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一次北大演讲
中外100名人谈佛教(二)
39、张澄基（1920—1988，旅美博士、佛教居士）：
佛教经典《华严经》“其广大精微实非人智及语言所能尽其万一。读《华严》而小古今中外一切宗教.哲学,盖烛火荧光于佛日之下皆隐没其形矣!读《华严》而小古今中外一切宗教.哲学,盖烛火荧光于佛日之下皆隐没其形矣!读《华严》始知佛法之伟大及究竟处，盖宗教之极致必须如此也。”
43、季羡林（当代国学大师、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
我接触到佛教研究，经有50年历史了。不管我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
“ 不知道”的对立面，就是“知道”。知道了，就是“大觉”，就是“佛”。
我在台湾的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等佛教胜地，看到很多早已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年轻女子，接受剃度，欢天喜地地在那里工作，又以自己皎然无私的高贵心境感染苦恼的众生。当然，这样做的男性青年就更多了。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巨大自然灾害，第一批到达的救助者总是他们。连我们这里多次急需的骨髓捐赠，都是由他们完成的。总之，这是我们这里的议论者们完全陌生的天地，却还偏要议论。
Hale Waihona Puke 40、尤智表（哈佛大学毕业，浙江大学教授、科学家）：
佛教不但不是迷信，而且是破除迷信最彻底的学理，佛教不是神道设教，不是精神痛苦时的麻醉剂，乃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处世接物的实用之学，佛教是理智的，平等的，自由的，客观的，彻底的，具体的，积极的，入世的，实用的宗教。
科学愈昌明，佛教的教义愈发扬光大。近年来世界各地佛教的日渐兴盛，实与科学之进步成正比，即如我国近年来佛教徒中，就有不少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这是因为佛法的理论，都能透过科学的考验，故凡对于科学造诣愈深者，愈能解释佛经中素不能解的真义，知佛教中一切事相，在常人视为迷信者，都有其健全而坚强的理论基础。
杨振宁北京大学演讲
杨振宁北京大学演讲杨振宁北京大学演讲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这么多的台湾同学见面，这个大礼堂我曾经参观过，但还从来没有在台上或者台下参加节目，今天是第一次。
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一共在合肥住了6年。
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现场投影），坐在妈妈的膝头上。
那时我父亲刚刚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学），要到美国留学，在离开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人照的一张相，就在我们家住的院子里。
我父亲穿着长袍马褂。
我叔叔抱着我，我左边的是堂哥哥，右边的是堂姐姐，照这张相寄给我父亲。
到4岁时，我和我妈妈在一个照相馆里照的，穿的也是长袍马褂。
1928年，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厦门担任数学系教授。
所以我在厦门住了一年。
在那个时候，合肥非常闭塞，没有电，比如说晚上就点煤油灯。
我到厦门第一次看见电灯。
在合肥时，没有见过杨梅，也没见过菠萝，那些都是我到了厦门才见到的，可以说从19世纪进入了20世纪。
这是我们在厦门照的相片，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已经改穿西装洋服了。
1929年夏天的时候，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我们一家就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住在清华园里。
所以1929到1937年这8年时间，我是在清华园里成长。
那8年的幼年生活是非常美丽的，一切都是我非常怀念的。
清华大学里有一个小学，清华大学那个时候虽然很小，也有50个教职员子弟，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小学。
这个照片（现场投影）里站在门口的两位是我的弟弟。
这个房子现在还在，不过已经不做小学用了。
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差不多有1000个学生，另外在清华园的南部盖了房子。
这是我初中时在家里边照的相片，小学是在清华园里，中学是在北京的崇德。
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家。
这是一个周末，我们在清华园住的房子里的院子住的。
1933年到1937年这几年念初中，这是当时初中的大楼，我是住校的。
那个学校一共有300个学生，其中不到100人是中小。
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北京时第31中学，那个时候叫崇德中学。
这是我前几年回到母校参观时在大门口照的一张照片。
杨振林在国家天文台的演讲内容.doc
杨振林在国家天文台的演讲内容演讲，也是学术及交流的一种方式，在物理学界，杨振林先生可以说是声望很高了，下面来说说杨振林在国家天文台的演讲内容，一起来看看。
今年，我台邀请到杨振宁先生来台里做报告。
杨先生是当前活着的物理学家中最为杰出者之一，而且他已95岁高龄，他的这次报告实为我台学术演讲上空前之盛事。
由于想来参加的人非常多而场地有限，台里只好发入场券，真是一票难求。
好在即使不在场的人也可以看网络直播。
我自己此前听过两次杨先生的报告，一次在清华大学，一次在中科院物理所，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因此这次也早在进入会场，选了一个靠前的座位。
下午4时，杨振宁先生准时来到天文台，走上讲台。
报告由陈建生院士主持。
杨先生做了题为麦克斯韦方程和规范理论起源的演讲。
杨先生在报告中回顾了规范理论的发展历史，既有他对这段历史文献资料仔细研究得出的结论，又有他自己和米尔斯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历史过程。
杨先生首先回顾了电磁理论早期的发展历史。
最早，数学很强的安培给出的磁力与电流的关系是基于超距作用的概念。
法拉第不懂数学，但他首先通过实验研究拒绝了超距作用的观念，并提出了一个模糊的几何概念：electro-tonic state, 但未能给出精确的定义。
麦克斯韦23岁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决心研究电学理论。
仅仅2年后，他就写出了他经典的3篇电磁学论文中的第1篇。
在这一篇论文里，受到汤姆森论文的启发，麦克斯韦写出了磁场强度等于矢量势的旋度的公式：H=▽×A，这里的A现在称为矢量势，就是法拉第的electro-tonic state。
杨先生特别指出，尽管一般科学史家往往把麦克斯韦在第2篇论文中发现位移电流作为其最大贡献，但实际上写出这一公式也是麦氏的重大贡献。
杨先生也饶有兴趣地讨论了麦氏受旋涡理论启示发现位移电流的过程，但表示今天我们已很难完全理解麦氏当时的思路了，他自己曾几次仔细研究麦氏的推理过程也未能成功。
麦克斯韦终其一生都用矢量势A表述他的方程，但由于A不是直接可观测量，因此麦氏之后的海维赛、赫兹等人都不喜欢这一点，他们致力于在电磁场方程中消除A而仅使用电磁场强度E和H，但今天我们知道，由于量子力学Aharonov-Bohm 效应，A实际上有基本的意义，是不能被消除的。
杨振宁百岁诞辰个人演讲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百岁诞辰个人演讲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齐聚在这里，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祝福。
杨振宁先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他为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且为新一代科学家树立了榜样。
他的成就不能简单地用字面上的荣誉和奖项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坚持。
杨振宁先生的科学成就令人惊叹。
他在物理学领域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理论物理学方面。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了从基本粒子到宇宙学的广泛范围，他的工作不仅仅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杨振宁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他秉持着“教育就是培养人”的理念，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家。
他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科学家和人才。
他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地为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杨振宁先生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和付出，但他从未放弃对科学的追求。
他坚信，科学是人类进步的灯塔，是我们解决问题、探索未知的最强大武器。
正是他的坚守和毅力，使得他在科学理论的探索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杨振宁先生说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先生，您的百岁诞辰是我们对您的致敬和感激。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继续传承您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追求卓越、勇攀高峰。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杨振宁先生生日快乐！祝愿他健康长寿，继续为科学事业做出杰出贡献！愿他的辛勤耕耘、科学精神能够激励更多的人，让我们共同追逐科学的光芒！谢谢大家！。
杨振宁南京大学讲话
杨振宁讲述了一个创业的故事。
杨振宁说，张博士在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上世纪90年代，张博士和罗博士要创建一个小药厂。
“我记得他们第一次跟我
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考虑得不是很清楚。
因为国际上动不动就几百亿美金的融资，而两人跟大药房没法竞争。
但是他们后来做成了。
”
杨振宁说，两位博士的创业精神值得在场年轻人学习。
“创业是很困难的，我觉得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参与伙伴，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所以就蒸蒸日上了。
”杨振宁还说，大约在六七年前，两位博士选择在南京二桥附近建设新厂房。
“我想他们的公司将来肯定跟南京有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
杨振宁说，他讲这个故事，是想告诉年轻的学子们，“创业是很困难的，要有胆量，有智慧，要知道找什么人要钱，找什么人去帮忙，找对了人，找对了方向后，是有可能创业成功的。
”。
杨振宁的传奇人生励志故事
杨振宁的传奇人生励志故事杨振宁，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他的身上发生了很多励志的故事。
小编为大家力荐了杨振宁的励志人生故事，给大家作为参考，欢迎阅读！杨振宁的励志故事篇1:我将来要拿诺贝尔奖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
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
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
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
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
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
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
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
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
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
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
开讲啦杨振宁莫言范曾演讲稿：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开讲啦杨振宁莫言范曾演讲稿：科学与文学的对话范曾：杨先生，今天非常高兴，您和莫言兄来到北大，我记得我看过一些很普及的读物，就是科学的。
霍金的《宇宙简史》，《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我大概能看懂十分之二。
