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意识

满族研究2006年　第2期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意识

刘雄平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老舍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根据其鲜明的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三大类。他们的身份虽不同,但悲剧性的命运却十分相似,其悲剧主要是由他们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时代、历史的不谐调所造成的。三类人物分别属于“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反抗旧文化而死的悲剧”、“受劣质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剧”。这些文化悲剧虽不悲壮激烈,却也深沉凝重,令人警醒反思。

关键词:老舍;文化悲剧;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

中图分类号:I20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6)02-0112-05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给人下了定义:“人的本性,并非仅仅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以大写字母印在国家的本性上的,毋宁说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印在文化的本性上的。因此,与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①如果说卡西尔是从哲学层面上阐述了人的“文化”本质,那么老舍则用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的“文化”属性。从最早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到最后的未尽之作《正红旗下》,几乎老舍所有的小说都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其人物都有着鲜明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有时甚至成了某种文化符号。在《老张的哲学》中“老张是正统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小山所有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洋文明”,②《新时代的旧悲剧》中“陈老先生代表过去,廉伯代表七成旧三成新,廉仲代表半新半旧,龙云代表新时代”,③存

《四世

《离婚》、

在着观念大于形象、形象略显平面化、文化过于简单化的不足。在《二马》、

同堂》中,人物形象已逐渐摆脱了观念化而趋于立体化、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四世同堂》里祁家的“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④四代人分别代表四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即使同一代人瑞宣、瑞丰、瑞全三兄弟也有文化观念的差别,就是瑞宣一个人身上也有多种文化的交织。而《牛天赐传》、

《正红旗下》则完全是风俗文化小说,人物与文化交融—体,人物成了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成了审美的核心。老舍小说中众多的人物根据其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老派人物”、理想人物和“新派人物”。他们的文化身份虽然有别,但悲剧性命运却十分相似,而且悲剧的根源都在文化,是由他们身上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历史、时代的不协调所造成的。因此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不同于以往的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实质上是文化的悲剧。诚如老舍所言,“人生在某种文化下,不是被它———文化———管辖死,便是因反抗而死。”⑤

一

“老派人物”作为“老中国的儿女”是老舍生活中最为熟识、小说里刻画得最为成功、悲剧意味最为浓重的人物,如赵姑父(《老张的哲学》)、马则仁(《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者(《牛天赐传》)、祁老太爷与祁天佑父子(《四世同堂》),以及《正红旗下》中那些急遽破落的旗人和旧式家庭妇女。这些“老”民族里的“老”分子的悲剧来源于自身所负载的文化两重性,是一类“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

一方面,他们“悲”在因袭的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官本位、死好面子、因循守旧、怯懦敷衍、中庸迷信,已根深蒂固难以剔除。没有多大本事的马则仁是个十足的官迷,当教员没兴趣,做买卖不是料,一生都在琢磨官事,而且还想做一个既能发财还可不负责任的大官,“即使一回官儿还没作过,可是作官的那点虔诚劲儿是永远不会歇松的”,即使年过五十到了英国还一直希望儿子能将来回去做官。那个自视有宰相之才、深谙生活艺术的张大哥是那么喜爱敷衍,并诚意地郑重其事地敷衍,纵然遭受了儿子被捕、女儿被骗、家产被占、自己丢官失业等一系列打击,也执着地敷衍,一切逢凶化吉后他又觉得自己“还能再跳动二十年”。自认为见多识广、处世不惊的祁老太爷是那么讲礼仪和爱面子,即使便衣抄家他还依然微笑、鞠躬,就算在战争饥荒年代也忘不了生日的热闹,“做了亡国奴还要庆寿”,经历了惶惑、偷生、饥荒之后,祁老太爷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又做起了“四世同堂”的美梦。“老派人物”不仅自己恪守那些落伍的“精神气儿”,还千方百计地把它们灌输给下一代。那些从古老文化沉淀中滋生出来的处世哲学,使他们一辈子活得卑微平庸,也使周围的生活成为一潭发霉发臭的死水,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既然他们难以改变自己,自然历史就要淘汰他们。既然“非走到无路可走,他们不会明白,历史时时在那儿牺牲人命,历史的新光明来自地狱”。因此“不必鼻一把泪一把的替他们伤心,用不着,也没用。这种现象不过是消极的一个例证,证明不应当存在的便得死亡。”⑥另一方面,他们“悲”在承传的民族文化的传统美德———正派善良、诚实守信、热情仗义,也将随着其被淘汰而消失。如果怙恶不悛的人毁灭,我们也许会拍手称快,可对于这些“老派人物”的遭难,我们怎么都高兴不起来,甚至还会有无法排遣的伤感。当重义轻利、富有人情味的马则仁作为弱国的中国国民在英国遭受种族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时,我们怎能不为之悲愤?当和气经商、安分守己的祁天佑终于不甘忍受日本人的百般侮辱而投河自尽时,我们怎能不为之悲伤?当一个个聪明、有才能的旗人被那有讲究的死水慢慢吞噬时,我们又怎能不为之悲痛?“老派人物”虽有可怜可厌之处,却大多并不可恶,更少令人可恨,有时在道德操守上还要高于他周围的人物。正如巴尔扎克倾注了特别多的同情来对待法国的没落封建贵族一样,正如鲁迅“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地对待中国农民一样,老舍虽在理智上认为“老派人物”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但在情感上难以做到决绝无情,只能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叹。老舍正是在撕破人生无价值的东西的同时,又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读者从中咀嚼出浓重的悲剧意味。

可见,老舍对“老派人物”的心态十分复杂但也十分明确———“老派人物”不清除自身的文化痼疾,只会被历史所淘汰。人如此,物亦如此,《老字号》中再有“君子之风”的三合祥固守陈规不思改革也只有破产的份,《断魂枪》中沙子龙武艺再高强在“火车、快枪”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