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主义

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主义：论拉斯韦尔的思想转型
胡翼青发表于 2008-4-2 15: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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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发展的历史动因
内容摘要：尽管传播学给拉斯韦尔以崇高的地位，但很少真正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拉斯韦尔早年的芝加哥大学经历，使他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芝加哥学派的烙印。然而，在二战开始后，随着美国意识形态的变革，传播学的知识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拉斯韦尔介入了战时传播研究项目的研究，并逐渐成为传播学行政研究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分子，其学术倾向越发保守，并最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解释了福柯关于知识和权力的理论。
其实，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本身是多元的和复杂的。如果说以米德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强调的“传播”是一种仪式或一种信息的共享和互动，那么以帕克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则常常强调“传播”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与技术，这是他们不同的学科方向使然。有学者指出：“拉斯韦尔们在进行宣传分析时已不能保持‘传播是关系’、‘社会存在于传播’这样的观点和基本立场。从芝加哥学派那里使用的communication（“传播”、“交流”）到拉斯韦尔使用的propaganda（宣传），名词的转换意味着研究主题的转换：从关注传播作为人类关系的本质以及媒介建构‘大共同体’的希望，转移向了研究大众传播和媒介对舆论可能的操控。”（周葆华，2005：26）这些判断多少有点武断。在芝加哥学派内部，传播从来就不是一个意义明确，没有歧义的概念。除梅里亚姆外，芝加哥学派中还有其他重要学者如帕克也深入研究过宣传，他们也极其关心大众传媒对舆论的操控。
其次，与米德相比，帕克的思想和研究主题可能更接近于拉斯韦尔的学科视角。拉斯韦尔必然会放弃米德的思想，是因为他所受的现代政治学的训练。作为现代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拉斯韦尔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精英，他指出：“政治学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拉斯韦尔的政治学，大众只是精英的反衬，因此大众不是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拉斯韦尔，1922：15）因此他的研究重点是精英如何控制大众而不是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而他的传播学也必然强调从精英到大众的单向传播而不是互动的双向传播。这种学科视角与符号互动论当然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事实上却与帕克的城市失范与控制研究的主题有相近之处。
其三，拉斯韦尔对于心理学的兴趣，也使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米德而不排斥帕克。拉斯韦尔从很早起就受到了弗洛伊德和华生的影响，而这两位学者的思想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与米德有着本质的不同。米德是一位不承认本能的学者，他认为人的所有心智和行为都与社会化的互动过程有关，因此米德是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尽管华生也不承认人的本能，但米德并不认可华生将人与动物心理研究完全等同的倾向。华生完全否定意识而米德并不认可这一点，“米德坚决反对行为主义拒斥研究人的内部世界的倾向”。（周晓虹，1990：191）这一争执本身可以被看作是纯科学主义与具有人文色彩的科学主义之争，但这一点细微的差别后来竟成为不可逾越的天堑，成为主流与非主流的分水岭。相比之下，米德更倾向于把他的理论称之为社会行为主义，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建立在部分认同、部分反对和批判性扬弃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基础之上的。
在帕克那里，拉斯韦尔得到了关于传播社会控制功能的重要启发。他把战时宣传看作是一种控制手段，这种控制手段能够帮助社会大众统一思想，投身到对敌人的战争中去，也可以瓦解对方的统一观点，使敌人的阵营被分裂。他把宣传界定为：“仅仅指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是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宣传的功能——宣传具有统一思想的功能：“要让平民团结起来，不能靠人身控制，也不能靠重复运动，而只能依赖重复理念。平民的思想是通过新闻报道，而不是军事训练，才被统一起来的。宣传正是帮助和支持这一过程的方法。”拉斯韦尔还接受了帕克的另一个观点，即新闻媒体是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最好的工具之一。在工业社会中，面对流动性大、分散性强的次级群体，宣传是一种能“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融合成一具有共同的仇恨、意志和希望的集合体”。（拉斯韦尔，2003：22，23，177）不仅如此，拉斯韦尔尽管没有将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列在他的参考书目中，但毫无疑问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这本书中，帕克曾对一战中的宣传作过如下的论断：“如果说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战争增加了毁灭性的力量，那么传播与信息渗透的增长则使文明人陷入了一场内部的和致命的搏斗。在这些无处不在的宣传环境中，存在着分裂与动乱的潜在威胁，这可能完全改变了战争的特质就像手枪曾经做到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帕克揭示了宣传对现代战争的作用：“宣传已经被人意识到是战争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Park，1922：412）通过对比不难看出，这些论述其实就是拉斯韦尔宣传研究的基本观点。