凡是公式的部分全看不懂，可是看了这个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您认识他，而且您对他的评价很高，可是他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
杨振宁：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讲起这个诺贝尔奖，我要问莫言一个问题。
你跟我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们的出身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个农民的儿子，我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
你走了文学的路，我走了科学的路。
我们两个人走上了斯德哥尔摩获奖的这个台上。
可是我走上奖台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我的感受跟一个美国的诺贝尔学奖获得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要问莫言，你去年在斯德哥尔摩获奖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感受，你这个得奖跟一个英国人在那得奖或者一个法国人在那得奖是不一样的。
莫言：我觉得跟任何人都不一样，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次颁给中国籍的作家，尤其是关于文学奖在中国的几十年来一直是个热点的问题，我是深受其扰，在没得奖之前，每年到了九月份十月份，就会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一会说你今年怎么样，一会又说你认为谁能得谁不得，后来就干脆这段时间不接电话，不回答。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得奖者已经变成一个被众人所研究的科学对象了。
他已经不是个人了。
所以领奖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不是一个领奖者，不是一个被观察者，而变成了一个观察者。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在看国王、看王后，看国王后面那两个漂亮的女儿。
当然我也看台下，看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
所以也有人问我，你在领奖的时候，从国王手里面接到这个奖牌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没有？没有想到，都是在观察。
范曾：我想问杨教授，你曾经说过，科学家从来都不能发明，他只是在不断发现。
我想问莫言兄，您是在发明创造，还是有另一种途径？莫言：我想文学创作和科学发现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
文学家关注的是人，科学家关注的是物；文学家探讨的是人类的情感，科学家关注的可能是物质的原理。
如果没有这三位校长，清华北大复旦难称一流
如果没有这三位校长，清华北大复旦难称一流百年中国，如果没有清华北大复旦，无疑将如万古长夜。
清华北大复旦，如果没有灯塔的引领，今天必定已经泯然众人。
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在烽火连天的漫漫长夜，他们渡江蹈海，南渡北归，用光和热，照亮山河。
他们建造了中国最宏伟的殿堂，接续了中国最宝贵的文脉，也教育出中国最出色的大师。
及至今天，他们呐喊渐弱，但仍有余音，袅袅里依稀是千年前范仲淹的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们是谁？先生何在？盗火者马相伯1840年，英国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这一年，江苏镇江丹阳，一个男孩出生。
信奉天主教的父母为襁褓中的婴儿做了天主教洗礼，这个小教徒就是马相伯。
马相伯从小就非常聪慧。
11岁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私塾的学习，决定要去刚开埠不久的上海求学。
200多公里的距离，马相伯徒步了11天，生生走到了上海。
他这一走，一位学贯中西的大人物，便走进了历史。
到上海后，马相伯入读法国耶稣会的徐汇公学（今上海徐汇中学）。
十几年后，他熟练掌握了英文、拉丁文、法文、希腊语、日文等7门外语，研究国学、西方哲学神学和法学，以及数理、天文等学科。
马相伯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掌握这么多门外语的人。
30岁时，他获神学博士衔，旋即出任徐汇公学校长，讲授经史子集。
但是，上帝并不能拯救苦难的中国。
1876年，巨大的饥荒袭击了中国北方，史称“丁戊奇荒”。
当时英国外交报告记载：“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的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
”灾区成为人间地狱，人们甚至易子而食。
马相伯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
他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他要为中国富强另寻他路。
就像他11岁走出家门投奔上海一样，这一次，他要走上的政治和外交舞台，是一个更大但也更凶险的舞台。
他的弟弟马建忠是重臣李鸿章的左膀右臂，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家，今天的韩国国旗就是根据他的意见设计的。
经过弟弟介绍，马相伯投在李鸿章门下。
励志演讲 跌倒了再爬起来
创业人生、追逐梦想---于北师大珠海分校人生总不能错过自己能交到好朋友的机会，很多同学放弃了休息的机会，很多同学来是想看看我长的什么样的，所以我现在感觉像个动物在展览一样，好不夸张的说，我们同学是在中国最美丽的校园之一度过自己的四年时光，去年我曾经在这个校园里面，在月光底下，漫步了两个多小时，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美丽的校园中间，我们要做到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四年的大学生活必须度过的美丽，第二，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人生制定一条美丽的道路。
美丽的校园必须要有美丽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你的生活态度。
进了大学之后与中学不一样的地方会很多，中学的时候我们都是以自己成绩的优秀作为成功的标准，常常以自己排在班里的第几名作为尊严的标准，进入大学之后，首先这两条就必须要改掉，首先，成绩的优秀与否与你的人生几乎没有太多的关系了。
（鼓掌的肯定是不及格的）我说你的成绩与你的人生没有太多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学习，而是说你现在是追逐成绩还是追逐一种人生态度，追逐一种人生态度比你的成绩要更加重要。
那么什么态度呢，就是当你面对一辈子的时候，你自己要建立一种什么信心，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对生活你会采取什么态度，比如说，生活中你开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当你是生活中遇到不开心的时候呢，比如说同学把你骂了一顿，谁又把你打了一顿，通常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有的人在你的背后说你的坏话，考试成绩不及格，与男朋友失恋了。
或者是，谈的女朋友失恋了，这个世界上总会出现男的爱女的，女的爱男的，男的爱男的，女的爱女的（笑声），你不开心了，像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容易随着生活而改变，高兴的时候感觉生活很美好，受了挫折时候呢就说这个世界没法活了。
正因为这样，中国每年有一两千人因为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其实你不想活了其实没关系，你没了这个世界照样在运转，关键是你生出来了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未来生活中我们面临所有这些挫折，你到底有一种固定的人生态度，有了固定的人生态度你才会走好，为什么，因为固定的人生态度相当于你生命中的航标灯，引领着你永远不会碰到礁石。
部编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第1课《邓稼先》杨振宁简介
杨振宁简介杨振宁（1922-- ），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生于安徽省合肥。
因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著作有《选集与后记》《读书教学四十年》等。
一、生平经历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7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
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
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
杨振宁在5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
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
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
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
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
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
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清华大学的研究院。
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
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
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
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
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
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杨振宁事迹（最新）
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杨振宁事迹（最新）感动中国,茫茫人海，总有人会给世界带来长叹、带来愤慨，也总有人让世界温暖着、美好着。
感动的力量，让我们面对茫茫人海仍然相信，仍然热爱。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杨振宁事迹，欢迎阅读!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杨振宁事迹1杨振宁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致辞：“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诚哉斯言，杨振宁的一生奉献在两国建交和科学研究中，乐得其所。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夏，杨振宁回中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
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作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振宁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1971年上半年，杨振宁参加保钓运动。
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1971年甫一回美，即应“保钓”学生的邀请，穿梭在全美各高校演讲，以所见中国不屈不挠之精神示于学生，感染了一批热血青年立下报国之念。
他在保钓学生中发表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轰动异常。
演讲材料讲话稿——杨振宁
讲话稿——杨振宁同学们，早上好，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先生，1922年出生在安徽合肥，16岁时以高二学生身份考入西南联大，最后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赢得奖学金，赴芝加哥大学留学，哲学博士，之后进入奥本海默主持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从此，开启了个人的物理时代。
1957年，以华人身份获得诺贝尔奖。
在物理学的4个领域拥有13项世界级贡献，被认为是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的第三位物理全才。
