关系?人民群众“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究竟是怎么回事? 拓展学科视野，借鉴社会史研究成果，或能对小说人物关系有更加明晰的认识：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
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很重要的权力形态——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
在《离婚》这一短篇小说中，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史信息。
另一方面，对小说意义的阐发应当与对小说所呈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识相结合。
一 小说开篇，通过船上一群人之间的谈话，得知庄木三和爱姑父女两人要到慰老爷家请求七大人裁决爱姑的婚姻纠纷。
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
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张福坤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政治制度——绅士制度。
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位居“四民”之首，介乎于官民之间，他们具有人们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
绅士阶层的崛起特殊、构成复杂、职能广泛、特权明显、社会影响深远，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试从绅士阶层的发展演变、制度来源以及属性、绅权自治以及与其他基层控制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分析，构成封建皇权统治的基础和重要保障的特色封建政治制度。
关键词：绅士;绅士自治;自治职能;特权中国绅士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或层面。
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
他们是封建政权向乡土社会延伸的重要桥梁，高居于无数平民之上，支配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的代言人;同时他们也是官僚的后备军，政府官吏均出自这一阶层。
中国绅士不仅是封建文化的占有者，而且也是封建文化的传播者和输出者，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费正清指出：“在过去1000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绅士这一特权阶层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是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下，为实现地方社会政治力量均衡发展、有效维护封建统治而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一、中国绅士的基本涵义及其发展演变概况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在明清时期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的社会集团登上社会舞台的。
它拥有“绅士”、“士绅”、“乡绅”等多种称谓，但关于绅士阶层的基本涵义却众说纷纭。
早先的费孝通认为“绅士是退休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 张仲礼先生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获得的, 凡属上述身份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
功名、学品和学衔都用以表明持该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
传统社会绅士的乡村治理
传统社会绅士的乡村治理张健 (咸阳师范学院政法系,陕西咸阳712000)摘要 传统中国,帝国行政机构的管理并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乡村治理主要依赖绅士阶层。
绅士权威基础来源于帝国赋予的身份及特权,民间认同是获得权威的决定因素。
绅士依靠自主网络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但是其治理活动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 帝国;绅士;乡村治理中图分类号 S 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9)05-02272-03R ural G overnance of G entlem en in the T raditional SocietyZH ANG Jian (Departm ent of P olitics and Law ,X ianyang N orm al University ,X ianyang ,Shaanxi 712000)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m anagem ent of the em pire adm inistrative institution had n ot been perm eated into countryside.T he rural g overnance m ainly relied on gentlem an stratum.T he auth ority basis of gentlem en was originated from their status and privilege entrusted by the em pire.T he folk ap 2proval wa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obtaining the auth ority.G entlem en relied on auton om ous netw ork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treatm ent of countryside ,but their g overnance activities had certain lim itations.K ey w ords Em pire ;G entlem an ;Rural g overnance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06CSH017)。
