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内生性

浅析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问题

中央银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基础货币, 但从长远来看, 随着电子货币、金融衍生品的发展, 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肯定会越来越难。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需求的上涨, 但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小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有比较强的投资效应, 而消费效应却比较弱。我国的货币供给内生性所折射出的是我国现有的整个金融体系的构造性问题，掺杂着许多向市场转轨期的制度因素以及市场因素，在涉及货币政策时必须对这些因素进行细致的考虑。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基础货币中央银行

一、引言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是货币理论发展史上争论已久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 主流货币理论建立在货币供给外生的基础上, 认为货币供给是一个完全决定于货币当局主观意愿的外生变量,不受其他经济因素的制约。而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认为需求决定供给, 即货币供给是由企业和家庭的信贷需求内生决定的, 它受制于经济体系内的众多因素( 如产出、物价、利率等) , 中央银行不能独立地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大小, 只能被动地根据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量投放货币。20 世纪80 年代末, 随着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很多国家发现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越来越困难,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日益突出, 成为货币金融理论研究和各国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关注的焦点之一。基于我国的特殊经济体制，本文将从我国独特的地方来解读其内生性问题。

二、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早期货币内生性理论

1．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观点。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在1959 年提出的关于货币体系运行的研究报告中，除了将货币定义为“流动性”之外，还指出流动性的最重要来源是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使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变得毫无意义。这些金融机构具有比银行更低的准备率，一旦人们的资产选择发生变化，银行的存款负债就有可能被转移到这些金融机构中，于是整个社会的现金准备尽管未变，信用却得到了扩张。决定整个社会支出的是整个流动性状况，而不仅仅是货币供给。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能获得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所实际主张的是，货币供应是内生的，因而它是不受货币当局控制的。

2. 格利和肖(Gurley&shaw)认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在充当信用中介的过程中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创造某种形式的债权。货币系统和非货币中介机构的竞争取决于它们创造的金融资产间的替代程度，而货币、非货币间接金融资产具有较强的替代性，这就使货币供给不再仅仅取决于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据此，他们证明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而不是一个外生变量。

3. 托宾(Tobin．James)认为由于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的区别日渐消失，货币越来越多地决定于经济过程的内部变动，即成为内生变量，从而使人为的对

货币供给的“外生”控制日渐失去有效性。随着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与金融资产的多样化使货币的供给函数变得复杂，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规模以及社会大众对资产结构的选择，都对社会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因而并非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

(二) 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1．适应性内生供给理论：认为当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储备不够充足时，中央银行必须适应性地供给，否则金融结构将不稳定，甚至危及整个经济。持这种观点的有温特劳布、卡尔多、莫尔等。

2．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认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非借贷准备金增长，这限制了银行对可得到的准备金数量的约束，此时，金融机构额外的储备通常是在金融机构本身内产生的，通过创新的负债管理在联邦市场、欧洲美元市场和CDS 市场上借入资金。持这种观点的有罗西斯、派尔利(Palley)等。

（三）我国学者的理论分析研究

自1984年我国建立二级银行体制以来,我国学者对货币供给的性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谢平和俞乔分析了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和总准备金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由货币需求影响和决定的。万解秋和徐涛从货币乘数的角度出发,认为银行和居民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的反应改变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从而使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孙伯银通过一系列分析认为, 1997年以前,中国的货币供给是以政治内生性为主的,而1997年之后则是以市场内生性为主的。

三、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

(一) 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分析

根据现代货币供应理论, 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为: M = B* K ( M 表示货币供应量, B表示基础货币, K 表示货币乘数), 即货币供给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因素, 且具有同方向变化的关系。一般来说, 货币当局能够完全控制基础货币, 但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忽快忽慢, 很不稳定。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两条: 一是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贷款, 二是外汇占款。

1、再贷款与再贴现贷款。我国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额度等于货币发行量和存款准备金之和。1995年以前, 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占央行总资产的60% 。当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贷款时, 中央银行为了防止经济衰退, 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初现内生性。其次,由于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 企业缺乏契约观念, 商业票据还没有普及, 没能形成一个发育成熟的票据贴现市场, 所以, 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十分缓慢。因此, 央行再贴现贷款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比重很低, 使得基础货币的调控作用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2、外汇占款。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传导机理可以表述为: 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近年来, 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 巨额外资流入我国, 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而我国实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因“管制有余而浮动不足”, 实质上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为了保持汇率稳定, 中央银行必须大量购入外汇, 以满足货币需求, 迫使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的发放, 呈现出“货币发行美元化”的怪现象。这就从外汇渠道使人民币发行具有一定的刚性, 这势必增强基础货币发行的内生性, 削弱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动性。综上所述, 中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