六十年来，有七项诺贝尔奖是颁给找到了杨振宁理论所预测的粒子的科学家。
2000年，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之一《自然》杂志评选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共20人，杨振宁是唯一一个在世的物理学家，其他的人包括牛顿，爱因斯坦，薛定谔，麦克斯韦，波尔，海森堡。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的交流一度断绝。
1971年，杨振宁先生成为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
之后，，他频繁地为国出力，参加保钓行动，参加“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建议设立中科大，变卖美国房产，成立基金会资助中国的教育科研。
1997年，他出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募集资金一千多万美金，不仅建立先进的物理实验室，更是聘请到了全球计算机研究的权威，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使得该研究院不仅在物理学领域，更是在计算机领域也取得世界领先研究成果。
义务参与建设了中国六十多个一流的物理实验室，开展诸多免费讲座交流和实验指导。
1999年，香港回归，杨振宁先生将自己1944年以来发表的文章、信札、手稿、著作乃至诺贝尔奖章，全部捐赠香港中文大学。
同时，他在两岸的不少大学都设立奖学金，希望能为寒门学子读书助一臂之力。
有人说，他是晚年回国享福，暂不说，中国的医疗水平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单是薪资，50年代，杨先生在美国的年薪就是50万美金，几十年后的今天，清华也只能以13万美金的年薪聘请他，而他还全部捐献国家。
所以，名利根本不是这位顶级科学家的追求。
杨振宁在昆激情演讲
《云南政协报》11月7日第7版：聆听杨振宁在昆激情演讲发表时间:08-11-12-10:04:58 浏览人数:167 发布者:wxjz11月1日下午，著名华裔物理学家、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云南师范大学礼堂进行了一场题为《物理学的诱惑》的演讲。
这是云南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庆典活动之一，也是“云南科学大讲坛”的第11讲。
记者有幸和现场的1000多名听众一起聆听了杨振宁的精彩演讲。
80后学子对杨振宁异常热情上世纪90年代，流行歌星杨钰莹走红的时候，有一次她到上海演出，杨振宁教授正好和她同机到达。
机场上有一大群的杨钰莹歌迷来追星，他们拿着鲜花等在出口，忽然听说还有人是来“接杨振宁的”，不禁诧异地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没有听说过啊？”可见在那个时候，一些年轻人竟然不知道杨振宁是谁。
然而在昨天的演讲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80后的学生对杨振宁教授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
演讲地点在云南师范大学校本部礼堂，主办方在礼堂门口和外围的两个路口设了三道岗，由武警配合公安查票，这下把不少学生挡在了外面。
主办方选择的演讲地点也是煞费苦心，校本部礼堂在校园东南角，只有两个狭窄的路口通向大道，可谓“易守难攻”。
守岗武警一丝不苟，没有票坚决不准入内。
记者赶到时，很多学生被拦在外面，他们有的翘首企盼；有的打电话找票；有的“强攻”，趁武警不注意想冲进去，但被挡了回来；有的“智取”，和守岗武警套近乎：“求求你，让我们进去吧！我们太想听了！”但武警们却铁面无私、决不放行。
一位同学拉拉记者说：“老师，您把我带进去吧！我给您钱。
”记者有心帮帮他的忙，无奈武警同志决不妥协，也就没有办法了。
直到演讲中岗哨也没有撤，记者中间出来时，还看到不少同学站在岗哨外，依然不肯离去……说实话，记者很为他们的热情感动，也为他们没能如愿以偿现场聆听演讲而感到遗憾。
但在遗憾的同时，记者心中也有一丝慰籍——毕竟，现在的年轻人对科学表现出了这么大的热情，或许不会再有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人了。
杨振宁百岁生日，我们欠他一个道歉
杨振宁百岁生日，我们欠他一个道歉作者：***来源：《记者观察》2021年第11期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曾说：“提到20世纪的物理学里程碑，我们首先想到三件事：一是相对论（爱因斯坦），二是量子力学（狄拉克），三是规范场（杨振宁）。
”可20世纪，绝大多数科学界的顶尖研究，都是普罗大众无法理解的。
更难想象杨振宁的成就早早超越了霍金，甚至能和爱因斯坦的名字放在一起。
更多人只听过，他是一位诺贝尔获奖者、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以及“老少恋”的代言人。
他给物理学建的这幢房子，远不如他的私生活容易让人高谈阔论。
但真正了解他之后，你就會知道，我们欠他一个道歉。
他真是个天才杨振宁10个月大时，父亲杨武之就去美国留学，先拿了斯坦福的学士学位，又拿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直到1928年，杨振宁6岁时他才回国。
父亲聪明的脑子遗传给了杨振宁，他4岁就认识了三千多个汉字，5岁就能把《龙文鞭影》背得滚瓜烂熟。
“振宁有不同于常人的观察力，但动手能力不行。
”杨武之对杨振宁的评价很准，20年后的物理学界，杨振宁可是出了名的“不善动手”。
但这并无大碍，杨振宁还是成为了和牛顿、麦克斯韦以及爱因斯坦一样超群绝伦的科学家。
在物理学界，比“宇宙之王”霍金的地位还高出好几级。
但由于杨振宁的理论过于高深，大多数人对他的厉害之处知之甚少。
只有亲近杨振宁的人，一说起清华园里的“杨大头”，桩桩件件，无不让人感慨——他真是个天才！1929年，杨武之受聘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
在清华园，杨振宁因为脑袋大又聪明，园子里的人都叫他“杨大头”，跟在他屁股后面玩的有好多孩子，当中就有邓稼先。
他们跟着杨振宁除了玩，还要听杨振宁“说书”。
一会儿天文，一会儿历史，一会儿地理，比学校先生讲得还精彩，连日后的哲学家熊秉明也是他的听众。
1933年，11岁的杨振宁进入北京崇德中学（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后，讲故事的手法就更高明了。
他让熊秉明画图，自己制作幻灯机，拉动连续的画，像放电影一样。
杨振宁诺贝尔奖演讲词
C H E N N I N G Y A N GThe law of parity conservation and othersymmetry laws of physicsNobel Lecture, December 11, 1957It is a pleasure and a great privilege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discuss with you the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and other symmetry laws. We shall be concerned first with the general aspects of the role of the symmetry laws in physics; second, with the development that led to the disproof of parity conservation; and last, with a discussion of some other symmetry laws which physicists have learned through experience, but which do not yet together form an integral and conceptually simple pattern. The interesting and very exciting developments since parity conservation was disproved, will be cov-ered by Dr. Lee in his lecture1.IThe existence of symmetry laws is in full accordance with our daily ex-perience. The simplest of these symmetries, the isotropy and homogeneity of space, are concepts that date back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The invariance of physical laws under a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of uni-form velocity, also known as the invariance under Galilean transformations, is a more sophisticated symmetry that was early recognized, and formed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of Newtonian mechanics. Consequences of these sym-metry principles were greatly exploited by physicists of the past centuries and gave rise to many important results. A good example in this direction is the theorem that in an isotropic solid there are only two elastic constants. Another type of consequences of the symmetry laws relates to the con-servation laws.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oday that in general a symmetry principle (or equivalently an invariance principle) generates a conservation law. For example, the invariance of physical laws under space displacement has as a consequence the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the invariance under space rotation has as a consequence the 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While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conservation laws was fully understood,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ymmetry laws seemed not to have been clearly recognized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2. (Cf. Fig. 1.)3941957C.N.Y A N GFig. 1 .With the advent of special and general relativity, the symmetry laws gained new importance.