明代徽州进士的著述及其治学取向
明代徽州进士的著述及其治学取向宋长琨引言徽州以文化鼎盛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徽为朱子阕里，彬彬多文学之士。
”1“人文郁起,为海内望，郁郁乎盛矣。
”2因之，徽州有“东南邹鲁”的美誉。
3徽州，在宋代是新安理学的发源地，在清代是徽州朴学的故乡，正是这两门学问，引导了宋、清两代的主流精神和社会意识，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演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的精英，进士群体是这两种思想潮流的领军人物。
宋代新安理学的奠基者朱熹（绍兴十八年）、程大昌（绍兴二十一年）、王炎（乾道五年）等和清代徽州朴学的代表人戴震（乾隆四十年）、金榜（乾隆三十七年）、洪朴（乾隆三十六年）、凌廷堪（乾隆五十八年）等，是宋、清两代徽州进士中的娇娇者。
与宋、清的辉煌相比，明代徽州既没出现朱熹这样的影响中国近千年的思想大师，而明代徽州进士中同样也没有戴震这样的领袖群伦的学术领袖。
明代徽州与明代徽州进士的思想和学术，与之前的宋和其后的清，虽然均无法相提并论，但有明一代，徽州学人尤其徽州进士，其著述量之大，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
通过明代徽州进士的著述，我们可以观察他们更关注什么问题，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了哪些方面，他们都思考了些什么，进而考虑他们的思想水准，评价他们的价值取向。
一、明代徽州进士著述的总体情况根据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对徽州进士著述的记述，笔者进行了统计，属于明代徽州进士的著作共有345种，1985卷。
4这个数字远非明代徽州进士著述的全部。
出现误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周晓光先生所依据的主要是徽州府志的相关记载，这些文献显然不够全面，许多记述因此被遗漏了。
其中比较明显的疏漏是，有些《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的书籍，竟然没有计入其中。
如程敏政的著作，在《总目》中有的《宋纪受终考》三卷、《道一编》六卷、《唐氏三先生集》二十八卷及附录三卷、《咏史集解》七卷，就没有被周先生列入其中。
记载明代徽州进士著述的文献多而繁杂，要统计徽州进士著述的可考数据，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的爬梳。
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
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This model paper was revised by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on December 10, 2020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郑小春（巢湖学院思政部，安徽巢湖 238000）[摘要] 本文以民间合约为切入点，对祁门康氏宗族处理纷争的实态进行了个案介绍，最后指出：民间合约是宗族惯用而有效的解纷方式；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多方位的自我调控功能，是国家扶持和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与国家一道形成了“协调共治”的景象。
[关键词] 徽州宗族；康氏；民间合约；乡村治理Clans and Country Government of the Ming and Qing in Huizhou:a Case Study on the Kang Clan in QimenZHENG Xiao-chun(Marxism and Ideology Department ,Chaohu College, Chaohu 238000) Abstract: Based on civilian agreements,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real situation of how the Kang Clan dealt with their disputes. It suggests that civilian agreements were habitual and effective ways for clans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country government, clans played a role of self-regulation in various aspects. They were main non-governmental sectors that government supported and utilized at that time and thus the vision of “co-government in harmony” was formed.Key words: Huizhou Clan; Kang Clan; civilian agreement; country government明清徽州向有“尚气好讼”①的风习，事无巨细，稍有不合，即可能诉诸官府，形成词讼。
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政治内容摘要：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的解释的独特地位。
