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教育家胡瑗的教育观点

浅谈北宋教育家胡瑗的教育观点
【摘要】北宋教育家胡瑗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首创分斋教学制度，设“经义”、“治世”二斋，身教言传，留一世美名，对今天仍有其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胡瑗教育思想分斋教学
胡瑗，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被后人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作为教育家的胡瑗有不少教育观点，至今看来仍有其值得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一教育的作用
胡瑗在所撰《松滋县学记》中曾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教育观点。

几句话开宗明义，言简意赅地分析了教育的重要性，批判了从初唐到北宋学校教育各种弊病，如轻教育、学风不正，认为已经“违背先王之道”。

作为教育家的胡瑗忧国忧民，从教育的角度思考国家兴亡之理，认为教育才是治国安邦之本，他相信教育的力量，因此才会对子贡的“夫子不可及”的观点不苟同，认为“孔子固学于人，而后为孔子”。

二教育的目的
在宋仁宗宝元时期，取士不以“体用为本”，专讲声律、浮华词藻，人才培养脱离现实生活，学校教育颓废，面对这样的消极现状，
胡瑗提出以“明体达用”为教育目的的观点。

所谓“明体”，是指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达用”，即将“体”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即后来教育中经常提倡的知行合一，从而使教育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而是知书达礼，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运用于实践。

在这样的教育目的下，胡瑗的人才观不再是单一、功利、片面的，而是全面发展、人尽其才、经世致用的，而是将教育、人才培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对扭转宋代浮靡的学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教育的内容
根据教育的目的，教育内容可分为“体”和“用”。

具体而言，“用”可为胡瑗所创立的分斋制度中的“治事”之学，但以“体”为本，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则是圣人之道，仁义礼乐。

他主张“凡人之有仁义礼智，必有信然后能行”，从而使学生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现在可考的胡瑗的著作《周易口义》是体现“明体达用”最全面最系统的教材，他曾于咸卦六解说“以圣贤之道，设为仁义之较；礼乐之化，以渐以摩，使之入人之肌肤，藏民之骨髓，然后天下之人皆合心毕虑，感悦于上也。

”
四教育普及和教师
胡瑗十分重视学校和教师的作用。

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

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

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

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

庆历四年，
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中只有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准允的“应天府书院”，其余寥若晨星。

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地方办学，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他认为这样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

对教师，胡瑗也提出较高的要求：“当果决其行，而力学、审思、强问、笃行，使其性明志通，又且养育其德，以修其志，使其道之大成，至于圣贤而后已，然后发其所畜，以教化于人。

”除了重视教师的知识，从胡瑗自己在教育实践上，也可看出他对教师道德修养的一些原则。

第一，爱生如子。

要求教师将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关心爱护，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例如，他的学生安涛患了痼疾，胡瑗慈父般地给予关照，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

第二，有教无类。

这与安定先生早年经历有关，对于家贫仍努力读书的学生，总是尽己所能给予帮助，并不会因为出身与背景而否定学生。

面对一些走过弯路的学生，他也循循善诱，启发学生“洗心问道”。

另外，胡瑗提倡教育者要宽容，在他病危之际，时任太学学官的程伊川曾问他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后人的，胡瑗说“面前路径，须常令宽；路径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可见其对待学生至善至真至诚。

不仅仅是作为人师，更是一位仁师。

五首创分斋教学制度
隋唐科举制度创立，为知识分子谋取功名提供了一条道路，但随着其发展也出现不少弊端，不少人读书专为应付科举考试，过于功利化，盲流于营造词藻空洞繁华，忽视经世济民的实用之学。

针对这一弊端，胡瑗提倡“明体达用”的实学，从教育制度上大胆创新，首创“经义”、“治事”二斋，据《安定学案》记载，“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

“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

经义斋主要致力于培养通晓经术的学术型人才，治事斋则主要培养技能型人才，此举一方面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满足其需求，因材施教，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增益其所长；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培养不同类型的各领域专业人才，使学习不流于表面功夫，切实有用。

同时，这也是中国教学制度史上首次将民、兵、水利、算历等军事和自然知识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的先例，在此之前的学校教育，与生产、生活有关的实用知识多被视为庸俗之学而无人问津。

分斋制的建立使这些实用知识正式纳入官学的教学体系，大大提高了自然科学的地位，改变了“独尊儒术”的单一局面。

分斋制不仅在“庆历新学”的时候全国推广，对后代也影响深远，北宋以后的书院大多采用分斋教学。

清初实学思想家、教育家颜元曾说：“宋儒惟胡子立经义、治事斋，虽分析已差，而其事颇实矣。

”颜元晚年规划漳南书院时分设文事、武事、经史、艺能、理学、贴括六斋，也是直接借鉴和发展了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

参考文献
[1]严元章.中国教育思想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2]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