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dynamic laws of physics takes on a much more integrated and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than in classical mechanics, where logically the symmetry laws were only conse-quences of the dynamical laws that by chance possess the symmetries. Also in the relativity theories the realm of the symmetry laws was greatly en-riched to include invariances that were by no means apparent from daily experience. Their validity rather was deduced from, or was later confirmed by complicated experimentation. Let me emphasize that the conceptual sim-plicity and intrinsic beauty of the symmetries that so evolve from complex experiments are for the physicists great sources of encouragement. One learns to hope that Nature possesses an order that one may aspire to comprehend. It was, however, not until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um mechanics that the use of the symmetry principles began to permeate into the very language of physics. The quantum numbers that designate the states of a system are often identical with those that represent the symmetries of the system. It in-deed is scarcely possible to overemphasize the role played by the symmetry principles in quantum mechanics. To quote two examples: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Periodic Table is essentially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isotropy of Coulomb’s law. The existence of the antiparticles - namely the positron, the antiproton, and the antineutron - were theoretically anticipated as con-sequences of the symmetry of physical laws with respect to Lorentz trans-formations. In both cases Nature seem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mple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ymmetry laws. When one pauses to consider the elegance and the beautiful perfection of the mathematical rea-soning involved and contrast it with the complex and far-reaching physicalP A R I T Y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A N D O T H E R S Y M M E T R Y L A W S395 consequences, a deep sense of respect for the power of the symmetry laws never fails to develop.One of the symmetry principles, the symmetry between the left and the right, is as old as human civilization. The question whether Nature exhibits such symmetry was debated at length by philosophers of the pasts. Of course, in daily life, left and right are quite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Our hearts, for example, are on our left sides. The language that people use both in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 carries even a connotation that right is good and left is evil. However, the laws of physics have always shown complete symmetry between the left and the right, the asymmetry in daily life being attributed to the accidental asymmetry of the environment, or initial conditions in organic life. To illustrate the point, we mention that if there existed a mirror-image man with his heart on his right side, his internal organs reversed com-pared to ours, and in fact his body molecules, for example sugar molecules, the mirror image of ours, and if he ate the mirror image of the food that we eat, then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physics, he should function as well as we do. The law of right-left symmetry was used in classical physics, but was not of any great practical importance there. One reason for this derives from the fact that right-left symmetry is a discrete symmetry, unlike rotational sym-metry which is continuous. Whereas the continuous symmetries always lead to conservation laws in classical mechanics, a discrete symmetry does no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however,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screte and continuous symmetries disappears. The law of right-left symmetry then leads also to a conservation law: the conservation of parity. The discovery of this conservation law dates back to 1924 when Laporte4 found that energy levels in complex atom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 gestriche-ne » and « ungestrichene » types, or in more recent language, even and odd levels. In transitions between these levels during which one photon is emitted or absorbed, Laporte found that the level always changes from even to odd or vice versa. Anticipating later developments, we remark that the evenness or oddness of the levels was later referred to as the parity of the levels. Even levels are defined to have parity +1,odd levels parity -1. One also defines the photon emitted or absorbed in the usual atomic transitions to have odd parity. Laporte’s rule can then be formulated as the statement that in an atomic transition with the emission of a photon, the parity of the initial state is equal to the total parity of the final state, i.e. the product of the parities of the final atomic state and the photon emitted. In other words, parity is conserved, or unchanged, in the transition.3961957 C. N. YANGIn 1927 Wigners took the critical and profound step to prove that the empirical rule of Laporte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reflection invariance, or right-left symmetry, of the electromagnetic forces in the atom. This fun-damental idea was rapidly absorbed into the language of physics. Since right-left symmetry was unquestioned also in other interactions, the idea was fur-ther taken over into new domains as the subject matter of physics extended into nuclear reactions,puzzle develop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Before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this puzzle it is best to go a little bit into a classification of the forces that act between subatomic particles, a classification which the physicists have learned through experience to use in the last 50 years. We list the four classes of interactions below. The strength of these interactions is indicated in the column on the right.The strongest interactions are the nuclear interactions which include the forces that bind nuclei together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uclei and theP A R I T Y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A N D O T H E R S Y M M E T R Y L A W S397 this century in the β-radioactivity of nuclei, a phenomena which especially in the last 25 years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experimentally. With the discovery of decays and µ capture it was noticed independently6 by Klein, by Tiomno and Wheeler, and by Lee, Rosenbluth and me, that these interactions have roughly the same strengths as β-interactions. They are called weak interactions, and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ir rank has been con-stantly added to 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many other weak interactions responsible for the decay of the strange particles. The consistent and striking pattern of their almost uniform strength remains today one of the most tan-talizing phenomena - a topic which we shall come back to later. About the last class of forces, the gravitational forces, we need only mention that in atomic and nuclear interactions they are so weak as to be completely neg-ligible in all the observations with existing techniques.Now to return to theand τ mesons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pins and parities of the τ andmeson must have the total