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
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和政治危机等。
关键词：晚清；士绅；文化权力；政治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探讨了晚清随着列强的入侵，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并专门探讨了地主阶级的分化。
[1]从陈先生文中“地主阶级”的指称对象来看，主要指的是官僚士绅知识分子，应此，其所指不是地主集团，而是士绅集团。
①士绅一般通过科举考试或相关渠道获取一定功名或身份，以遵守儒家道统为基本道义要求。
有人认为士绅仅仅指在野的儒家知识分子。
本文认为，士绅应该包括在野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及为官的儒家知识分子，两者都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取相应身份标识，不管在何种职务或何种情境中，儒家知识分子都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基本道义要求，且古代社会认同中也没有将两者分离开来，即同属于“士“阶层。
因此，本文将两者统称为士绅集团。
当然，两者之间也有区别，与在野的实施不同，作为官员的士绅，不但要维护儒家道统，还要维护皇权利益。
但是，陈先生在《新陈代谢》一书中并没有就士绅知识分子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作详细展开，本文顺着陈先生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政治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传统社会结构重要成份之一的近代士绅文化权力演变及其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如太平天国运动、晚清自我改革运动、晚清乡村危机等。
一、士绅集团的文化地位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探讨中，陈先生的论述有两个方面涉及到士绅势力与太平天国失败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太平天国丧失了理想的宗教则流为偏执的虚妄。
这样，太平天国政权不能不日益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封建政权。
从习惯法视角看明清徽州乡土社会自治——兼论对当前村民、社区自治和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遵 守的 自我管理 、 自我服务 、 自我 约束 的共 同规则 。明清徽 州地 区习惯法就 整体而 言对 当时 徽州 地 区 的经 济和 文化等 方面 的繁荣发 展起 了重 大 的作用 ， 是徽 文化 的重要 组成 部分 。它
在 当时 特有 的农 村村 落结构 背景 下 ， 以国家 法为 主要 调整规 范 的基 础上 ， 结合 地 方特点 ， 形 成 了独 特的乡 土治理 模式 。直至 今 Ｅ ， 的 自治 理念 和 自治 模式对 当前 新农 村建 设背 景下 ｔ它
析徽 州地 区习惯法 的生 成原 因 、 现形 式 、 表 运行 模式 以及 和 当时 国家法 的 冲突和互 动 ， 此 在
基 础上 ， 结合 当前 新农 村建设 中的村 民 自治 ， 析有 哪些值 得借 签 和学 习 的地方 ， 分 以便 更 好
构建 和谐社 会 。
一
、
明清徽州地区习惯法 的类型 、 表现形式和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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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习惯 法视角看 明清徽州 乡土社会 自治 的村 民 自治也 有一定 的借签 意义 。当然 ， 可否认 的是 ， 州 地 区的民 间习惯法也 有和 国家 不 徽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历史上，宗族制度和宗族思想，对徽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诸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因此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的真实状况做一深入的探讨，是很必要的。
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时期。
宗族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
族产的设置和迅速扩展，发展到后来，在乡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形成“穷村乡，富祠堂”的局面，使族人从经济利害关系上与宗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得不俯首贴耳听命于宗族的权威，而这种“听命”，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甘情愿的。
关于以上几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说，这里不再赘述。
本文拟着重讨论宗族对乡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力，和在乡村事务中的仲裁权问题。
元末明初人朱同，在谈到休宁潜溪汪桂编修族谱，并在祖墓前构筑“永慕亭”拜祭祖先之事时，联想到当时社会的一般风尚，慨叹地说：“宗法久弛，姓氏混淆，……亲尽然后为途人乎。
”［］可知元末明初，徽州的宗法关系处于“久弛”的状况。
弘治十六年，祁门三四都凌氏族丁凌友宗，因“家中屋宇狭窄，人众难以住歇，前往本府婺源县迁居”。
由于“本年系凌友宗应门户官差”，如果他甩手一走，这些差役税粮由谁承担呢？他的兄侄们不许他就此迁走，于是订立文约，将承租开垦的荒田其本人的分籍尽数拨给子侄凌胜宗等人名下，由他们耕种、收租、管业，并“供解门户差役税粮等项”。
