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稷下学风

论稷下学风

周立升王德敏

稷下学宫的设立，在我国先秦文化史上的确是一个创举。它不仅兼有学府，研究院和统治者的智囊团等多方面特点，为中华学术文化思想全方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学宫中逐步形成的学术风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稷下学风的特点，分析其精华和糟粕，研究其产生的根源和影响，是总结我国文化遗产的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授业弟子，著书立说，使学术专业化

学风问题不仅是所谓的为学之道，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种时代精神。

殷周时期的文化教育是“学在官府”，奴隶主贵族垄断着一切文献典籍和传授知识的特权。当时的辟雍、泮宫(一名学宫)和庠序学校，都是为贵胄子弟设立的。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扫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当时“学”的内容，武则“射御”，文则“礼乐”。根本谈不到什么独立的学术研究。春秋末叶，特别是战国以来，随着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官学渐废，私学日兴，私人著述和讲学之风便陆续出现。老子首创道家的理论体系。孔子首办私学，开始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但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否定了一切具体学问，孔子则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诩，把教育的内容基本限制在周礼的范围内，认为视、听，言、动都要遵循周礼。这样一来，那些所谓的学问知识也便成了政治、道德的附庸了；老、孔都未能打破官学旧学风的藩篱。

稷下之学则不同。它在齐国执政者的扶持下，自觉地打破了旧“官学”的传统，使学术研究从“官府”之中解放出来。逐渐独立化和专业化，特别是学者们都树立了学术上的创新意识，墨守周代官学之风为之一扫。

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大都是来自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即“士”。这些先生们在学宫中，是以讲学和著述来培养其从学弟子的。各学派的先生均有自己的一班弟子。如淳于髡曾率领其弟子进说邹忌（见《史记·孟荀列传》），田骈有“徒百人”（见《战国策·齐策》四)；孟轲“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可谓洋洋大观，儿说的弟子曾为宋元王解闭（见《吕氏春秋·君守》篇），在稷下“最为老师”，并曾“三为祭酒”的荀况，其弟子自然亦不在少数。其它如慎到宋鈃，环渊、接子、季真等，大致也不会例外。各派的学者们，正是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培养其弟子们的思考和论辩能力的，这是稷下之学与一般学塾，与后世独尊儒术的太学、国子监皆大不相同的独到之处。因此，稷下学官首先是个学府而不是官府。在那里，学术活动获得了“不治而议”的独立性，就是说学术研究不受行政干涉，齐国的学术政策自觉地不以行政权力干涉学术，让学者“不治而议”，认为对的就采取，实行；认为不对亦听其自然，让学者们自己去争论。

对这种情况，当时有人很不理解，如孟子的学生就问孟子：读书人不工作、吃白饭，可以吗？孟子便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以及产品交换为例，讲了一番社会分工的道理，然后说，研究学术、培养人材，也是一种工作。他们有功绩，也不是白给饭吃。(见《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思想，是促使稷下之学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因为学士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荀列传》)，就看谁的理论能够说服“世主”。当然这只靠那“述而不作”是不行了。因此，独立思考，深入研究，破旧论，立新说，标新立异，便蔚然成

风。有的破除了对经书的迷信，如孟子就破除了对《尚书》的迷信，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指出《武成》仁者无敌和“血流漂杵”的逻辑矛盾(《孟子·尽心》下)；有的推倒了帝王的权威，如田巴“毁五帝，罪三王，服五霸”(《史记·正义》引《鲁仲连子》)；有的破除了对天命的信仰，如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戡天”思想，有的举起了反目的论的旗帜，如季真主张“莫为”等等。学术研究的内容也冲破了“礼、乐、射、御”的描框框，扩大到了自然观、认识观、历史观、逻辑学、人性论以及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各个方面。各派学者所写成的作品，犹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仅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计有：

宋鈃：《宋子》十八篇，班固自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尹文：《尹文子》一篇，班固自注：“说齐宣王，先公孙龙。”颜师古注云：“刘向云与宋鈃俱游稷下。”

慎到；《慎子》四十二篇，班固自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环渊；《蜎子》十三篇。班固自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

田骈：《田子》二十五篇。班固自注：“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接子：《捷子》二篇，班固自注：“齐人。”

邹衍，《邹子》四十九篇。班固自注：“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另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颜师古注云：“亦邹衍所说。”

邹奭：《邹奭子》十二篇。班固自注：“齐人，号曰雕龙奭。”

鲁连：《鲁仲连子》十四篇。

其他如《黄帝四经》、太公《六韬》，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兵法》等也应是稷下学者所著。

此外，《管子》一书，可能是部分稷下先生的论文集（参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晏子春秋》可能是淳于髡整理编辑而成；《王度记》亦为稷下先生所作，但不一定是淳于髡，因其思想与淳于先生相抵牾；《司马兵法》据《史记·司马穰苴传》云：“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司马穰苴兵法》。”此所谓“大夫追论”可能就是指的“赐为上大夫”或“列大夫”的稷下先生们，再有春秋时的齐国官书《考工记》，可能也是经过稷下先生的整理而流传下来的（参见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于孟轲、荀况之论著现仍传世，此处就不评论了，只是指一点，即孟、荀著作中哪些篇章是在稷下所作，还得下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工夫，不能贸然言之。

总之，在稷下学宫中，专门化的学术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形成了齐之稷下的百家之学。

二、学派独立，百家争鸣，开一代新风

在稷下，各家各派的学者们云集一起，互相切磋、批评、自由争辩，或讲学，或著书，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论证不同的学说主张，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从文献记载来看，在稷下的确是出现了百家之学。过去，人们称它为稷下学派。看来这种称谓是极不确切的。一些著名的人物，譬如彭蒙，田骈、宋鈃、尹文、环渊、接子等属道家学派，孟轲、荀况，鲁连等属儒家，儿说、貌辩(有人认为此人即儿说)、颜歜、田巴等属名家，邹衍、邹奭等属阴阳家，淳于髡及一批稷下先生属法家或称齐法家，慎到，赵人，亦为法家。《晏子春秋》接近墨家，另外还有农家，兵家、方技家、纵横家等等。在稷下还孕育了“因阴阳之大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