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文化：一脉相承的四川文化传统

蜀文化：一脉相承的四川文化传统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应该用什么文化内涵来概括这一传统呢？“巴蜀文化”的说法，曾经风靡一时，最为普及流行。然而，近十多年来才被人们认识的“蜀文化”概念，极可能改变这一传统看法。本文从考古文化、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蜀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在四川文化史上的地位作一番考察。

一、考古文化上的蜀文化

“蜀文化”的概念，虽然早在50年代就曾被老一辈的史学家提到过，但从考古学上较为系统地论述蜀文化，则是最近十多年的事。蜀文化作为一种考古文化，比巴蜀文化要晚一些才被人们发现。可以说，人们正是通过探讨巴蜀文化才接触到蜀文化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蜀文化是人们认识蜀文化的先导。

众所周知，“巴蜀文化”的命名，是从抗日战争时期成都附近出土的所谓“巴蜀铜器”引起，而由卫聚贤在一篇题为《巴蜀文化》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此后，凡是四川出土的古代器物而带地方特色者，均以“巴蜀文化”称之。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的“巴蜀文化”概念的来历。

巴蜀文化虽是考古学上的命题，但提出命名的那个时代，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它还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考古文化。使巴蜀文化变成一种科学的考古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1973年，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根据四川出土文物的实际，并从考古器类学的角度，对巴蜀文化的考古学性质作了精辟的归纳。他指出：“现在四川所发现的原始社会的遗物，尚未有能与巴、蜀相连者，所以我们以考古学上所称的巴蜀文化，仅是一种青铜时期的文化。”80年代以来四川考古工作的巨大收获之一，是初步建立起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序列。根据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四五十年代人们所讲的巴蜀文化，时代大致限于春秋战国。现在所讲的巴蜀文化，下限应定在西汉前期。“到汉武帝以后，统一的汉文化占了主要地位，巴蜀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基本结束了。”

既然考古学上所讲的巴蜀文化，在实地发掘中只能被证明，仅仅是存在于东周以至西汉前期的一种地方文化，而在“四川所发现的原始社会的遗物，尚未有能与巴、蜀相连者”，那么，这种地方文化又源于何方？是四川本土创造的，还

是外来的？由于缺乏地下出土文物作证，特别是没有发现典型的文化遗址，以致有人认为“西周以前川西平原根本没有蜀文化”，甚至断言“蜀文化是西周以后从汉水流域入川的”。直到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及与其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分布于成都平原的数十处古遗址（著名的如新繁水观音、成都十二桥、抚琴小区、指挥街、岷山饭店等遗址）的发现，再加上1995—1996年，在成都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郫县三道堰、崇州双河发现的五座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便为上溯四川文化的渊源——蜀文化带来了希望。

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分析，人们终于认识到：蜀文化不仅是一种只存在于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较之于东周时代才出现的巴蜀文化，它更是一种年代久远、源远流长的古文化。为了把它与巴蜀文化相区别，学者们专门赋予它以“古蜀文化”、“早期蜀文化”，或“早蜀文化”、“先蜀文化”等称号。如果把这种蜀文化依照其产生形成的顺序，而不是按发现先后来表述，其发展过程和内涵特征可简要概述如下：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先在成都市新津县宝墩村发现的这处遗址的文化内涵独特，有别于同一时期周邻地区的古文化，故命名为考古学上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当时，作为一种具有明显功能标志的聚落形态——域，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在黄河、长江流域拔地兴起。伴随着城的出现和发展，文明开始孕育成长诞生。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三星堆遗址同时还显示了进入文明社会后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根据发掘出来的城墙、类似宫殿的房址设施，大量精美的陶酒器、工艺陶塑、大量的玉石礼器，以及青铜“神像”、“神树”和金手杖等器物和图案，有学者推测三星堆遗址，可能是早期的蜀都，是三千多年前蜀国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的中心。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为人们认识蜀文化打开了大门，而且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

了新的证据。

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面貌，是属于同一蜀文化系统的考古文化。宝墩文化的演进脉络表明，紧随宝墩古城之后的遗址，依次是：芒城、郫县古城和鱼凫古城，而在鱼凫村遗址的最晚阶段，已经出现三星堆文化的因素。这样，三星堆文化便和同一时期存在的宝墩文化互相衔接起来了。成都市内十二桥等遗物，也是具有蜀文化特征的典型。它们在文化面貌上互有叠合、承继并各有侧重，又勾勒出成都市商周时期文化发展的轮廓。

近十多年来成都平原多次考古发现，揭开了长期笼罩在蜀文化上的神秘面纱。蜀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曾经笔录过一则流传下来的关于四川历史文化起源的传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历夏、商、周。”在近代疑古思潮中，这类传说曾被视为“无稽之谈”而受到抨击。现在，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蜀文化经历过夏、商、周的客观存在，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最新见证又不断涌现出来，那么，把四川文化源头的蜀文化的起源时间，再大胆地向前推进一步，应该是很有希望的。所以，现在已有学者预言：“蜀文化很可能会起源于五千年以前，甚至‘肇于人皇’，殊未可知。”

二、地域文化上的蜀文化

近十多年来发现的典型蜀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大多集中在成都平原。其中尤以广汉、成都这两座并存的“双子星座”式的商大巨大城邑最为瞩目。它进一步证明成都平原不仅是古蜀文化区的中心，更是长江文明、也是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在四川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和它在古代所拥有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分不开的。古蜀文化区的生态环境和地理位置究竟怎样？它如何适合初期文明的发生？对蜀文化特质的形成有何影响？林向先生对这些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今摘要介绍他列举的四条依据如下：

（一）这里物质丰裕，水源充足，气候宜人，为古代各种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劳动生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是十分适合从事种植、饲养、渔猎、采集等多种生产活动的区域。他并推论说，《山海经·海内经》所记录的古代“冬夏播种，鸾凤歌舞，百兽群居”的一方乐土——“广都之野”，便是成都平原。因为，“先秦时期要做到冬夏播种，冬草不死，只有四川盆地才有可能，广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