如果将来凌友宗的子孙回宗，“听照管业，同管门户”［］。
此文约牵涉到宗族内的纠纷，照理应有族长、房长、家长出面签押，然而文约中没有出现族长、房长、家长的字样，说明弘治时期，在有关族内纠纷事务中，族长、房长、家长尚不能发挥较大作用。
正德四年，祁门十五都郑狮与族弟郑琼，因山场“互界不明”，引起争执，二家讦告到县。
县官批示排年康续韶、里老汪永良等到山场踏勘，此间“二家思系亲族，不愿终讼”，于是撤讼，凭排年里老劝谕作中，订立合同，解决了争执。
徽州文化徽州宗族讲稿（翟屯建）
徽州文化徽州宗族讲稿（翟屯建）徽州宗族翟屯建大家好！我今天讲的专题是《徽州宗族》。
徽州宗族是徽州文化中的社会基础，我们说徽州文化是宋以后，中国儒家文化在民间社会，最完整的表现和最典型的代表。
而儒家文化在民间社会的渗透，成为老百姓的生活习惯，都是通过宗族的宣讲和执行得以落实的。
只有了解了徽州宗族，才能真正了解徽州文化。
下面我就徽州宗族的有关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徽州宗族的来源从《新安名族志》的记载来看，徽州宗族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原。
从大的文化地理来分野来看，长江是中原汉文化同南方越文化的交汇点。
徽州靠近长江，四面环山，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比起长江沿岸交通四通八达来说，更具隐蔽性和稳定性。
故每当中原发生较大的战乱，中原世家大族纷纷南迁躲避战乱之时，徽州便成为这些大族的最理想的落脚点。
同时徽州山青水秀，风景佳丽，也成为中原人氏愿意定居之所。
《新安名族志》记载，从汉至元，中原有91个姓氏家族相继迁入徽州。
1、外来氏族迁入的时间最早为汉代，为方、汪、吴3族。
其后主要集中在晋“永嘉之乱”、唐黄巢起义和“安史之乱”、宋“靖康之乱”三个主要阶段。
两晋之际，北方遭“永嘉之乱”，形成北方人口南徙的第一次高潮，来徽定居的为主要有程、鲍、黄、胡、俞、余、任、詹、郑、巴10姓。
唐代，中原发生在中唐的“安史之乱”与唐末的农民战争，出现第二次北方人口南徙高潮。
安史之乱形成大规模的人口南徙，唐末黄巢起义所引起的迁徙，又是安史之乱后人口南徙的继续，所以这一阶段人口南徙的延续时间较长，迁到徽州的士族也较多。
这个阶段中，有朱、张、曹、江、夏、王、陈、叶、戴、罗、廖、潘、许、舒、姚、施、赵、毕、刘、康、李、周、查、吕、梅、齐、韩、顾、金、佘、谢、陆、冯、洪、孙、范36姓迁居徽州。
南北宋之交，北方遭“靖康之乱”，形成第三次人口南徙的高潮。
这一时期迁徽的有宋、马、赵、佘、饶、庄、杨、项、阮、孔、臧等11姓。
其他姓氏一般是陆陆续续迁入徽州的。
徽州祠堂文化研究
徽州祠堂文化研究摘要今天在各地旅游都兴起的情况下,徽州仍是大众旅游的的热门选择,灰瓦白墙,古桥流水,如同世外桃源般受到长期生活在喧嚣环境下城里人的热捧。
旅游业的大发展让大众认识了徽州,同时无形之中将徽州的文化更加的发扬光大,那些古朴的木雕楼,石牌坊???也为当今追捧时尚的社会风气添加了一抹尚古的色彩。
谈到徽州,就不得不说徽州的祠堂。
祠堂是徽州每一个村落必有的建筑,与民居,牌坊并称“徽州三绝”。
“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千百年流传于古徽州的民间谚语道出了祠堂在徽州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徽州祠堂文化博大精深,本文主要从祠堂的历史,建筑风格,以及本身所蕴含的宗祖家族文化,风俗文化等方面探究徽州祠堂文化。
使读者更加全面的认识徽州的祠堂。
关键词:祠堂、起源、背景、建筑艺术、宗族氏族、社会管理功能、民俗活动、祠祭、修复与保护【起源与发展背景】祠堂,又称“祠庙”、“家庙”,多建于墓所。
真正意义上的祠堂建筑始于明代中期嘉靖之前。
按照《礼记》规定,只有帝王、诸侯、大夫、王才能自设宗庙祭祀祖宗,官宦之家只设有家庙,平民只能在家中祭祖祠,直至夏言上奏朝廷,才开始允许百姓建造祭祖的家庙,家庙即祠堂。
到清代,民间祠堂开始大量出现,几乎村村设祠堂,有的村甚至有家祠、宗祠、神祠等几个不同的祠堂。
从祠堂的演变看,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前辈的住所改建而成,,一类是按朱熹在《家礼》中设计的模式修建以供奉和祭祀高祖以下的四代先祖,一类是在居室之外另行修建的祠堂。
除上述的几种祠堂外,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祠堂,如行祠、女祠、专祠、特祭祠等。
现在的徽州境内存有几千座祠堂,之所以有现在这么大的规模,首先得益于古徽州发达的经济。
昔日的徽州农村,是消费型的农村。
徽州人甚为讲究“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或“学而困则商”。
徽商足迹遍天下,他们常年在外,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创造了充裕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发展条件;成为富豪大贾之后,便投资故里。
除建造住宅、购置山场、田地、造桥、筑路、投资办学等以外,就是建造祠堂、庙宇以树碑立传,光宗耀祖,博取声名。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绅之治”的传承与建构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绅之治”的传承与建构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乡村振兴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而“乡绅之治”作为乡村治理的传统模式，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也备受关注。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绅之治”的传承与建构，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现代乡村治理的创新和完善。