parity, or in other words, the product parity, of two π mesons,which is even (i.e. = +1). Similarly, the τ meson must have the total parity of three π mesons, which is odd. Actually because of the relative motion of the π mesons the argument was not as simple and unambiguous as we just discussed. To render the ar-gument conclusive and definitive it was necessary to study experimentally the momentum and angular distribution of the π mesons. Such studies were made in many laboratories, and by the spring of 1956 the accumulated ex-perimental data seemed to unambiguously indicate, along the lines of rea-soning discussed above, thatϑ and τ do not have the same parity, and con-sequently are not the same particle. This conclusion, however, was in marked contradiction with other experimental results which also became definite at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contradiction was known as the ϑ-τ puzzle and was widely discussed. To recapture the atmosphere of that time allow me to quote a paragraph concerning the conclusion that3981957C.N.Y A N Gparticle from a report entitled « Present Knowledge about the New Par-ticles » which I gave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etical Physics8 in Seattle, in September 1956.« However it will not do to jump to hasty conclusions. This is because ex-perimentally the K mesons (i.e. τ and ϑ) seem all to have the same masses and the same lifetimes. The masses are known to an accuracy of, say, from 2 to 10electron masses, or a fraction of a percent, and the lifetimes are known to an accuracy of, say, 20 percent. Since particles which have different spin and parity values, and which have strong interactions with the nucleons and pions, are not expected to have identical masses and lifetimes, one is forced to keep the question open whether the inference mentioned above that the are not the same particle is conclusive. Parenthetically, I might addthat the inference would certainly have been regarded as conclusive, and in fact more well-founded than many inferences in physics,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anomaly of mass and lifetime degeneracies. »The situation that the physicist found himself in at that time has been likened to a man in a dark room groping for an outlet. He is aware of the fact that in some direction there must be a door which would lead him out of his predicament. But in which direction?That direction turned out to lie in the faultiness of the law of parity con-servation for the weak interactions. But to uproot an accepted concept one must first demonstrate why the previous evidence in its favor were insuffi-cient. Dr. Lee and I9 examined this question in detail, and in May 1956 we ca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 Past experiments on the weak inter-actions had actually no bearing on the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B) In the strong interactions, i.e. interactions of classes 1and 2 discussed above, there were indeed many experiments that established parity conservation to a high degree of accuracy, but not to a sufficiently high degree to be able to reveal the effects of a lack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the weak interactions. The fact that parity conservation in the weak interactions was believed for so long without experimental support was very startling. But what was more startling was the prospect that a space-time symmetry law which the phys-icists have learned so well may be violated. This prospect did not appeal to us. Rather we were, so to speak, driven to it through frustration with the various other efforts at understanding theP A R I T Y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A N D O T H E R S Y M M E T R Y L A W S399 an approximate symmetry law was, however, not expected of the sym-metries related to space and time. In fact one is tempted to speculate, now that parity conservation is found to be violated in the weak interactions, whether in the description of such phenomena the usual concept of space and time is adequate. At the end of our discussion we shall have the occasion to come back to a closely related topic.Why was it so that among the multitude of experiments onThis experiment was first performed in the latter half of 1956 and finished early this year by Wu, Ambler, Hayward, Hoppes, and Hudson12. The actual experimental setup was very involved, because to eliminate disturbing out-side influences the experiment had to be done at very low temperatures. The technique of combining β-decay measurement with low temperature ap-paratus was unknown before and constituted a major difficulty which was successfully solved by these authors. To their courage and their skill, phys-icists owe the exciting and clarifying developments concerning parity con-servation in the past year.of cobalt. Very rapidly after these results were made known, many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which further demonstrated the viola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various weak interactions. In his lecturer Dr. Lee will discuss these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developments.I I IThe breakdow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brings into focus a number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symmetry laws in physics which we shall now briefly dis-cuss in general terms:(A) As Dr. Lee1 will discuss, the experiment of Wu, Ambler, and their collaborators also proves13,14 that charge conjugation invariance15 is violated forP A R I T Y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A N D O T H E R S Y M M E T R Y L A W S401 The three discrete invariances - reflection invariance, charge conjugation invariance, and time reversal invariance - are connected by an important theorem17 called the CPT theorem. Through the use of this theorem one can prove13 a number of general results concerning the experiment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possible violations of the three symmetries in the weak inter-actions.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time reversal invariance in the weak interactions may turn out to be intact. If this is the case, it follows from the CPT theorem that although parity conservation breaks down, right-left symmetry will still hold if18 one switches all particles into antiparticles in taking a mirror image.In terms of Fig. 2 this means that if one changes all the matter that composes the apparatus at the right into anti-matter, the meter reading would become the same for the two sides if time reversal invariance holds. It is important to notice that in the usual definition of re-flection, the electric field is a vector and the magnetic field a pseudovector while in this changed definition their transformation properties are switched. The transformation properties of the electric charge and the magnetic charge are also interchanged.