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革命》读书报告

《国家与社会革命》读后感《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是一本对革命问题系统研究的经典之作。

西达·斯考切波在这本书中所分析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更具体地说，是为了探寻国家政权陷入危机和冲突发生的根源，但这本书是一种“老问题，新视角”，引导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看待革命起源问题，斯考切波也由此开启了社会革命研究的第三代浪潮。

斯考切波的这本著作不仅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这本书中以扎实而丰富的研究方法为根基，对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选取了法国、中国和1917年的俄罗斯三个发生了社会革命的正面案例，同时还选取了英国、1905年的俄罗斯、日本、普鲁士和德国五个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负面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比较历史分析，用三个结构性关系展示了她的解释模式：一是国家君主制政府与国内支配阶级的关系，二是国家统治者与国际竞争者的关系，三是农村的阶级关系。

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是位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局势交界的潜在的自主组织。

换言之，国家处于国际和国内支配阶层的双重挤压中，而正是在这种双重挤压中的国家所表现出了的自主性能力状况决定是否发生社会革命。

从根本上说，革命危机的出现源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它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滞后，与此同时，国家总是处于竞争国际体系中，在外来强国的挑战中常常落败。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考虑的是国内体制和结构的适当改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振国家，但国内改革的努力常常招致失败：在革命前，波旁法国、诺曼诺夫俄国和大清中国都置身于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而它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实现经济突破，因此拥有更强大更灵活的力量。

面对军事崩溃和财政危机，君主政府想通过相应的改革增强自己的力量，但这些改革往往会被上层地主阶级所阻碍，同时还受到农业阶级关系的影响。

正如斯考切波在书中所说：“由于专制国家组织与上层地主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化联系，君主政府在作出反应时受到各种限制，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家非常事件的双重压力下，独裁统治和中央集权组织和军队就会崩溃，从而揭竿而起的暴动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改造开辟道路。

”可见，对于国家社会革命的发生，外来威胁和挑战是常态，关键在于国家在国内关系结构中的调整适应能力。

如果在外来威胁面前，国家能够保持自主性，仍然具有足够的自主行动能力，左右支配阶级，能够控制农民起义的发生，那么社会革命就可以避免。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自主性对于社会革命的发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斯考切波在书中也对国家自主性进行了强调和运用，她试图将国家看作是一个自为的组织，它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

”在分析革命运动的演进过程时，国家将以区别于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出现，它不仅摆脱了支配阶级的直接控制，甚至还将在提取社会资源方面与其展开激烈的竞争。

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野里，国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冲突发生角逐的场所和平台，国家还有着自身的存在逻辑，它是一整套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负担着维持对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进行统治的职能，对内维持稳定，对外抵御侵略。

而要维持职能的执行，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是维持国家组织有效运行的基础。

因此，国家有着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的自主性。

在发生革命的国家中，国家与支配阶级的激烈对抗最终导致了国家权威的衰落和国家的崩溃，新的力量重新开始组建国家，但与之前的独裁政体不同的是，重建国家的方案有从理性化的改良到激进的革命，而对于国家机构碎片化和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情况，革命是动员资源、结束混乱最为迅速的办法，也就成为建国的当然选择。

具体地从法国、中国和1917年的俄罗斯三个发生过社会革命的案例分析其革命危机，可以发现：法国由于国家支配和阶级力量都很强大，它们相互交织来争夺资源，进而导致了国家汲取资源能力的降低，财政危机发生，致使三级会议召开，最终导致国家行政系统的瘫痪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俄罗斯由于土地贵族软弱，政治上依赖于沙皇帝国当局，对外战争屡战屡败，通过自身改革解放农奴，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产业无产阶级由此诞生并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级，最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激发了社会革命；而中国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家自主性能力急剧下降，地方势力不断发展，军阀邻里，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中，国内的改革和改良都由于强大的保守派势力而相继失败，政府在改革中自我瓦解。

可以看出，社会政治危机还不足以导致社会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性政治危机还需要与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相配合。

由于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机器土崩瓦解，支配阶级得不到专制君主的威望和强制权力的支持，就很容易受到来自下层农民的攻击；而广泛的农民暴动反过来打击了地主支配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削弱了旧体制的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主要基础，为边缘的政治精英巩固了革命在大众参与的国家组织上的地位，最终实现了社会革命对旧制度的改造。

斯考切波的这本《国家与社会革命》所解释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颖的问题，但对于思考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理解社会革命而言都是难能可贵的。

这本书最为可贵的地方在于斯考切波把国家权力问题看做是社会革命改造的基本问题，把国家看作是相对于国内阶级和政治力量的独立而自主的组织，而不是把国家政权简单地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或是单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释国家结构的变化，从而摆脱了诸如革命的内部冲突和革命的后果是反资本主义的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此类意识形态思维的羁绊，而把重点放在法国、俄国和中国发生了社会革命的相似后果上：中央集权加强，大众参与扩大，国家相对于革命前在国内外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这充分说明了社会革命中存在一些持久的因素的影响，如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机制等。