本文将从传统“乡绅之治”理念的传承、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建构以及实践意义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绅之治”理念传承“乡绅之治”作为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深受乡村历史文化的熏陶和土地生活的影响，其理念包括了尊重乡土文化、珍视农村道德、弘扬传统礼仪、推崇乡绅风范等。
在乡村振兴的今天，传承“乡绅之治”理念，需要挖掘传统乡村文化的精髓，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念，培育新时代的乡绅品格，让“乡绅之治”理念得以复兴，并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支撑。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求不断提升，传统的“乡绅之治”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科学构建。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建构现代化的“乡绅之治”，需要充分借鉴先进的农村管理理念和经验，融入现代科技手段和管理工具，激发乡绅的活力和创造力，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
三、乡村振兴下“乡绅之治”的实践意义和发展前景实践证明，“乡绅之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发展前景。
一方面，乡绅作为乡村社会的精英阶层，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其参与乡村治理，有助于增进社会和谐，促进乡村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绅之治”，能够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乡绅之治”的传承与建构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需要，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乡绅应当秉持传统美德，结合现代管理理念和科技手段，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为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相信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乡村振兴视域下“乡绅之治”的传承和建构一定能够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明清徽州族约合同与乡村社会治理
明清徽州族约合同与乡村社会治理
陈雪明
【期刊名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年(卷),期】2022(14)2
【摘要】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同时,不仅制定了本族的族规家法,更是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议订了大量的族约合同,对国家法律和本族的族规家法中未能明确规定的问题或事项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办法和应对措施,以加强对本族族众进行管理和约束。
徽州族约在书写风格、议定事项的数量和约束对象上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包括宗族的祭祀活动、祖先安葬与祖墓维护、族产的管理经营与析分变卖以及宗祠修建、佃仆管理与赋役承办等宗族其他事务,来调整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以及群己和谐,最终实现身心和谐,在促进宗族和睦发展,强化宗族管理,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总页数】11页(P65-74)
【作者】陈雪明
【作者单位】徐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58
【相关文献】
1.国家与社会:明清的里社制与乡村秩序——以徽州“社会”为线索的考察
2.“穷乡村、富祠堂”:明清徽州族产流转现象探析
3.“穷乡村、富祠堂”:明清徽州族产
流转现象探析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传统徽州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与意义5.合同文约:清代徽州乡村社会的宗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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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徽州士绅与基层社会控制——以余缉熙手稿为案例
晚清徽州士绅与基层社会控制——以余缉熙手稿为案例
吴秉坤
【期刊名称】《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45)2
【摘要】晚清徽州士绅余缉熙手稿是当地各种社会事件的档案汇编,集中展现了该地区一段时间内的各种社会矛盾,从中可见士绅阶层对晚清基层社会的管控能力,以及在绅董体制下的进一步强化,士绅已然成为基层社会控制组织的领导者,亦可见士绅阶层出现了土豪劣绅化的迹象,不过仍处于地方士绅公共舆论的批判控制之中。
该手稿还反映了徽州地仆与宗族地主之间愈发紧张的对立矛盾,是士绅阶层社会管控的重点对象。
【总页数】8页(P60-67)
【作者】吴秉坤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图书馆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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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苏荫椿手稿看清季民初皖南下层士绅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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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晚清徽州士绅文化与闺秀文学传统的交融与蝶变——吕碧城人生转关背后的原生家庭因素