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speculate on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nconservation of parity and the symmetrical or unsymmetrical role played by the electric and magnetic fields.The question of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inuous space time symmetry laws has been discussed to some extent in the past year. There is good evidence that these symmetry laws do not break down in the weak interactions. (B) Another symmetry law that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s that giving rise to the conservation of isotopic spin19. In recent years the use of this sym-metry law has produced a remarkable empirical order among the phenom-ena concerning the strange particles20.It is however certainly the least under-stood of all the symmetry laws. Unlike Lorentz invariance or reflection invariance, it is not a « geometrical » symmetry law relating to space time invariance properties. Unlike charge conjugation invariance21 it does not seem to originate from the algebraic property of the complex numbers that occurs in quantum mechanics. In these respects it resembles the conservation laws of charge and heavy particles. These latter laws, however, are exact while the conservation of isotopic spin is violated upon the introduction of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s and weak interaction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 the conservation of isotopic spin and how to integrate it with the other symmetry laws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high-energy physics today.4021957 C.N.Y A N G(C) We have mentioned before that all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of weak interactions share the property of having very closely identical strengths. The experimental work on 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 the past year reveals that they very likely also share the property of not respecting parity conservation and charge conjugation invariance. They therefore serv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right and left once one fixes one’s definition of matter vs. anti-mat-ter. One could also use the weak interaction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matter and anti-matter once one chooses a definition of right vs. left. If time rever-sal invariance is violated, the weak interactions may even serve to differen-tiate simultaneously right from left, and matter from anti-matter. One senses herein that maybe the origin of the weak interactions is intimately tied in with the question of the differentiability of left from right, and of matter from anti-matter.1. T. D. Lee, Nobel Lecture, this volume, p. 406.2.For references to these developments see E. P. Wigner, Proc. Am. Phil. Soc., 93(1949) 521.3. Cf. the interesting discussion on bilateral symmetry by H. Weyl, Symmet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4. O. Laporte, Z.Physik, 23 (1924) 135.5. E. P. Wigner, Z. Physik, 43 (1927) 624.6. O. Klein, Nature, 161 (1948) 897; J. Tiomno and J. A. Wheeler, Rev.Mod. Phys.,21 (1949) 144;T. D. Lee, M. Rosenbluth, and C. N. Yang, Phys. Rev., 75 (1949)905.7. R. Dalitz, Phil. Mag., 44 (1953) 1068; E. Fabri, Nuovo Cimento, II(1954) 479.8. C. N. Yang, Rev. Mod. Phys., 29 (1957) 231.9.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104 (1956) 254.10. T. D. Lee and J. Orear, Phys. Rev., 100 (1955) 932;T. D. Lee and C. N. Yang,Phys. Rev., 102 (1956) 290; M. Gell-Mann, (unpublished); R. Weinstein, (private communication) ;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se ideas can be found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Rochester Conference, April 1956, Session VIII, Interscience, New York, 1957.11. C. N. Yang and J. Tiomno, Phys. Rev., 79 (1950) 495.12. C. S. Wu, E. Ambler, R. W. Hayward, D. D. Hoppes, and R. P. Hudson, Phys.Rev.,105 (1957) 1413.13. T. D. Lee, R. Oehme, and C. N. Yang, Phys. Rev., 106 (1957) 340.14. B. L. Ioffe, L. B. Okun, and A. P. Rudik, J.E.T.P. (U.S.S.R.), 32 (1957) 396.English translation in Soviet Phys. ]ETP, 5 (1957) 328.15. Charge conjugation invariance is very intimately tied with the hole theory inter-pretation of Dirac’s equ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tter originated with P. A.M. Dirac, Proc. Roy. Soc. London, A126 (1930) 360; J. R. Oppenheimer, Phys. Rev.,P A R I T Y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A N D O T H E R S Y M M E T R Y L A W S40335 (1930) 562 and H. Weyl, Gruppentheorie und Quantenmechanik, 2nd ed., 1931,p. 234. An account of these developments is found in P. A. M. Dirac, Proc. Roy.S O c. London, A133(1931) 60. Detailed formalism and application of charge con-jugation invariance started with H. A. Kramers, Proc. Acad. Sci. Amsterdam, 40 (1937) 814and W. Furry, Phys. Rev., 51 (1937) 125.16.E. P. Wigner, Nachr. Akad. Wiss. Goettingen, Math.-Physik., 1932, p. 546.Thispaper explains in terms of time reversal invariance the earlier work of H. Kramers, Proc. Acad. Sci. Amsterdam, 33 (1930) 959.17.J. Schwinger, Phys. Rev., 91 (1953) 720, 723;G. Lüders, Kgl. Danske Videnskab.au‘s article in Niels Bohr and the Selskab., Mat.-Fys. Medd., 28, No. 5 (1954);W. P liDevelopment of Physics, Pergamon Press, London, 1955. See also Ref. 21.18.This possibility was discussed by T. D. Lee and C. N. Yang and reported by C. N.Yang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etical Physics in Seattle in Septem-ber 1956. (See Ref. 8.) Its relation with the CPT theorem was also reported in the same conference in one of the discussion sessions. The speculation was later pub-lished in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105(1957) 1671. Independently the possibility has been advanced as the correct one by L. Landau, J.E.T.P.(U.S.S.R.), 32 (1957) 405.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andau’s article appeared in Soviet Phys. JETP, 5 (1957) 336.19. The concept of a total isotopic spin quantum number was first discussed by B.Cassen and E. U. Condon, Phys. Rev., 50(1936) 846and E. P. Wigner, Phys. Rev., 51(1937) 106.The physical basis derived from the equivalence of p-p and n-p forces, pointed out by G. Breit, E. U. Condon, and R. D. Present, Phys. Rev., 50 (1936) 825. The isotopic spin was introduced earlier as a formal mathematical parameter by W. Heisenberg, Z. Physik, 77 (1932) I.20.A. Pais, Phys. Rev., 86 (1952) 663, introduced the idea of associated production ofstrange particles. An explan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in terms of isotopic spin conservation was pointed out by M. Gell-Mann, Phys. Rev., 92 (1953) 833and by K. Nishijima, Progr. Theoret. Phys. (Kyoto), 12 (1954) 107.These latter authors also showed that isotopic spin conservation leads to a convenient quantum number called strangeness.21.R. Jost, Helv. Phys. Acta, 30 (1957) 409.。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1924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十九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外的邓家大屋，也叫铁砚山房的祖居内。