斯考切波从非意志论结构分析的视角来解释革命的方式，我们可以运用这种视角来分析和看待现在世界政治中的各大事件，这种方式跳出了传统的民主和威权逻辑，对于理解革命的原因和后果更加客观和具有科学性。

但另一方面，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的结论也并非完全准确的，每一个研究都有其不可避免的争议甚至失误。

斯考切波的结构性视角存在一定的机械性，典型的表现就是斯考切波在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时，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一些革命领袖人物在社会革命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同时，斯考切波在书中所提出的国家有着自身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这些结构和性质相对应的利益和行为方式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理论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复兴。

但是，她在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上存在一些问题，斯考切波在分析社会革命爆发的原因时还提出了传统的君主官僚制国家是一种自主性强的国家，但由于受制于竞争性的国际环境和农业社会的阶级结构使得国家能力较为虚弱；但实际上，更前沿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并不是如斯考切波所说，是传统国家的虚弱才导致了革命的发生；相反，恰恰是那些传统国家在国家能力过于强大的地方，反而更容易出现革命。

总的来说，《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对社会革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方法论的使用上都有杰出的成果。

社会革命的作用往往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由旧制度向更先进的现代制度转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社会革命的代价是巨大的，对于国家和民众生活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改革也许是比革命更优先的选择，实际上，斯考切波书中三个发生社会革命的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革命，其实都是本国“结束革命的革命”，比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更适合的是经由一系列“没有改革者的改革”逐渐导致的变革。

幸运的是，我们正目睹中国走在这条正确的轨道上。

研究方法分析：尽管包括斯考切波自己等许多学者都倾向于《国家与社会革命》只有一个基本的因果评价策略，但这本书实际上是从三种不同策略的复杂混合中得出的。

斯考切波明确指出自己使用了这些策略之一，即基于名义比较的因果评价。

但实际上斯考切波同时也使用了另外两种因果评价策略：顺序比较和叙述性分析。

①名义比较：历史上不乏关于斯考切波是否以米尔的方式实际遵循了米尔的方法的讨论，但除此之外，显而易见地是她受到了这些方法的启发，她的观点依赖于它们的基本逻辑。

特别是斯考切波使用求同法来确定在她的三个社会革命案例中存在的一系列共同的原因，同时用求异法来表明几个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案例（英国，1905年的俄罗斯，德国，普鲁士和日本）缺乏这些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因此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

由此斯考切波确定了社会革命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当国家组织受到来自国外更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时，容易出现行政和军事崩溃，二是农业社会和政治结构促生了广泛的反地主农民起义，这是社会革命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罗斯和1911年的中国的足够独特的原因。

斯考切波将这两个原因概括为“国家崩溃的条件”和“农民起义的条件”，这可以被看作是排除斯考切波的主要因果因素的证据，因为它们各自单独出现在正面和负面的社会革命案例中，可以使用求异法来进行排除。

斯考切波为了使用米尔的方法，将两个原因的的组合看成一个单独的因素，因此这两个因果关系要素只存在于社会革命的三个正面案例中，而在每个非革命的案例中，这两个条件至少有一个是缺失的。

从这个意义上，当国家崩溃的条件和农民起义的条件共同存在时，是不能用求同法和求异法来对案例进行排除的。

相比之下，斯考切波所考虑的另外两个潜在的因果因素——相对剥夺感和城镇工人起义则可以被排除。

相对剥夺感存在于社会革命的正面和负面案例中，因此它不是社会革命的一个充分原因。

而城镇工人起义在三个发生社会革命的案例中并不存在，不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原因，因此可以排除。

由此，斯考切波使用了求异法的逻辑排除了相对剥夺感的解释，同时以求同法的逻辑排除了城镇工人起义的解释。

②顺序比较：如果斯考切波只采用了求同法和求异法，那么她将不得不排除在所有正面的社会革命案例中值不相同的自变量。

然而，斯考切波通过采用共变法来将她的两个主要因果变量（国家崩溃的条件和农民起义的条件）分解为在不同案例中呈现不同程度构成的顺序变量。

斯考切波将“国家崩溃的条件”分解为三个顺序子变量，即：（1）国际压力：促生了执政者的危机；（2）非自治国家：阻止政府领导人实施现代化改革；（3）农业落后：阻碍了国家对政治危机的反应。

同样，斯考切波将“农民起义的条件”分解为两个顺序变量：（1）农民自治与团结：促进农民自发的集体行动；（2）地主的脆弱性：允许农民阶级转型。

斯考切波在八个案例中对这些组成变量进行了等级排序，并使用这些组成变量的顺序差异来解释在国家崩溃的案例分解过程中与所分解出来的变量相互之间的矛盾。

例如，经历农民起义的案例中，中国和俄国之间实际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在斯考切波的分析中反映了农民起义发生的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