5.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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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徽州 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On Cultural Power and Rural Autonomy of Huizhou Gentry TANGLixing (China Center for Study of Modern Society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34 ， China )： From the 16th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ural society in Huizhou had maintained a long-timestability. Clan was an organization form of rural aotonomy ， which was economically based on Huizhou merchants and led by the gentry.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keyelements in Huizhou society caus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gentry. The cultural power ofgentry was omnipresent in the following two is intellectuals' parties and ruralpublic's judgements and the other is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andgenealogy. The gentry also madefriends with the officials gentry were the leading power in rural aotonomy withconsiderable credibility.16至 20世纪中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局面。
徽州乡村社会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曾指出： 徽州特定的自 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 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三要素 构成良性循环系统。
明清时期，徽商数百年间执中国商界之牛耳； 徽州科举与苏州并驾齐驱， 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 而徽州宗 族“千年之冢，不动一 ？g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 [1] 卷 11，《泛叶寄》， 872。
本文拟从徽州社会系统aspects ： one and got involvd in lawsuits ， which signifies that the三要素良性循环的大视野出发，探讨徽州士绅为什么能担当起乡村自治的领导力量？士绅如何在乡村日常生活中行使其文化权力？当乡村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时，士绅是如何应对的？、数量庞大的正途与异途士绅在徽州区域社会三要素的良性互动中，徽商投资教育、培养子弟业儒入仕，是他们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
[2] 汪道昆曾精辟地指出徽州贾儒互动的关系：“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
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
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
” [3]1146 士商互动造成了庞大的士绅队伍。
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的题名榜，有清一代，歙县本籍、寄籍之取得科第者有进士296人，其中大学士4 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 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即一甲二名2 人，武榜眼1 人，探花即一甲三名8 人，传胪即二甲一名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举人约近千人。
[4] 卷11，348-353徽州六邑，正途士绅的数量当更为庞大。
吴建华曾经做过苏州与徽州进士数量的比较研究。
据他统计，明清徽州六县的进士共652名，其中明代405名，清代247名。
这个数量未计入寄籍者。
苏州在明清两代拥有进士1779 名，其中明代1016 名，清代763名。
在进士的绝对数量上，徽州因人口少，是落后于苏州的，但是如果从进士与区域人口的比重来看，苏州的科举是全国的最高水平，徽州的科举水准，从进士与人口的相对数量上来说大体接近于苏州。
[5] 这是十分了不起的。
徽州士绅有着显著的士商融通的特征。
一般以科举进入仕途者往往有着商人家庭的背景。
据记载，新安理学创始人朱熹“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资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歙）郡城之半，因号‘半州'” （许承尧《西干志?祝外大父祝公遗事》）[6]481 。