父亲邓以蛰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母亲王淑蠲女士，操持家务。
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北平（即北京）；清代的大书法家邓石如（1743-1805年）是邓稼先的六世祖；邓以蛰四个子女，邓稼先排行第三，大姐邓仲先（姐夫：郑华炽，物理学家）、二姐邓茂先、弟邓槜先。
他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往北平，邓稼先父亲邓以蛰任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与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多年之交。
两家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里又成为邻居。
邓稼先和杨振宁从小结下了深厚友情，后来，二人先后进了北平崇德中学。
求学报国欢乐的少年时光并不长久，邓稼先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七·七事变以后，端着长枪和刺刀的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
不久北大和清华都撤向南方，校园里空荡荡的。
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喀血不止，全家滞留下来。
七·七事变以后的十个月间，日寇铁蹄踩踏了从北到南的大片国土。
亡国恨，民族仇，都结在邓稼先心头。
1941年，邓稼先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
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个大学毕业生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杨振宁《感动中国》人物事迹(5篇)
杨振宁《感动中国》人物事迹(5篇)杨振宁《感动中国》人物事迹精选篇1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
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_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_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
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_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
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_，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
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着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
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
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
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
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
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
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
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
杨振宁-讲话
杨振宁：中国大学只有骨头没有血肉2014-07-03 第113期杨振宁：中国大学只有骨头没有血肉6月23日到27日，第八届全球华人物理大会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行。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做了题为“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的演讲。
凤凰网大学问精编演讲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
在西南联大，我们讨论和争辩天下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的细节。
在茶馆中，我们曾经目睹一些永远不能忘记的情景和事件：好几次坐在凤翥街的茶馆里，我们看见一队一队的士兵押着一些犯人向北方走去，每一个犯人都背着一块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
大多数的罪犯都静静地跟着士兵走，有少数却喊着一些口号，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每一次当这种队伍走过时，茶馆的喧闹声就会突然止息。
然后，远处预期的枪声响了，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士兵们走回来，向南方回到城里去。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非常有名的研究生，因为我在联大所学到的基本理论物理已达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标准，可是我的动手能力非常蹩脚。
同学们很佩服我的理论知识，常常要我帮他们解决理论习题，可是大家一致笑我在实验室里笨手笨脚。
“Where there is Bang，there is Yang! ”吴健雄的工作以精准著称于世，她独具慧眼。
她的实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永远不要把所谓“不验自明”的定律视为是必然的。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了新中国，中国大学的物理学教学是深入的，但是只是学习理论，好像只有骨头，没有血和肉，是不生动的，近十年来有很大改变，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改变。
杨振宁：世界著名物理学家、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现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直觉只是直觉，需要被思考我在1933年小学毕业，进入北平一所中学（崇德中学）念书。
学校共有300多名学生，其中有100多人是住校生，我是其中的一个住校生。
中国学生为何缺乏创新能力
中国学生为何缺乏创新能力时间：2005-11-21 10:46:59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经在一个教育论坛上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一代、二代的年轻人缺乏创新能力，这也是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瓶颈。
”曾经听北大物理系的赵凯华教授说起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国名牌大学的一个尖子学生留学美国，刚到的时候，指导教授和他见了一面，问了问情况就让他回去了，之后两三个星期也没有再理会他。
正在他心感不解时，他的导师已经通知学校将其除名、退回，原因是这位学生没有自主进行科研的意识，不知研究从何入手，应该做些什么，只知道等老师布置。
这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但并不是个别现象，以致美国耶鲁大学助理校务卿王芳接受记者访问时说：“中国学生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等教授布置题目，虽然也能完成得很好，但如果让他们自己发现问题，往往会不知所措。
”虽然能在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国际大赛上获得佳绩，但中国学生整体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探究意识、不善于提问题、研究能力薄弱，这大概已经得到了公认。
对此结论我国的教育界也颇为赞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经在一个教育论坛上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一代、二代的年轻人缺乏创新能力，这也是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瓶颈。
”究其原因，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中国应试教育的结果，尤其是中国大学教育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今科技的发展。
但有学者指出：“中国教育的弊端是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时就埋下了，问题只是到大学、研究生时才反映出来。
我们的创新教育应从幼儿园抓起！”学龄前是人智能发展的关键期“一个人的智能发展不是一条平稳的直线，而是先快后慢的曲线。
有研究表明，人脑中大脑皮层的突触密度，也就是形成神经网络的状况，是从出生后逐渐增多，到6岁时网络密度最大，而后又逐渐减少。
这是人类大脑关键期存在的重要组织学依据。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尹文刚博士长期从事人类大脑功能的研究，特别关注儿童大脑潜能的开发，曾参与和主持了多项国际性大脑科研项目，他向记者解释了有关人的智能发展关键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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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曾涛。
今天，我们在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堂里，迎来了来自台湾的一千多名大学生朋友，还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在这里首先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在清华大学归根居杨先生的寓所对杨教授进行了一次采访。
杨先生深厚的文化素养、杰出的科学贡献和充满睿智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来分享。
杨振宁：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这么多的台湾同学见面，这个大礼堂我曾经参观过，但还从来没有在台上或者台下参加节目，今天是第一次。
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一共在合肥住了6年。
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现场投影），坐在妈妈的膝头上。
那时我父亲刚刚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学），要到美国留学，在离开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人照的一张相，就在我们家住的院子里。