综上所述，尽管拉斯韦尔在博士论文中已经比较强调宣传中传播者的重要地位，对传播的理解已经具有“单向”的倾向，但其中所涉及的主要理论观点பைடு நூலகம்帕克和米德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与黄旦等学者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拉斯韦尔博士论文的传播观仍然可以被看作芝加哥学派传统的延续。
二、青年拉斯韦尔的选择
从上述分析来看，拉斯韦尔宣传研究的部分思路其实是米德与帕克传播思想或者说是符号互动论与城市社会学对传播不同认识的一种综合。然而，米德的观点主要用于解释人际传播，而帕克的观点则主要可以用来分析大众传播和宣传；如果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宣传，矛盾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对于宣传而言，“互动”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与“控制”是矛盾的。所以，要在这个矛盾的框架下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拉斯韦尔注定做出自己的选择。
根据凯瑞的观点，在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先驱杜威——一位同时具有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气质的学者——身上，传播定义的矛盾就已经存在，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开篇就表达自己对传播概念的两种认识：“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之中。”（Dewey，1916：5）这里的传递与传播就是两个明显不同的含义，前者构成帕克的传递观和控制观，而后者强化了米德的交流、参与和共享观。“他（杜威）在著作中利用这两个定义之间的冲突，作为其创造力的源泉……也正是这种冲突使得他在某些地方误入了歧途。我们用不着满心欣喜地重复他的洞见，或不自觉地重复他的错误，我们应该抓住他对‘传播’一词在理解上的矛盾，拓展他的思想，利用这一矛盾活跃我们的研究。”（凯瑞，2005：4）所以，拉斯韦尔的具有控制色彩的传播观就其问世时而言，是芝加哥学派的一脉。
具体说来，《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在以下方面深受芝加哥学派影响：
在米德那里，该书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对于“符号”、“互动”或“象征”的界定。在拉斯韦尔的许多表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米德的影子：“选择宣传为研究课题，源于对战争或和平的非象征性事件中被象征性事件占据的场所进行检验这样一种愿望。”（拉斯韦尔，2003：2）也就是说，拉斯韦尔把宣传看作是对暗示性符号的直接运用。
结合米德和帕克的观点，宣传被拉斯韦尔看作是一种用象征符号进行的控制手段，它“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拉斯韦尔，2003：22）由于宣传可以用来煽动对敌人的仇恨和瓦解敌人的士气，保持与盟国和中立国的友好关系，因此它被拉斯韦尔看作是与经济手段、军事手段相并列的现代战争的三大工具之一。从这一论述中显然可以看出帕克上述宣传思想的影响。
就文本而言，拉斯韦尔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帕克的传播观并将其进一步加以延伸。所以，更客观地说，早期的拉斯韦尔应该被看作是在芝加哥学派中更强调传播的“传递”意义而不是“交流”意义的学者。之所以会这样，与以下一些事实有关。
其一，帕克对拉斯韦尔的影响更为直接。拉斯韦尔受杜威的极大影响，甚至曾说是杜威鼓励他从事政策学研究的。但当拉斯韦尔进入芝加哥大学时，杜威已经离校多年，因此帕克成为将杜威思想传递给拉斯韦尔的关键人物。罗杰斯分析说：“杜威的有些思想可能通过R•帕克——拉斯韦尔以他有‘一种真正的敬重’——传递给拉斯韦尔。”（罗杰斯，2002：239）拉斯韦尔不仅上过帕克的城市社会学课程，直到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教职后，他还曾作为政治系的教师参加了帕克组织的类似于研究生沙龙的活动。尽管米德也给拉斯韦尔开过课，但两者的互动并没有那么直接。
关键词：拉斯韦尔 宣传研究 芝加哥学派 结构功能主义
非常欣赏彼得斯的一句名言：“太常见了，我们对前人及其思想作出评判却从不返过去重读（甚至从没有读过）他们的论述。我们仪式化地搬出那些死去的名字或褒或贬，却几乎不与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字进行任何实际的有意义的联系。”（Peters, Simonson，2004：11）对于中国传播学而言，这句话用在拉斯韦尔身上，可能再贴切不过了，我们除了知道他是施拉姆钦定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外，除了知道他的宣传研究、“五W”理论与三功能说之外，除了嚷嚷他对传播学具有巨大贡献外，可能对他再没有更多的认识了。然而，这么一位左右着传播学早期思想及其发展走向的人物，实不应当受到如此冷遇。在拉斯韦尔的学术生涯中，芝加哥学派与“结构功能主义”曾经有过激烈的交锋，身处其中的拉斯韦尔游走于两大阵营之间，他的思想轨迹体现了美国传播学当时走向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理解美国传播学走向的历史背景，反思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缺陷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拉斯韦尔似乎在骨子里更认同弗洛伊德和华生。当拉斯韦尔去掉了互动概念中所蕴含的受众的主体性后，他对宣传的看法逐渐体现出了“魔弹论”：“即使在考虑了这些限制因素并彻底去除了过高的估计之后，事实仍然是：宣传是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作为研究的结论，这一判断与导言中他所提到的具有互动论色彩的判断是相互矛盾的：“人们谈起宣传的时候，常常把它当作一种神奇的力量，似乎它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及身份条件的制约。《宣传技巧》一书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宣传者是在某个具体环境中社会化的，该环境的具体特征将限定宣传者潜在的观点、想象和行为。” （拉斯韦尔，2003：176，5）马拉特认为，拉斯韦尔的宣传理论就是一种行为主义理论，它是“原始意义上的刺激—反应的机械论理论”，受众“被简化为由舆论支持专家炮制的信息的被动的接受者”。（马特拉，2001：64）拉斯韦尔后半生的研究基本可以看作是行为主义的研究，但这一转向的种子是在芝加哥大学时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