明代相国许国“父本苏州贾，有阴德，故相国爰与巨富联姻，如女嫁休邑余村程爵子，固百万也” （吴吉祜《丰南志?吴慕庵五十序》）[6]484 。
明清间反清志士金声，“徽州休宁人。
随父商武昌，以嘉鱼籍中天启甲子乡试。
崇祯元年戊辰，成进士，选庶吉士”（邵廷采《东南纪事》卷4）[6]488 。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万历年间，随着徽商势力的崛起，在杭州的徽商取得了在经商地以商籍参加科考的权利，“明万历三十三年，歙人吴宪请立商学，巡盐御史叶永盛题奏：徽商行销浙引，许令现行盐人，并具嫡派子弟附试杭州，例由两浙驿传盐法道取送学院，岁科两试，各拔取新生五十名，内拨入杭州府学二十名，仁和钱塘两学各十五名。
具载《两渐盐法志》及《学政全书》” （吴吉祜《丰南志》第 10 册） [6] 485。
商籍之设极大方便了商人子弟，这个制度一 庞大的正途士绅队伍，还造成了更为庞大的异途士绅队伍。
世纪以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现了士商合流的趋势，一个 绅商阶层开始兴起。
与此同时，徽商执中国商界牛耳数百年，众 多的徽商凭籍雄厚的财力， 通过捐纳而获得功名， 造成一个数量 大的“异途”士绅群体。
绅商贾而好儒，或是兼有功名，或是有 较高学识，或是与皇室官宦关系密切。
万历《歙志 ?赀级九》载： 吾乡之郎而赀者一也。
乃其以资而郎者则亦有不同焉：具有 才? ，不得志于正途，思奋一长以表见者上也；家尚阜殷，可优 悠以自逸，勉徼一命以荣亲者次也；赀已澌尽，将困乏之难支， 用贾三倍以取偿者， 斯为下矣。
以上三者，皆有其人，无可悉稽。
” 异途士绅与正途士绅， 同样活跃在徽州基层社会， 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的数量更大， 财富更为丰厚， 对家族与家乡的贡献更为巨大。
根据《歙志 ?赀级九》所分类别，我们对异途士绅分类加以考察。
康熙、乾隆年间的吴 ?就是一位“郎而赀者”。
据载，吴 ?的祖父“治鹾汉皋”， 他“分任其事”协助商业， 并“以附贡生循例捐候选道，加四级，诰授资政大夫”。
吴 ?后来在两淮经理盐业，“翠华南巡，承办文房差务，恩加顶戴一级，复邀荷包、 银锭、貂皮、文绮、藏香、克食之赐。
丁丑，翠华再莅，又蒙恩 加一级。
壬午，复蒙赐宴天宁寺，盖异数也。
癸巳，以输饷议叙蒙恩加六级。
府君每荷宸光，辄率不孝（吴绍 ？樱「韧？阙谢恩， 勉以读书报国”。
后吴绍唔读书“成进士，蒙恩授武英殿总校 官”（吴吉祜《丰南志》第 5 册）[5] 383 。
直延续到清季废科举。
三要素的良性互动，不仅造成了16资而郎者”分为上中下三等。
上等者“具有才?，不得志于正途，思奋一长以表见者上也”。
这类的徽商数量甚多。
例如休宁率东程氏家谱》载，洪武永乐间人程成一“连举未第，退事于商，获利倍万，增创田粮三百余石，屋宇火毁，革故鼎新，数倍过旧永乐二十年以人才赴京，除唐山二尹，为政以德，民咸感之。
上司旌异，保升经历。
”又如，明代休宁商汪起前，公仅十龄，值家中落，安人命仲下帷，属公偕季挟箧游湖海间……竟以赀雄闾右……公念赠公（父）早背，丈夫不以儒成名，逐逐泉刀之末，未能以泽及民，乃通籍主幕。
莱州豪有力为奸，绳以法……公故恬谈寡营，迨移襄阳幕，遂返初衣”（《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参军麟英公行状》）[6]380381 。
再如康熙、乾隆间歙商江登云，“十六岁从兄客鄱阳。
予族多治禺?k 业，时勉亭公司饶埠鹾务，深器公之才识，尽假手焉。
公意殊不自得，尝语人曰：‘丈夫志功名为国家作梁栋材，否亦宜效毫末用，宁郁郁侪偶中相征逐以终老耶！’……公入武庠，丁卯领乡荐，连第进士，膺殿廷选，侍直禁卫，恭慎称职公自甲午迄丙申，三膺朝命，署南赣都督”（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 《清覃又如，康熙、乾隆间歙商许蘧园“初试陶朱策，拥多财，辄以利济并为，三党亲族赖以沾溉。
而先生俯视持筹取盈，第偶然借径，非其好也。
壮岁通籍部曹，综理周详，出人意表，如太阿出匣，光不能掩。
既秩满出守楚邦，旋镇抚四郡，再摄大观察，秦镜高悬，庭无滞狱，楚人惊以为神”（《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恩累晋武功大夫袁临时将署南赣总兵官登云公原传》）[6]384 。
10《蘧园许君六十寿序》）[6]385 。
中等之“资而郎者”，即“家尚阜殷，可优悠以自逸，勉徼一命以荣亲者次也”。
这更为普遍。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载有明天启间休宁商汪起英为其父汪应亨纳赀求得的《京兆应亨公暨金安人敕命》，其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尔汪应亨乃南京应天府通判起英之父。
大隐隐市，良贾贾仁，雅有儒风，惟尔少工儒业，绝无利习，惟尔原薄利谋，急人急，以能周人，用归如流水……兹特赠尔为承德郎，南方应天府通判。
”康熙《休宁县志》卷6《人物?孝友》载有徽商汪楫因捐输，“受特恩，以词臣加一级服册封琉球。
时蕃（其父徽商汪汝蕃）届八十，琉球君臣制诗文为寿，远近荣焉”的故事。
在地方志、族谱中“勉徼一命以荣亲者”的事例俯拾皆是。
下等之“资而郎者”，“赀已澌尽，将困乏之难支，用贾三倍以取偿者”。
虽然在为亲者讳的方志、族谱中难以见到下等者的事例，但是在文集、笔记、野史中却也不乏其例。
如《万历野获编》卷6 载有“自纳银助大工，特授中书舍人，直武英殿”的徽商程守训，“首建矿税之议”，投靠太监陈增，“认为侄婿”，不可一世，“旋于徽州起大第，建牌坊，揭黄旗于黄竿曰：‘帝心简在'。
又扁其堂为‘咸有一德'。
”程守训勾结陈增搜括天商人，据其家奴告发说：“守训有金四十余万，他珍宝瑰异无算，度畜龙凤僭逆之衣，将谋不轨。
”最后，程守训虽被“捕送京师治罪，及追所首多赃。
”但“故税流毒，宇内已无尺寸净地”。
虽说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徽商中为富不仁的也不在少为势利，观其形容，不啻以官长自居。
言之令人痛恨”(吴址祥数。
“近来业典当者最多徽人。
其掌柜者，则谓之朝奉。
若辈最此中人语》卷3 《张先生》) [6] 291 。
士绅中能做官的人并不多，“以赀通籍”的异途士绅为官者更少。
所以，大量的正途与异途士绅并未进入仕途，这就使徽州乡居士绅的数量众多。
这些乡居的正、异途士绅享有徭役和部分赋税优免、法律豁免等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