我父亲穿着长袍马褂。
我叔叔抱着我，我左边的是堂哥哥，右边的是堂姐姐，照这张相寄给我父亲。
到4岁时，我和我妈妈在一个照相馆里照的，穿的也是长袍马褂。
1928年，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厦门担任数学系教授。
所以我在厦门住了一年。
在那个时候，合肥非常闭塞，没有电，比如说晚上就点煤油灯。
我到厦门第一次看见电灯。
在合肥时，没有见过杨梅，也没见过菠萝，那些都是我到了厦门才见到的，可以说从19世纪进入了20世纪。
这是我们在厦门照的相片，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已经改穿西装洋服了。
1929年夏天的时候，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我们一家就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住在清华园里。
所以1929到1937年这8年时间，我是在清华园里成长。
那8年的幼年生活是非常美丽的，一切都是我非常怀念的。
清华大学里有一个小学，清华大学那个时候虽然很小，也有50个教职员子弟，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小学。
这个照片（现场投影）里站在门口的两位是我的弟弟。
这个房子现在还在，不过已经不做小学用了。
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差不多有1000个学生，另外在清华园的南部盖了房子。
这是我初中时在家里边照的相片，小学是在清华园里，中学是在北京的崇德。
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家。
这是一个周末，我们在清华园住的房子里的院子住的。
1933年到1937年这几年念初中，这是当时初中的大楼，我是住校的。
那个学校一共有300个学生，其中不到100人是中小。
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北京时第31中学，那个时候叫崇德中学。
这是我前几年回到母校参观时在大门口照的一张照片。
1937年日本人打到北京，卢沟桥事变。
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大家知道是7月7日。
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全家就离开了当时的北平，1938年到1945年我们去了昆明，因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个学校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上了四年大学，上了两年研究院，然后又教了两年中学。
高中二年级念完以后，那时候公布了一个法令，说现在有太多的中学生流离颠簸，没有中学毕业，所以你要报考大学没有中学文凭也可以报考，叫做同等学历，所以我就以同等学历的资格报考考了西南联大。
这张照片是我当时的样子。
西南联合大学房子非常破旧，这张照片里茅草屋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地方。
每两个床之间只有一个地方放桌子。
这样简陋的环境下，西南联大造就了非常多的人才，在文史方面、科学方面、工程方面，以后在外国、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都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人，有很大的贡献。
我想在造就人才的大学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这是我在大学毕业时的照片。
那个时候大家居住的条件非常糟糕，因为和日本人在打仗，所以很多人都搬到乡下去。
我和我的弟弟妹妹站在我们乡下的房子的前面，窗户纸都破了，所以那时候居住条件是非常糟的。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又念了两年研究院，这6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其中我特别要提出两位我的老师。
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他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时候西南联大四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以前要写一篇论文，所以我就去找吴先生，他说好我收你做我的学生，他就给我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做分子物理学与群论，群论是20世纪数学核物理学非常基本的观念，那时候群论引到物理里还是开始的时候。
我对分子物理学和群论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成就，可是对于群论在物理当中应用的重要性是在那个时候奠基的，又美妙、又深入，而且成为影响我的一个方向。
后来五六十年代，对称在物理学里的应用变成中心思想。
所以吴先生把我介绍到这里是我一生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另外一位影响我很深的是王洪基（音）教授。
我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两年研究院，要写一篇硕士论文，硕士论文是我和王先生做的，关于统计力学。
我一生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系，三分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系。
后来我所做的工作，主要的方向是他们给我的。
后来我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位跟我同名同姓同班的同学，都是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学生，后来都有很大的贡献。
这张照片是我们三个人照的。
那个时候我们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校舍里常常高谈阔论，所以同学给我们起了一个外号叫“三剑客”。
我想在座同学可能会发生兴趣，说杨振宁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初恋的经验，回答是有的。
对象就是这个女孩子，她现在不在了，叫做张景昭。
她是浙江人。
那个时候女同学都穿着蓝布大褂，只有她穿着红色西装，所以立刻被大家非常注意。
她是数学系的学生，我父亲是数学系主任，她常常到我家里来，我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她，我猜想她大概对杨振宁也有好感。
（听众笑）可是她对我的影响是这样的，最开始我去打听一下“张景昭今天在什么地方上课?”，我就请假在她的教室旁边徘徊，她出来时可以跟她讲话。
这样一两个月以后，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觉得张景昭对我影响不好。
我当时有个很清楚的确定，张景昭来以前，我自己的情绪像很平静的湖水，张景昭来了以后就变成风暴，整天使我情绪不定。
最后我作出决定，这样下去对我不利，后来我就不大去看她了。
我们见面还是规律性的，可是我的情绪上平淡下去。
这个故事在我结婚时我告诉了我太太，所以跟大家讲并没有关系。
（听众笑）在西南联大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学到了很多东西。
不止是书上的东西，还学到了到底物理研究的精神是什么。
我为什么能讲这句话呢？因为每一个学问里头都有很具体的东西，可是它有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在最底下摸来摸去，不能窥全貌。
你要达到一个程度，不仅在底下看得清楚，能够知道长高是怎么一回事情。
怎么知道你就达到了那个程度呢？比如说你对哪个人的工作特别欣赏，那个时候我确实是学了很多东西，所以可以有一个看见全面的意义。
第一位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比我大43岁，后来我到美国看见过他，还跟他谈过，但是我看见他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没有跟他谈过很多的物理。
另外一位叫做蒂瑞克（音），他比我大20岁，他是英国物理学家，后来我跟他也很熟。
第三位叫做艾米（音）。
他们三位的物理学我非常喜欢，我了解到物理有很复杂的现象，但是很复杂的现象背后有很精密的定律，而他们能把这些定律精神一语道破，这是他们伟大的地方。
我很幸运能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里，我因为考取了留美公款，我跟20几位同学经过印度，经过大西洋到了美国，去做研究生。
其中1945年到1949年是在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不能看到了艾米教授，还有一位比他年轻的泰勒教授，这张照片是1982年我和他在美国照的。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还不到40岁，已经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后来他变得更有名，后来他被公认美国氢气弹之父。
原子弹和氢气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核武器，知道它的制造原理以后，后面不是理的问题，而是“工”的问题。
但是氢气弹不一样，会造原子弹，要做氢气弹还要有窍门，这个窍门在美国是泰勒所发现的。
我从泰勒跟艾米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很重要的是一点：原来我在中国所学的物理很好，但那只是物理学的一部分，因为芝加哥大学所注重的物理，也就是泰勒和艾米所注重的物理跟我在中国所注重的物理，精神不一样，虽然内容是一样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国内所学的物理学是书本上的知识，是已经做好的，好象菜做得很好，你就吃。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我从泰勒和艾米那儿所学到的不是怎么去吃这个大餐，是怎么做这个大餐。
所以他们所注意的是一些还没有被了解的现象，希望把这个现象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了解归纳出来规则。
一个是从规则出发研究没有了解的现象。
在芝加哥是一些还没有了解的现象里头提出它的精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方向，但都是重要的。
一个学生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两个方法融会贯通，这样才能有大成。
那次我们到西部去旅游照了很多相，这张照片一个天然石头的柱子，那时候我非常瘦，站在那儿照了这张照片。
在芝加哥大学最后一年，邓稼先来了，他跟我是中学和大学同学，他跟杨振平在1949年租了一个房子住了一夏天，整天研究学问，也整天到各个地方去游玩。
邓稼先后来回国，他对于中国的原子弹、氢气弹有杰出的贡献。
所以张爱平将军在邓稼先过世以后，说邓稼先是两弹元勋。
1949年我在芝加哥得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做了17年的研究工作，那17年是我做研究工作最成功的时候。
“欧佩海(音)”他是美国战时制造原子弹理论方面的领导人，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美国原子弹发展理论方面最重要的领导是“欧佩海”，中国原子弹发展最重要的领导人是邓稼先。
他们两个人我都非常熟悉，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欧佩海”是锋芒毕露的，很多人不喜欢他。
邓稼先是个含蓄的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邓稼先在美国，他不可能领导美国原子弹的发展。
同样，“欧佩海”在中国也不可能领导中国原子弹的发展。
美国政府当时看种“欧佩海”做原子弹的领导人是也远见的，同时中国的领导人选了邓稼先来主持中国原子能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事情。
杜致礼是我在没有出国以前教中学时班上的学生，我们当时不是很熟。
1949年圣诞节的假期之中，我有一天在中国饭店里偶然看见她，后来就很熟悉。
1950年我们结婚，关于我跟她的生活会给大家放一个我编的电影。
我们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1951年出生的，到现在我都很后悔，没有跟爱因斯坦合照一张照片。
但是我知道他每天四五点钟经过的地方，我就说可不可以和我的儿子照一张照片。
这张就是他和我的儿子照了一张照片。
1966年的时候，美国刚刚成立了一个新的大学STONY BROOK，他的校长我认识，他让我到那儿去做教授。
1999年我退休了。
1971年，我的一生经验又有了新的变化。
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开始接触，开始接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跟美国都受到苏联的威胁，所以毛主席、周总理都认识到在这种前提下，中国跟美国最好有一些接触。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在人民大会堂里周总理请我吃饭，从这儿以后，我的生活有了重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